勵志台灣大哀詞

十〉光復初期悲劇篇

婆娑台灣島福摩     原民漢胞歌聲輟

 青年勁旅忍投海     國府派軍苦踟躇

海南軍伕受毒害     次級兵丁糾葛多

接收金鎚紛爭起     日產解散工難復

演出倭人偷聲笑     美方竟來革命書

何以故    何以故     久別兄弟血流誤 

 這一篇的十二句是描述二二八事件悲劇的由來──近因。由於本篇所述的情境，也就是後來引起「二二八悲劇」的情境，它特別複雜，所以，以下解說的資料特別多些，請參考──

首先，讓我們看──「青年勁旅忍投海     國府派軍苦踟躇」前篇所述日美的離奇作為，都發生在國府派軍來台之前，換言之，以傳聞中甚囂塵上的「台灣自治運動」言，直後有我們前指出的「台灣王公開接收事件」、「台灣王怕日本十八萬大軍而拒絕出席南京受降大典事件」與「林陳演講後台灣物價飆漲事件」，似乎接收台灣所遇的變數頗大，這時國府應該如何派軍來台？

   而當年的史實，據謝東閔先生稱，原來國府所欲派的是其最精銳的青年軍──曾在緬甸與英美並肩作戰，擊敗日軍解救英軍，接受美式裝備者──他曾親身奉召為教官，對其官兵講解台灣的歷史，風土人情，風俗習慣與日本殖民統治的行政與教育、經濟等〈請見於「歸返─我家與我的故事」，謝東閔著，聯經出版，頁184〉；然而，在前述的日軍可能不穩，國府所派軍隊可能將面對極為危險的情勢之考慮，與國共相爭亟需用兵的大環境下，乃部分改派裝備較差，且未曾受該講習的地方部隊來台──對於長期受軍國主義熏陶的皇民化青年言，這是難受尊重的；更何況，該軍隊對兩岸氣候的差異之無知，竟正好又加重了這一負面的影響；在人們回憶當年時有所謂的 

 「日本投降，……，傳聞台灣軍司令部參謀長諫山春樹召集十六位台灣名流，告訴他們日本雖戰敗，但在台灣仍擁有五十萬大軍，還有五年屯糧及精良武器，如果台灣願意效法印尼，脫離中國宣布獨立，日本願意全力支持。聽說當時有人十分贊成……這計畫雖未實現，但陳儀已事先獲得台灣有人不願歸順的意圖。因此，在接收前先招募一批沒有知識、低階層的無賴漢，充當先鋒部隊，登陸後如果遭遇不測，既使犧牲也無妨，然後再派精銳部隊武力征服，血腥鎮壓。」〈引自「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頁353。〉

「我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份有幸與他同機，……當五架專機降落於松山機場時，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台灣士紳……都在那裡列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出來露面，……三十四年首次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國慶紀念會……他又稱病不出，……。他的作為真令人有點匪夷所思了。」〈「後世忠邪自有評」，收於「感懷集」，葉明勳著，躍昇文化事業1996年初版四刷印行，頁74~75〉

「當接收臺省之初，國軍第六十二軍〈軍長黃濤〉自高雄登陸，俱系美式裝備，軍容甚盛；第七十軍〈軍長陳孔達〉自基隆登陸，士兵來自閩省保安隊改編，人著棉軍裝，赤足著草鞋，……」〈沈雲龍口述回憶資料，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九，頁136。〉

「當時軍方對這邊天氣估計錯誤，軍隊來的時候，天熱都打赤膊，腳上穿著草鞋，服裝不整；……這種儀容不整，對歡迎的老百姓來講，看到後，認為這是什麼玩意，怎會打勝仗的？」〈沈雲龍口述回憶資料，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九，頁125。〉這是當年的複雜實況之一──然後其他的狀況可見於下面六句── 

「海南軍伕受毒害    次級兵丁糾葛多  

 接收金鎚紛爭起     日產解散工難復

演出倭人偷聲笑     美方竟來革命書」 

至於，上面出現的六句，除了第三句是指日文的「金鎚」，即，中文的「鐵鎚」，曾被國府接收人員誤為「金製」的鎚子，引起糾紛，此以作為當時語言不通可能引起嚴重誤會的一例子；第四句，則指的是前述關於戰後日人竟在離台前不僅以由東京運來的巨額廢鈔吸光市場上的物資，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把所有國策會社清算結束，股東與員工各自朋分後，國府所接收的幾乎只是空殼子；造成各地工廠難以開工的情況。學者研究史實資料中所謂──「在國民政府軍隊抵達之前，許多日本人所擁有的土地及工廠便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台灣人，根據一條新法律，凡是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所訂立的日台人契約承認有效。……有許多台灣資本家便與日本人勾結偽造契約，契約的簽訂日期填成8月15日之前，…據估計，當時有高達三百億的日人不動產，經由這方式而移轉出去，而當時台灣省所沒收的敵產也不過一百二十億而已。……」〈「戰後初期台灣各階級之經濟活動」，王宏仁著，台灣風物，第47卷1期，頁23。〉

 其一、二句，則是指在後來二二八事件中地位重要，卻少為人談起的海南島台灣軍問題，原來，戰爭末期日軍徵召台人赴海南島任軍伕與警察，成為當地的統治階級；少部份台人竟然皇民化到與日軍一樣嚴重欺凌當地民眾的地步；其事傳播頗廣，在戰後曾引起粵人對海南台灣軍人的報復，也引起部份海南返台的台灣軍人之仇恨；二二八事件之擴大，有許多資料顯示海南台灣軍人參與暴亂者最多，故有此段以勾勒該重要背景。據一位我台灣人軍屬所描述，其史實可見於下：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另一方面，戰後海南島台灣軍人，也因此在廣東受報復的情形如下：「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我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到台灣，……有一件對老百姓心理上有極大影響的是，要提提。當時軍方對這邊天氣估計錯誤，軍隊來的時候，天熱，都打赤膊，腳上穿著草鞋，服裝不整。……這種儀容不整，對於歡迎的老百姓來講，看到後，認為這是什麼玩意，……當官長的，沒見過榻榻米，竟然不脫鞋就穿著鞋走進屋子裡到處找床，由於語言不通，鬧了不少的笑話。對老百姓的心裡又起了極大的影響。」〈沈雲龍先生回憶資料，收於「二二八檔案彙編〈九〉」，國史館印行，頁125〉

是以上的這類事故〈另有戰前與戰時日本派往中國的台灣浪人，在大陸為非作歹〉，使得兩岸間埋下了衝突的複雜種子[1]

而五、六句則是指其時還有更複雜的情勢，第五句是指出日本人在此期中的重要表演──對應於戰後日本的嚴重動盪──「軍人和軍需工廠員工，不分公私物之別，開始分配庫存物資……街上的市民臉色蒼白，所帶的包巾中的東西，不是趁混亂取得的軍用物資，就是在黑市市場買來的東西。」，

皇民份子辜偉甫在東京所見的──「我本來打算到日本親眼看到重建日本的情形後，想把日本人肅然起敬的奮鬥精神告訴台灣同胞，我所見所聞的盡是疲憊而沒有道義的日本。〈「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鹽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

在台灣，戰爭末期已出現了

「部分敗德軍官，搜括許多糧食、衣料及其他物資將之藏匿。必須作為公民道德典範的軍官卻自己帶頭做如此之勾當，……我也認識好幾個將風塵女郎帶進軍營裡，開盛大酒宴到深夜而行止荒唐到極點的好色軍官，他們的勤務兵則被奉命爲這樣的女人端酒菜，自己吃的卻是聊可免於餓死的粗糙軍中伙食……」〈「台灣不可欺記」，伊藤金次郎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頁39、41〉的日軍；但是，卻由於總督府運了整飛機大額的鈔票來台，搶購我台灣各地物資以為己用，解決了日人返日前的生活問題，造成我們台灣物價嚴重膨漲，但是，他們對我台人卻表演出了一付很刻苦而極有秩序的樣子。讓外人都十分感動── 

因而，乃有著名的所謂「日本的統制經濟和停戰同時崩潰了。因為八年的戰爭而物資缺乏，疲敝困憊之際，加上統制經濟的體制崩潰，於是米的配給將斷絕，因此米價只有每天上漲了。首先依靠日本政權生活的官吏薪水階級者，發出了哀叫，加上日本銀行券的千圓鈔票上，加印台灣銀行幾個字的鈔票出籠，貨幣就驟然膨脹而更加刺激了物價的上漲。丟了職的日本官吏立刻跌入生活困境，有些人就打發家屬出外工作：小孩去賣香煙，女人就開露天店舖。無罪而純真的小孩不准上學，對著街上來往的人們點著頭『叔叔，請買一包香煙吧！』……」[2]

「那些曾經與我共事的日本記者們，率先垂範，成為一個團體而像苦力般地工作著。在街上看到他們頭上纏著白布賣力工作的樣子，實在悲壯極了。住在這個市營住宅區的貧民最先被遣送回國，但是當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實行所謂『要離開的鳥兒不弄髒窩』，於是把紙門重新裱好，然後離開。我看到這種情形說不出有多少感慨。」──這如何能不使皇民化的，不知事實底細的年輕人更是以為日人之可敬？！

這一情形，日人主事者之「偷笑」，實我先民之悲運也。

末句之「美方竟來革命書」，是指盟國此時竟然向我台灣散播鼓吹革命的小冊子；在著名的台獨經典「被出賣的台灣」裡，我們就可看到那位美國作者，二二八事件期間的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副館長柯喬治做這樣的自述──

「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3]──

這就是本篇此句所述「美方竟播革命書」的由來；而其實美國當年並未伸出援手，以至於該柯爾名其著作為「被出賣的台灣」；也應該正是當年熟知此中原委的我台灣祖國派領袖林獻堂先生在日後落難東京時，猶拒見該一身份重要的美國官員的理由。最後，本篇末句，就是指在這樣的複雜情況下，作者為我們被撥弄的先民，落入二二八悲劇中，被犧牲之哀嘆──悲痛那入人毒彀中的「久別兄弟血流誤」了。

[1] 例如，臺獨大將蔡同榮回憶中所及──「國民學校五年級時，我的級任導師是台北師範剛畢業的林老師，他不喜歡大陸人，也不會教國文，大部分的時間都教我們算術，他使我對數學發生興趣，其後一連串的入學考試，我都靠優異的數學成績而被錄取，這要歸功於他替我奠定的基礎。   林老師教我們半年後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他非常興奮，寫了好多標語，叫我們貼到村上的電線桿上。他在廟前演講，呼籲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打倒貪官污吏，好多村民響應地的號召捐錢，他跟幾位曾被日本政府徵調到海南島作戰的青年，一起到嘉義飛機場攻擊蔣。隨後幾天我都守在收音機旁邊收聽他的「戰況」。但此後他一直沒有回來，到現在仍不曉得這位我所敬愛老師的下落。」〈「我要回去」，蔡同榮著，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印行，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