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第二句，作者原擬用「美蘇冷戰兩岸愁」，一如通常由1947年杜魯門對抗戰後共黨的所謂「冷戰」上看，然而，由於作者細思美蘇之在華競逐在對日抗戰期間的1941年實在已然明白展開，那是1941年前，蘇俄以志願空軍援華；在珍珠港事件後，美軍始放棄其將戰略物資售予日本的所謂「中立政策」，正式援華；更早的史實則可上溯到1938年美國國會臨時成立的「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至1945年，該負責調查該「不符美國利益」活動的委員會成為常設機構；只是到1950年揭幕的韓戰中，因美國右派發動了著名的「獵巫行動」──麥卡錫主義──而美蘇衝突在美國內部邁上頂峰。
那是1950年2月，當時麥卡錫參議員公開宣稱掌握了國務院上下有共產黨員205人的名單，造成了美國這個以自由民主自許的超強霸權，對自身社會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整肅，許多著名的知識份子因受嫌疑而失業；這時國府也才在「二二八悲劇」後的此岸，又一次全面加強地展開了打擊紅色的恐怖整肅行動；往後在雷厲風行的兩年內，「破獲」了所謂「匪諜案」近八十件；對岸則在稍後的肯南的「圍堵政策」與杜勒斯所強調的「和平演變」之恐懼下，醞釀著往後的「反資產階級復辟」的「文化大革命」。因為這樣的史實，本文乃改用「美蘇戰略兩岸愁」──此外，泥土不以該慘烈戰局只因美俄不直接涉入，竟就稱為「冷戰」，我們的主體性何在？我們不是美國人哪，故此堅持不用一般習用的「冷戰」一詞，直稱美蘇「戰略」。
第三、四句，則是指出此期間兩岸先後失去其主體性；那是國府在1947年11月與美國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不顧其總理遺囑中強調的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求，竟在美國壓力下同意了美方所要求對等的國民待遇──例如，同意互相使用對方的港口，開啟了往後國府極度親美的政策根源；共黨則在1949年公開宣布了「一面倒向蘇俄」的政策，雖然，到1960年代蘇聯帝國主義的本性流露無遺之際，中共就迅速與蘇共拆夥，展開了其自力更生，力保國家安全的「不要褲子，也要核子」政策；但是，在兩岸資訊斷絕的情況下，「反共抗俄」，長期曾是此岸民族主義的重要口號：這就是此地所提示的關於「先進爭逐失主體」之史實。
而下句所謂的「獵巫染血更陰霾」，則是指上段解說中著名的「麥卡錫主義」，在學者論述美國史時，通常根據西方宗教史的迫害異教信仰之典故〈另一說，十七世紀末，美國曾發生巫術恐懼，居民群起而找尋嫌疑者而殺之〉，而將身為自由陣營龍頭的美國此期的肅殺形勢，亦名之為「獵巫運動」；而染血者，是指在美國的迫害，往往只及於監禁或去職與剝奪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如，美國核彈之父歐本海默，因被懷疑其忠貞而從此去職，終生不得從事核子物理之研究；名演員卓別林因而離美回其瑞士老家；清查各地圖書館，七十五名作家作品被列為禁書；兩千萬人曾受不同程度的調查；但是在動盪的此岸則到處諜影，在「杯弓蛇影」下，形成所謂「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過一人」、「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知匪不報，與匪同罪」，人人怕「隔牆有耳」之恐怖情勢。
然後，美國的「獵巫運動」，在1954年，麥卡錫參議員離任該安全會議主席後，雖就漸減弱，但是，該「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仍然繼續運作，於1969年，它則轉為「國內安全委員會」而存在，要到1971年因四位美國國會議員揭發了中情局在過去數年越戰期間，曾以鳳凰計畫非法逮捕、拘禁與暗殺達四萬人，該會與該法才被廢止〈註1〉；但是在美國全面改革情治工作，要到1975年，尼克森總統水門案後，因美國會對中央情報局之強烈不滿，全面反省時，該會才被取消。
而相應於上述的麥卡錫主義；此岸的防諜氛圍卻以1949年「戒嚴法」成為往後島嶼上空長久的陰霾，要由1976年底國府隨美國該法之取消後，始宣示尊重人權，經過1977年中壢事件，接受許信良之當選桃園縣長，直到1988年，國府解除戒嚴之前後，這陰霾才逐漸散去。
這期間，在個人自由上，島內的基本人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集會與結社，言論與出版的自由，無法伸張，甚至於萬千人們因而受到國府剝奪自由與生命的待遇；在這樣的壓力下，兩岸間，父母子女隔海不能相見，夫妻或兄弟姊妹不能相敘的情形，所在多有；而島內因而受刑者，痛苦亦然，對於親情與人性的斲傷，真是罄竹難書；根據法務部向立法院所提報告，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難人約達14萬人；此外，非學術研究的最高估計數字有所謂「據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達六、七萬件公佈，如以平均每案三人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20萬人以上。」──引自「台灣人權報告書1949~1996」，魏廷朝著，文英堂出版，頁2。
除了受直接威脅的人數之外，可舉兩高官為例──
中研院院長吳大猷之義女吳吟之的遭遇。在「吳大猷傳」中有如下的紀錄：〈該書，丘宏義博士著，智庫文化出版，頁584〉
「就在他們秘密地建立了父女關係之後某時，第一次的考驗降臨在吟之的身上。有一天，一群穿了便裝的陌生人來到她的家中。自稱是安全機關的某單位，來檢查。他們翻箱倒櫃大肆檢查一陣，杳無所獲後，就離開。到現在也不清楚這些人來自何單位。在七○年代，還有不少不知所屬──意思是政府對人民隱瞞──的單位，一發現有蛛絲馬跡的可疑現象，就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的手續，去任何人的家中盡興搜索。如果要抗議的話，輕則把家中的器皿、衣箱衣物亂加破壞，重則失蹤;幸運的過了一陣子才放出，連關在那裡、被那個機關抓去的，都無從知道。當然，偶爾也中了一、兩次的獎──在五○年代，有一位邊疆的民意代表娶了一位年輕的女子為妻，後來發現這位女子是大陸中共的間諜。可是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都徒勞而無功，……」
另一是曾任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的王雲五對於其出版物重印的壓力──
「中共人士所著之大文，……。雲老主持影印東方雜誌於民國六十年代〈一九七○年代〉．臺灣尚在戒嚴時期，反共意識高漲，此種文章如經印出，雖係事隔數十年前之人與文，本屬明日黃花，對現今已毫無實際政治意義之可言，但其時顯然仍觸犯法令;勢必將使全套《東方雜誌》遭遇禁售命運．則重印之舉形成無效．……因此，唯一可行辦法，唯有將此類文章全部抽除，如此雖不免稍有美中不足，但較之之全部不能印出，畢竟仍有價值，……但此時在台灣能一見此輩大名所寫文章，立即知悉其政治背景者幾希，以致檢查抽出諸此文章之事，一時無人可以代勞，非雲五先生親為之不可。……」〈引自「王雲五與行政革新」，徐有守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158〉
另再舉兩岸對抗下，對於京劇中原本「教忠教孝」的著名劇目「四郎探母」的「恐怖」反應為例，可見當年「白色恐怖」無孔不入的威力荒謬之一斑──
「京劇《四郎探母》被視為一齣反權力、反戰的劇目，它以人性的親情去控訴政治、戰爭的殘酷無情，因此，兩岸政權都曾禁演此劇。在台灣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因懼怕劇內有關四郎思母思鄉的感人情節，動搖了當時隨時準備「反攻大陸」的國軍士氣，長期禁演該劇。一九五零至五二年間，中國大陸禁演二十六部傳統劇目，其中包括《四郎探母》，被禁的原因是該劇描述四郎楊延輝被遼兵俘虜後卻沒有自殺，犯了嚴重的「投降主義」行為。《四郎探母》當年被禁的事實，卻成為今天觀看兩岸政治荒謬的鏡子。」（謝曉陽）■
〈引自「亞洲週刊」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br&Path=2207996152/45br1b.cfm〉
這就是上面第五、六兩句──
「鄰里萬千互防諜 恐怖慘白續年年
樁萱遙念應泣血 兄弟隔海喟黯然」
──所對應的部份史實。
至於，最後所謂──
終幸大陸自人助 伺機此岸奮出眾
何以故 何以故 兩霸對峙幸變故
白色恐怖的直接影響接近半世紀。在這美蘇對峙的期間，兩岸也處於強烈對峙中；對岸在中蘇衝突而自力更生後，自助而後得人助；1978年，在美國企圖充分破壞中蘇關係，為了竭力削弱蘇俄集團而拉攏大陸的形勢下，對岸主動地展開了改革開放，在「紅」與「專」之間選擇了發展社會經濟的道路。此岸則是更早地掌握了美蘇冷戰的機會，其經濟在1965年開始逐漸脫離完全依賴美援的地位；然後，其經濟發展就一步步地由東南亞受美援的諸落後國家中脫穎而出，至冷戰末期，已居於所謂「東亞四小龍」之首的地位。
以上的兩岸發展，是為什麼？
顯然是受美蘇冷戰內部形勢變動的影響──即，島嶼之得以發展是掌握了美蘇對峙初期，雙方各成鐵板一塊的對峙局面；大陸之得以發展是掌握了美蘇對峙中期，雙方相持難下，終致陣營各自鬆動時，也取得了於己有利的新局面。從此兩岸各自都得以走出可以有更深遠發展的局面。
總結這種經驗，本篇乃以
「何以故 何以故 兩霸對峙幸變故」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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