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台灣初期「台灣住民放逐政策」的回顧〈之一〉

日人對我台民「殺戮攘逐政策」之形成──

什麼是日據初期的「台灣住民放逐政策」？

那是我們島嶼先民在馬關條約後，在殖民者君臨之際，當時所受到的殘酷待遇；在人類史上那應該是一段極為罕見的，一群圍棋武士的「高明算計」。

甲午戰爭，滿族的寡婦孤兒主政的朝廷，面對著當時美國大力扶殖的日本，簡直是毫無勝算的；在對手威逼強索下，老弱的它不能不把當時中國最進步的省份割讓出去；然而，清廷還想表現些天朝上國對於其人民應有的關懷，他派出來的全權欽差大臣李鴻章，透過馬關條約，第五款，為我們島嶼上的先民取得了一種李稱為「棄地全人」的條件──那是該條約中白紙黑字的內容──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兩年之內，日本國准割讓地方人民願遷居割讓地方之外者，任其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1]

在李氏給當時台灣名臣林維源的信函中，所慨嘆的：

「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實出萬不得已」[2]

與其時我台人吳德功的「讓台記」中所提及的：

「現以新約內日本聲稱：『本約批限二年之內，地方人民願行遷徙者，准任所之，其有田地，聽其變賣他人；但期滿之後，未能遷徙者，日本認為人民』，皆載在和約中。是日本得地，而百姓之不願居臺者仍有遷、賣兩途。貴署撫每思念朝廷愛護臺民，並將以上定約勸諭臺民，勿得因一時過憤，致罹後患』」[3]

正是描述了當時清廷這樣的努力。

其時，日本當「明治維新」後，高倡「脫亞入歐」之際，後來被韓人刺殺斃命的伊藤博文為日方全權代表，為示其開明，不僅公開高論必在台灣禁絕鴉片，獲英人禁毒組織之贊許；同時，接受了中方關於兩年國籍選擇自由之要求；但其國內對於台灣鴉片吸食問題與第五款關於「任其變賣產業」問題爭論頗大；尤其，日本民族文化中不但有其很自大的成份，並且有高度「輕賤民命」的現象，在這時起了高度的作用──那應是當年無知的清廷與李鴻章都難以預料的。

因而，事後，我們不僅可在當年日本另一位全權大臣陸奧崇光的檔案中看到名為「關於台灣島嶼鎮撫策」的資料，其中主張：

「此際我方應確定對該島之政策方針，非執行斷然之處置不可，……關於鎮撫統治之政略要義於次：第一要威壓島民。第二要由台島攘逐減少支那民族。第三要獎勵我國民之移往。……」[4]

還可見到其國著名的文明啟蒙大師福澤諭吉自「中法戰爭」以來先後公開的主張：

「日本地理上近接支那……今占領台灣全島及福建之半，誠屬當然。尤其福建、浙江沿海地域，於支那前代大明末葉，一度曾為日軍侵略之所，…。此次日章旗再度飄揚於其舊識之地，將是日本人之滿足。」〈1884.10.〉[5]

「台灣地處熱帶，天然資源豐富，必有大批日本內地人陸續移住……」〈1895.4.〉[6]

「關於處置台灣……，目的應該限定於土地；以期掃蕩全島，其如土人可以不放在眼中，由日本人經營一切事業。……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1895.8.〉[7]

「如今騷亂之跡不絕，寧可以此不斷之騷亂為好機會，罪狀明白者自當嚴罰，苟或有掩蔽之疑者，即不容涉的放逐境外，土地財產盡皆沒收，歸於官有。」〈1896.7〉[8]

於是，日據初期，在那根據馬關條約，我先民應該獲得兩年自由選擇國籍的期間，我們的島上就出現了其官方所自白的如下史實：

「目前發生的事實也是如此，近時批閱各地稟呈的報告，我日本遣台或旅台諸君，特別是軍役夫、職工等亂軍紀、罹法網的為數不少，有此現象，誠令人難堪之至。」[9]〈1895.12〉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1897.1.〉[10]

就所知，當時該政策實際推動的情況，先是1895年6月2日，樺山總督與李經芳在基隆外海辦理交接台灣手續；6月6日，日軍登陸基隆，貼出第一張強調「凡居住大日本帝國領土，從順及從事合法業務之眾庶，得受始終完全之保護。」[11]的告示。

要到9月，當時水野民政局長才簽呈「台灣人民處理之方針」案，提供三種方案，請總督裁示；即：

「在台灣……處理方針不外如下三點：『第一，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第二，對當地人強制施行我日本帝國之法律，並破壞當地人之習慣風俗已實行完全之日本化。第三、聽任當地人習慣風俗之自然改良，政府不加干涉，法律亦依當地人之狀況設定。』」[12]

但樺山「以事關重大，需要謹慎調查而終於未作裁決」[13]。

但比該案更早的，我們已經，在1895年7月的第一手史料中，見到了日軍應該作為而不作為的「設計」：那是可見於我台當年可憐順民的緊急報告中的：

「……銓所經的各莊百姓無不叫苦連天。連日心存求降，……銓見此景，乃命連山至各莊，請出其人，令其諭其莊人歸順。目前急需告示貼於各店。銓與連山同往各莊宣撫土民，以免各莊百姓掀起擾亂。……日本大軍所到之處，竟無人安撫百姓；……銓見眾多百姓均不堪其苦，良民慘死者亦為數良多……」[14]

該情況，也可見於外國人在其信函中質疑的：

「是時何以日人未將其意圖，直接簡明用文告宣佈，實令人費解？」[15]

此外，還有種種極為惡質的現象，除了樺山總督的人事官員所曾經抱怨指出的：

「當時來台灣的大多是在日本國內不得志的人或失意的人。總督底下沒有很能幹的人，鹿兒島人尤其囂張，只要是鹿兒島人，不管是否人才，皆予以錄用……。」[16]

更有在司法檔案中，還可見到當時總督法院拒絕受理台日民事糾紛的情況──「法院是為治理台灣住民而設，對於帝國臣民〈日本人〉並無裁判權，然台灣住民不解此理，往往以帝國臣民為被告，提出契約履行等民事訴訟，而對於施政上威信大打折扣，但於法所限制，亦無所如何，只好諭知其旨，撤回訴訟。」[17]──然而，這樣的作為怎麼可能提供給我先民權益「完全的保護」呢？

再後，我們透過1896年6月27日，總督府軍務局長立見尚文所曾批判軍方而指出「究其極，往往有出於不穩之舉者，與台灣固有之土匪，其起因迥異」的官方自白──

「近來紛紛據報各地有土匪蜂起之情事，據可靠來源之報告，竟係淺慮無識之夫役、職工，乘戰勝之餘威，蔑視土人，以不當代份強購貨物，或劫掠雞豚之類等，逞其暴行，遂結怨土人，激起聯合一村一市以報積怨之念，究其極，往往有出於不穩之舉者，與台灣固有之土匪，其起因迥異……」[18]

以上就是日據初期，樺山資紀在台推動「攘逐殺戮政策」形成之史實，也是我們應該理解的、應該獲得我們後人深刻同情的、我台先民日據悲情史之第一頁。對此，當年乃木總督與日人的報紙曾經分別留下了這樣的宣告：

「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19]

「台灣割取以來恰值兩年，而決定當地人之去就即在今年五月，回顧起來大聲疾呼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以內地移民墾其土地之強硬議論，不料卻由『一視同仁』之宏謨而結束成為過去一場夢。」[20]

此即是日據初期日人攘逐殺戮我台民的政策之形成，在日本學者稱為「台灣住民放逐論」者，及其確實曾經存在的明證；那真是一段悲情的歷史。然而，悲情的史實，在複雜的人類社會裡是一歷史必然的存在，沒有哪一個民族可能完全沒有讓他們憤懣傷痛的過去，一個努力隱匿自身悲情歷史的民族，除了顯得幼稚外，並不就更能由上蒼獲得如童話裡公主與王子從此幸福快樂的許諾；相對的，高懸起來，受到省思與洞察我們被擺佈的悲情史，卻更可能會讓悲情者獲致類似勾踐臥薪嘗膽的自立自強效果；然而，我們島上卻似乎無人知道我們上述的悲情史。這是為什麼？！

日據初期「台灣住民放逐政策」的回顧〈之二〉

──「攘逐殺戮政策」的進行與結束之實際

前面我們揭露了日本殖民當局來台，雖然是在締結馬關條約後，以履行國際法而取得我們的島嶼，但是，殖民者並不真的遵守條約中，那關於給予我先民兩年自由選擇國籍，任便變賣財產的宣示；殖民者在彼此語言不通的情況下，不僅不肯充分展開一般殖民國家「立榜安民」的統治作為，並且其所設立的法院竟然拒絕處理兩國民間民間事務的訴訟案件，更有總督不論個人才具，任意重用其鹿兒島同鄉的惡質現象；因而，造成了乃木總督來台就任時，不能不公開地揚言：

「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將裁汰現有員額之半數；而今後之任用官吏所採方針者，第一為有意永居台灣者，至少能使台灣人民有同化之熱情者；其才學如何，並非首要之條件……」[21]

然而，究竟該血腥政策形成後，是如何地殘酷進行與怎樣結束的呢──此依時序先後，在前述樺山拒不裁示其應該裁示的「處理之方針」，與不肯「立榜安民」，反暗中製造衝突，試舉幾例，以見當時的實況──

首先，應該注意的是，日軍已擁有近代武器[22]，我台先民所擁有的主要只是前近代的冷兵器而已，真是「勝之不武」的局面。乃木總督1895年9月，來台前已曾經宣示：

「余與諸氏迄今仍未遇到足夠稱為『強又勇』的敵人，讓我們平素已擁有的『勇武』戰術沒有施展的機會，豈不令人覺得遺憾！當今的征台，給大家一個好機會，將可滿足諸氏的願望。……」[23]

其實，此前已有屠殺展開；那是1895年7月，英國記者所曾描述的

「如16日，竟在大稻埕亦炮聲歷歷可聞，入夜，余下淡水河之際，自甲板上竟可指認南方延燒村落之火焰。……一般良民亦無疑將受災累……各地流佈日軍慘無人道之風聲……邇來放火於全邑，凡欲逃亡至新竹、台北者，勿論男女老幼，皆予格殺一節，殆可置信」[24]

「大姑陷原係人口四萬之繁華市街，日人終以砲火陷落，生存之多數窮民，住無家屋，食無口糧……」「大稻埕不日將復蒙戰火。此言一出，竟在中國人間引起一場大恐慌，因競相逃往中國內地，勿論輪船小艇，夕載數百歸去，翌晨復候於海岸西望者數千……」 [25]

「台北以南的十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約有六萬人口無家可歸。……25日，……鬥爭、暴行、殺戮以及搶劫，仍屬日常之事。台北以南十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台北艋舺一區，竟每百人即有八十八人，向中國內地逃亡，且此風似無日可戢。」[26]

與此接近同時，有著名的蕭壟〈今日佳里〉大屠殺──〈1895.10.20〉

有論述者記錄其情境：

「下午三時，日軍抵蕭壟街……村民逃走一空……一隊來到溪畔的叢林……聽到有嬰孩啼哭……時林裡刺竹叢生，天然溝壑既深且黑……中間便藏匿了……近千人……日軍派兵截住了長坑的頭和尾，於是亂槍齊放，……約二十分鐘，一時淒厲的慘叫，真是人世所未聞…至今村人……所謂『漚汪夜哭』……後其軍又……在蕭壟、漚汪、下營等地大事搜屠，格殺勿論。……收屍，裝在了十八輛牛車。……」[27]

在此之後，1896年1月，有「宜蘭大屠殺」的記錄：官方秘第七號報告稱：

「……自旅團抵達該地以來，殺戮匪徒數達約千五百人，在宜蘭平原之民家，己燒毀其二分之一。」[28]

而前述軍夫千人長在其日記中則如此描述：

「此日，縱隊在宜蘭、礁溪間，搬運糧秣，行程來回五里。此間的道路，均是水田間的小徑，沿途的民屋幾乎都被兵燹所燒毀，今在河中田畔等，仍佈滿死屍，其數量多得數不清。」[29]

其後，在1896年6月，中部埔里社有少為外界知悉，死亡數千人的埔里事件：

「日本軍占領大埔城後，走反的埔里街民應日本軍的勸告返回空城的埔里安居;可是日政府派任的埔里支廳長繪山好色粗暴、始亂終棄，弄得埔里街民不堪其苦，趁守備軍隊撤退，乃群起革命趕走日本官民於城外，於是日本軍為收復埔里，即派三路兵馬，一隊……攻南門；一隊從水尾鳥牛欄攻西門；一隊……攻北門；斗六軍隊攻入埔里後，對南門及東門一帶的住民大事搜捕，屠殺數千人。」[30]

其中最讓人們聽得目瞪口呆，瀝血錐心的，應是當年日軍在大莆林「官逼民反」之作為：

「倭之據大莆林也，精華宰羊豕，除道路，迎倭，倭至，責精華獻婦女二百人，精華不應；倭酋怒挾精華至其家，搜得婦女六十餘人；縱兵淫污，精華家人姦辱尤甚。精華怒送款台軍。……」[31]

然後，就是該年7月發生，前述使乃木總督必須認罪、又不甘心認罪的情境，稍後上任的他，面對了英國報紙所提出的強烈批判──那導致整個日軍攘逐殺戮政策難以繼續進行的「雲林大屠殺」：

「於是乎，雲林東南一帶之地，則斗六堡東南面一半，鯉魚堡及打貓東堡各地，五、六百里間，凡燹煙之下，無不盡成肉山血河，既不分良匪，復未辨薰蕕，幾千房屋竟付諸一炬，無數生靈頃刻間盡成斬首台上之冤魂。」「倏忽間，九芎林庄成為焦土；村民血肉飛散，變成慘絕人寰之地獄；旋行石榴班海豐崙之殺戮燒焰，腥風捲煙，陽光淒然」[32]

再看當年被後人稱為良心未泯的台灣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對此屠殺的嚴厲批評：

「只有六天，焚毀了七十多個村莊的房舍；不分青紅皂白的濫殺無辜，百姓喪生者……使父被殺，母被害，妻被姦，兄被戮，骨肉離散，天人相隔，民眾悲憤達於極點。世居的家園，無端被毀，流離失所，三餐無著，不得不投入匪徒群中；其實真正的匪徒不過十之二、三而已。」[33]

但是，真正具有影響力的應是當時英國「香港日報」所刊出之社論：

「在台灣土匪蜂起，襲擊雲林，據報英國僑民復被殺害……果如我社通訊員所報，系起因於在該島之日人之刻薄，及其官吏之無知驕傲怠慢，以及其他之全般失態，則非早日責調善任其職者，以代如此傲慢之官吏不可，如今全世界之視線，正集中於在台日本國之一舉一動，若此一新統治者竟有如此顯著失政，則難料有重大後果也。……於台灣，其島民對新統治者抱不平，並利用機會煽動各種叛亂之徒，不乏其人，亦屬自然情事，唯此種機會竟然係屢因官吏之驕慢無能所造成，則日本國殊不能不注意也。……換言之，日本係實驗中之殖民國，如在其初發階段即嚴重過失，自當遺憾千秋。」[34]〈七月四日〉

「在島中部發生叛亂，製樟業之中心雲林，於6月27日被襲擊，日人憲兵，仍有12人左右被殺害……日兵已退至彰化，以待援兵開到。此種慘狀，係起因於該地日人之刻薄，加以其官吏之極端無智無能驕傲怠慢，以及其他萬般失行所造成。」[35]〈七月四日報導，七月一日該報訊〉

原來該「雲林大屠殺」對於日本的傳統文化言，因其「武士道」中，本不僅有「視死如歸」之強調，並且更有「對殺人感覺厭惡，大概是精神病的前兆。」[36]的普遍要求，因而，該屠殺事件本僅是一普通事件而已；但當時是其舉國奉行「脫亞入歐」政策的時代；因而，殖民當局面對英國之公開指謫，才特別重視該屠殺事件。不過，英人之重視該事件，並非其特別有愛於我們雲林先民，而是當時該血腥政策所造成的社會動盪劇烈，不但影響到列強在我們島嶼上的貿易，且當時發生了英商人被殺死的事件；因而才會在其報紙上進行了上述嚴厲的抨擊。

在這樣的情勢下，福澤諭吉當時所曾蠻橫公開表示著：

「對時下的措置，某外文報紙早就撒播邪說，對這次掃蕩大姑陷地方的經緯，報導日軍又屠殺云云；這是他們慣用的毒筆，不足介意。」[37]

及官方趕忙調查真相，至9月，其外事課派出的通譯事務囑託近藤在其報告中所坦承：

「士兵之行為，如外國報紙之所報導，多屬事實云云。」[38]

但軍方仍一貫意圖努力掩飾，例如，前面我們所曾引用的1896年6月軍務局的通電所強調的「各地有土匪蜂起之情事，據可靠來源之報告，竟係淺慮無識之夫役、職工，乘戰勝之餘威，蔑視土人，以不當代份強購貨物，或劫掠雞豚之類等，逞其暴行，……」，就是在以推諉歸罪的方式面對問題，然其所坦承的「究其極，往往有出於不穩之舉者，與台灣固有之土匪，其起因迥異…」，卻應該充份地給本期間我島嶼的社會悲劇史，揭示了其深刻的真相。

相對的，我們還可看到當年文官與武官調查者各自努力掩飾的內部報告，就都是該悲劇的真實註腳──那各方的資料──

「軍隊、憲兵隊、支廳員等，均固執排外說，似均敵視外僑，……」[39]

「據可靠消息，此次雲林支廳員之間，有不能容赦之非行，致助長土匪聲勢之情事。由軍隊洩漏此事實，可謂文官全體之恥辱。……僅內陳以供參考。」[40]

「頃由小官呈報民政局長之隨行討伐隊覆命書中……『旅團長密令，云云』一節……因旅團長從未曾下如此密令為由，照會外事課長，請取消該項……按之該項，係摘記自與今橋中校之對談要綱……殊非小官之獨斷或推測……唯為保持總督府之體面，當有其必要時，自可儘量為事實之取捨……附記：本文僅供貴官參攷之用，請勿對外發表，務請惠予協助。」[41]

以上種種史實，就是日據初期整個血腥「攘逐殺戮政策」的進行與其不能不結束之實際過程。

近來東亞時局的發展，美國大力扶持日本圍棋武士的情勢似乎又出現了，使我們不能不由舊日被長期掩藏的史頁中，試著回顧這段先民不幸的遭遇。

日據初期「台灣住民放逐政策」的回顧〈之三〉

 ──隱匿「攘逐殺戮政策」的史學發展

這樣一個重大的政策，何以作為後代子孫的我們簡直都不知道它的存在？這真的是一段極為罕見的，一群圍棋武士的「高明算計」！

首先，應該指出的，在某些日人的眼中似確實全不知曾有這些殺戮攘逐的政策存在過。其始源應該是前述福澤那類蠻橫之說法──「某外文報紙早就撒播邪說，對這次掃蕩大姑陷地方的經緯，報導日軍又屠殺云云；這是他們慣用的毒筆，不足介意。」。

原來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其雖深受西方思潮衝擊，但是在史學上，由於其高倡「天皇至上主義」的傳統，史學界很早就確定了「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的分歧；對於台灣殖民史實，基於其傳統中有其異於他國、趨於「自大、認命」的「神裔」精神，就成了可「合理」隱匿真相的「應用史學」之對象。

其次，誠如我們先民所曾指出，島嶼當年的歷史有太多被扭曲和掩藏；例如──

「常聽父母談到……日本人……把抓來的人……天未亮即全部帶到空曠人跡罕見之處，有的砍頭，有的槍殺。然後謊報上級，稱在某處遇到盜匪若干，激戰後本軍擊斃若干人云云。這是父親因擔任壯丁團長，得以親眼見過此類報告書，親口告訴我們的。」 [42]

「留美之學生時代……曾謁美大統領羅斯福……該氏感日本之殖民政策，除武力之外且有堂堂政策，極讚嘆不已。當時余……因……信日本之治台，時舉良好成績。……及到台灣所見所聞，則與前大統領羅斯福所述，大有相反。……彼官憲之報導為實在歟？」[43]

「因英國人麥阿斯住在打狗，……故以年薪一萬元聘其為總督府顧問，……麥阿斯常常向支那、香港等地報紙投稿，批評我施政也帶有緩和之目的。……到乃木總督時代，麥阿斯……暗地裡卻對我採取攻擊的態度」[44]

其三、我們關於日據時期的研究，長久以來都是由留日學者主持的；他們留學之前的學術基礎堅實嗎？他們的主體性夠韌性嗎？他們留日期間應該主要都是在美日霸權的學術掌控之下，是否早已經被畫定了自身研究的範限，只能在某種皇國「應用史學」的框框內發揮其學術能力？

想想，竟讓我們的青少年在國中課本上只讀到那所謂的：

「日本為對付台灣軍民英勇的守土抗戰，曾出動大軍鎮壓。台灣軍民戰死或遭殺害者多達一萬四千人」[45]

「最初，總督府常採取殘酷的報復性鎮壓，而濫殺無辜……」[46]

何以稱為「對付」？何以稱為「報復性鎮壓」？竟像是說被迫不得不對我們的先民鎮壓？──此外，所謂「多達一萬四千人」的根據是什麼？這樣的論述，考察起來，原來都起自我們的學術界，它們主要是留日學界帶回來的說法。

下面，我們將引證當年日本官方著作、戰後日本學者與我留日學者的例子，說明上述隱匿真相的史實之發展。

一、    當年日本官方著作的隱匿

一般言之，官方的著作，必然有其立場；因而論述史實時，落筆必會有輕重之取捨，本不需太計較；然而，為了立場，竟然抹煞了史事發展的重要梗概，甚至根本顛倒了是非黑白；作研究的我們就實在不能在意了。

以當年的血腥政策言，到1898年，據稱仍有日方報章自我粉飾這段其應自知醜陋的史實，而竟有所謂：「自28年6月至29年3月30日 期間，實際無任何措施，除取締製樟腦之外，專以綏撫人民為事。……」[47] 的自欺之詞，可以為過份的一例。

此外，前文中我們所引用的「 台灣抗日運動史」，就是官方當年所出版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內容；該書高談1895年8月，雖施行軍政；但─如原訂在1896年4月施行民政，卻由於我台民反抗激烈因而才大舉報復，把惡毒的日軍放在被攻擊，不得不反擊與報復的地位；絕未把當年實施該血腥政策的重要的細節，標示出來，例如，我們前面所揭露的──當年日本內地「山多田少」，對新領土竟考慮驅逐我台人而日人移民的問題；日人知識階級都懂漢文，日軍卻不「立榜安民」；外加語言不通，且法院拒絕處理台日民事訴訟問題等等史實，尤其，前及另一本官書「台灣治績誌」[48]中被明白提出來的、當年乃木總督坦承殖民當局確實嚴重錯誤的幾篇重要講話，在該一「沿革誌」中，都顯然被隱匿掉了[49]。

而著名的矢內原教授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50]一書，在法西斯主義下仍對我台人處境給與若干同情，是其受肯定的大理由；但該書僅標示「帝國主義」，未提及「日本」，且強調其「早熟」[51]，無形中為其皇國作為降低了應負的行為責任；該自由派大教授也完全隱匿了日人陰狠的血腥設計[52]；戰後，其人又獲得霸權者提攜為東京大學校長；其所表現的隱匿，自也難免成為一種傳承的學術風格。

二、   戰後日本學者的努力隱匿

這是戰後的日本學者也有稍能誠實面對史實者，例如，日本學者小林道彥曾有論文直稱日軍當年確有一放逐我台民的政策，在該論述中名之為「台灣住民放逐論」[53]，然而，小林氏對於該政策之結束過程，竟稱：

「要言之，領台當初為陸軍所奉行的『台灣住民放逐論』，因為土匪的相繼蜂起而失去了現實上的妥當性。」[54]

然如本研究之所呈現，該血腥的「放逐論」在現實中，那裡是因我台先民之相繼抵抗而失去其「妥當性」？──真正使該政策結束的原因，乃是在該血腥政策下，已造成英國在雲林地區的商業受阻，且還發生了英商被殺的事故；英人遂公開在報紙上向殖民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的緣故。

對於這樣結束的史實，怎麼可以僅僅說成是「因為土匪的相繼蜂起而失去了現實上的妥當性」呢──這或是其「應用史學」之一例。

接著，我們可看那來台深造、高調為愛而歸化我台，可敬的藤井女士的另一例──在他著名的論文裡，雖明白地提到了「乃木到任時的第一個聲明，就是整頓台灣官界的風氣…特別是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時代，以鹿兒島同鄉的緣故而採用了大批的雇員；這些官吏大都是貪污腐敗，不擇手段…」[55]之類，卻忽略了我們指出的其設計的陰狠，而帶出了其與日本學者共通的「報復、征服」觀點──

「1895年八月六日陸軍大臣大山岩…將台灣總督府的組織改為軍事官衙的組織。換言之，日本面臨抗日的台民騷擾，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征服台民。」[56]

然而，那樣陰狠的殘酷政策下，怎可以簡稱其「暴力」為一般所謂的「報復」，而在受高度設計的迫害情況下，我劣勢先民跡近絕望的掙扎，怎可以稱為「騷擾」──這簡直是另一種以「進出」取代「強暴」「侵略」的思考模式──這或許也是日本學者「應用史學」的又一典範。

三、   我留日學者所接納的隱匿方式

這是我們留日學者已接受了繁複的日本語教育、學習日人種種具隱匿性的「合理化」論述之餘，還要維持我台人的主體思維，應該不是一容易建構的複雜工程；更何況還有戰後霸權國家無孔不入的學術宰制。

此舉出曾經在日長期執教的黃昭堂、乾脆歸化日人，改名「伊藤潔」的劉明修，以及長期在台大歷史系執教的吳密察三人為例，來考察我留日學者對於這段血腥史實的接納方式。

先看黃氏對此重大問題的處理，他努力地以下列四件事，而組成了其沒有「攘逐殺戮政策」的「日軍報復說」：

「然而毫無殖民地統治經驗的日本…」[57]

「事務局…全體委員…雖然堅決主張實行武官制的只有川上副總裁一人，可是最後伊藤總裁還是裁定川上的主張。」[58]

「乃木總督、曾根民政局長傾向於將台灣住民趕出，結果，最後還是採取了鼓勵台灣住民繼續留下的政策。」[59]

「1895年12月在台灣北部的林大北、林季成等…包圍了宜蘭…在日本軍的報復行動中被殺戮的人達2,831人」[60]

再看以「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一書著名，也早有隱匿我先民戒毒成功偉大史實之嚴重前科的劉氏，在其「台灣」一書中，則有著完全隱匿該陰狠政策的「合理化」論述：

「樺山總督雖於1895年11月，向大本營報告『全島今日完全平定』，但諷刺的是，其後在台灣全島各地抗日遊擊活動卻活躍起來。12月在台灣東北部『土匪』發動抗日…」[61]

「日本政府及台灣總督府除了對反抗的『土匪』外，也沒有採取積極要求住民退出台灣的強制政策。」[62]

「用軍事力量這種物理性措施獲得領土之後，當然招來用武力抵抗。為壓制抵抗，又需行使武力……」[63]

然後，看那位留日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的處理；他與黃氏、劉氏一樣也祖述了日本殖民者的說詞，而強調著那「沒有統治和經營殖民地經驗的日本」[64]，以及跟著矢內原提出所謂「早熟的帝國主義」[65]；不過，他隱匿日人血腥政策的方式則略有不同，說是：

「其實總督府…所主張的日本人中心主義傾向，甚至總督府也不無暗中希望台灣人在國籍選擇期間內大量退出台灣，以利日本人移入」[66]

三人的三種論述，黃氏與吳氏的觀點都很曖昧不明地提及了要我台人退出台灣血腥史實，劉氏則完全不將該史實視為學者應關注的問題；只是逕稱「用軍事力量這種物理性措施獲得領土之後，當然招來用武力抵抗。為壓制抵抗，又需行使武力…」。──或許，這種差異正是三人中何以獨劉氏一人離棄我島而歸化於殖民者之理由。

四、結語

我們無法確知上述資料的整理，與史實的發展有多貼切，然而，由我們年輕學子簡直完全無知於自己先人當年真實的處境上看，個人認為至少這是一個不容忽視、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無論當年我們的留日學者們是為何竟然都不敢正面地審視進而處理這個重要的問題？！

日據台灣初期「台灣住民放逐政策」的回顧〈之四〉

──我們島嶼在「攘逐殺戮政策」前後之社會變化

前面已縷述了日據初期被我們學界長期忽略的重要史實；那是連日本學者也不能不承認了當年確實有把我「台灣住民放逐」的政策，然而，當該「放逐政策」的前後，我們台灣先民的社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都知道，島嶼當年被割讓之前，由於劉銘傳推動建設台灣，成績極為可觀，而深受到外國領事人員的重視；為此，美、日領事都曾經親身來台考察。然而當時的實況如何？

下面，我們將先就我們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資料，分為北中南三方面，來考察當年殺戮攘逐政策施行前後，我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

一、     血腥政策前，我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

一〉  北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

根據1895年以前，最後一次「淡水海關報告〈1882~1891〉」的資料中，可見到如下的描述：

「在過去10年間的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人民需要品之大為增加，……如在1881年有棉布20種，在過去十年間又增加了16種…在金屬中，增加18種。…煤油一項……在1881年為3,490加侖，到1891年增加到884,420加侖。……本國輸入品種類的增加也同樣地顯著，在過去十年中達62種之多，運輸工具也頗有從民船轉為輪船之勢。」[67]

「純國外輸入的價值在1882年是關平364,684兩，在1891年是關平874,574兩。在十年之間增加了140%。……」[68]

「在這十年間，此一地區的人口數字是突飛猛進的。……乘輪船來此的旅客較離去的旅客多出21,436人；但是這個數字並未將民船運輸包括在內，所以只能被視為在繼續中的人口增加的一個跡象。台北的開創、大稻埕的迅速成長，以及艋舺之維持其原有人口，已經產生一個實際處於同一疆界內的至少擁有十萬人口的商業中心地。……墾殖的地區也已擴大，再加上……金礦床的掘金者的大量湧入，台北縣的人口大概已增加了三分之一。」[69]

此外，當時「突飛猛進」的情境，除了該金礦是在1889年發現；因其「利聲四達，遠近踵至」之人口聚集效應，兩年內，「北縣人口大概已增加了三分之一」；然後，1893年，基隆河上游更又發現了金瓜石金礦──即繁榮應該繼續著。這是日軍來台前的情況。對此，我們還可找到當年日本隨軍記者與日人千人長所描述的台北府城──

「市中人力車尤多，其數至少不下二千。…這邊有名的製茶所很多，一家就有七、八十名到二、三千名的選茶婦，在此忙著精製茶葉。半中國式半西洋式的高樓大廈，此邊尤多。……財貨金銀之流溢，人民之意氣高昂，……」[70]

「北部地方尤為顯著……乳臭未乾的孩童，多數也能寫、能讀；甚至物理知識也已有概念；此乃得自著名的劉銘傳……讓一般民眾在昏昧中醒覺所致。」[71]

這些應該顯示了樺山率軍登陸後，殖民當局那陰狠的政策尚未實施前，台北的真實市況。

二〉中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

關於中部台灣，清代早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發展；晚清曾計劃將省治設於中部；中部大族世家不少，其事業應自有潛力；雖然日據前，鹿港已開始淤積，港區多次外移，但「1893至1895年間，因日本樟腦減產，台灣更獨享世界樟腦市場」[72]，中部林野廣大，有南庄、苗栗、大湖、三義、卓蘭、東勢、南投、集集、埔里[73]等樟腦街市的興起；然後，透過當時的資料──

「外僑商店在林杞埔與集集街者，……在集集街外商調查報告中有德國東興洋行，公泰洋行；英國怡記洋行、味記洋行、大川洋行、昌記洋行、美打洋行、慶記洋行、仁沙洋行、瑞記洋行」[74]

以此十家洋行聚集於集集街上為例，就所知，它們主要是經營樟腦業，該業所需的大量工作人員，與為了保障該業工人的安全，還需要隘寮、隘勇之設備，可能帶來怎樣的繁榮？我們雖無當時各地的詳細資料；但可參考日據下因樟腦業而繁榮的霧社之描述：

「霧社台地有能高郡警察課霧社分室、……交易所，及內地人經營的旅館、雜貨店、製腦公司辦公室等。霧社事變當時內地人有戶數36、人口157、本島人有戶數23、人口110人……。其他有台灣製腦股份有限公司，在該地配置腦灶56座，有本島人腦丁109人，其家屬35人，計144人；又在霧社南方二里餘的萬大山方面，配置腦灶326座，有從事工作的腦丁424人，其家人156人，計589名，讓合計733名入山長住……」[75]

當年每個洋行在產地運作的基本經濟規模至少要多大，我們不知道，但是十個洋行同時運作，應該彼此有競爭，相對於上引作為參考的1930年壟斷性的「台灣製腦股份有限公司」，民間所得應該較高；則其對於社會經濟繁榮所造成的作用，應較1930年的影響為更大。

    三〉南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

關於南臺灣，雖然鐵路尚未修築到此，發展自較北部緩慢，且農業經濟易受天候影響；但有1888年日糖業專家宮里正靜來我南台的考察報告，可以做為當時社會進步發展的參考；其曾讚許工場的規模與工人的勤奮：

「有耕地者常在其土地上設製糖所，其職工勞役極為勤勉，規模亦巨大。……遙遙領先阿讚地方〈日本糖之名產地〉，分工經營，孜孜不倦地從事工作；分為日、夜兩班，……其餘暇均以睡眠為習慣。……我沖繩大島等地製糖，與台灣的製糖場相比，只是豬圈小屋而已。」[76]

另1900年，在日號稱「糖聖」的鈴木藤三郎，其來台的視察報告中，我們更可想見當年我南台灣先民的工作效率與生活：

「都用水牛之力，其效果當有內地之數倍。…在觀察其生活狀態，在鳳山一代調查表明，一人一天的生活費在三錢五厘到五錢便足夠，其常食是米、甘藷、其他豬肉；衣服是只纏繞腰部的布片……而工作量則是內地人的一倍。」[77]

而1891年「英國駐台南領事商務報告」中，另可見到如下的描述：

「本年度在煤油進口方面……需求量正在繼續地呈穩定地增加中，而且毫無疑問的，本年度實際進口量必定是超過去年度的……」[78]

「目前所計畫的一項工作，就是介紹外國的磨坊機，以取代現有粗製的本國製機種，在朴子腳〈位在北部糖區的中央地帶，亦即在台南府北方約30哩〉的磨坊機是由格林諾克的布萊克布爾公司所擁有……此機目前已裝置完成，而且已有良好的反應。」[79]

但「1882~1891年台南海關報告」中，另可見到如下的描述：

「綜上所述……在未來的十年中台灣南部沒有大發展的希望……目前有一個組織公司開採附近地區煤礦的計劃，據說應已募得資本20萬兩。……如果此一計劃能夠實現對此區域絕對有所裨益的。」[80]

在上述所見的工業基礎上，那樣的生產力與生活水準，當社會的牟利動機已長期發動，又在洋商的特權支持運作下，應該也不會導致南台灣的衰退。而該「海關報告」所稱，「關於本島上中國人的總數，我不能得到一個可靠的估計，不過，這個數目無疑地增加得很慢。」[81]；換言之，當年南台灣雖未如北台灣的發展，當時人口並沒有減少的情況。

但不同於北部台灣的是，由於日軍進入台南，是基督教英國牧師導引日人進城；且日人當年對於西人高度敬畏，使受西人庇護的新舊教徒較多的台南之社會經濟所受影響應該較少。難怪當年前述日人日記中有「台南是台灣南部的一大都會，商業、工業極為繁盛，尤其治糖業佔島內的第一位，戶數三萬餘，大廈高樓也不少，車馬絡繹往來，宛然若織。」[82]的印象；應該是當時真實的市況。然而，在城區外的廣大區域，在言語不通，官方故意製造衝突，以利其放逐政策的情況下，易於自然轉成「殺戮攘逐」的情勢，則應是與他地相通的。

二、血腥政策後，我台灣的社會狀況

該「台灣住民放逐」政策，是以我台灣先民為對象的；血腥政策之後，我們島嶼的社會經濟的實況如何──下面，由於關切我先民的真實處境，本研究將分為市街經濟與鄉村農業兩方面來概要地認知當年我們島嶼上社會經濟破壞的程度。

一〉城區市街社會經濟的破壞

前面我們曾提及外國報紙記者所描述的「大姑陷原係人口四萬之繁華市街，日人終以砲火陷落，……」「台北以南的十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約有六萬人口無家可歸。」，顯然可以為一例子。此外，我們還可以見到下面的其他例子；那是來自台北城與前述中部雲林市街的資料。

〈一〉劫後的台北城

根據1892年所提出的「淡水海關報告」所及的「台北的開創、大稻埕的迅速成長，以及艋舺之維持其原有人口，已經產生一個實際處於同一疆界內的至少擁有十萬人口的商業中心地。」；如所指出，1891年後，由於鐵路開通、金瓜石金礦發現，島上樟腦業獲得壟斷性發展，北台灣的社經發展應該持續繁榮：然而，根據殖民當局對於該政策實施後，台北城內的統計數據竟然是──

「1896年台北城〈城內、艋舺、大稻埕〉人口為46,710人」[83]

在官方該政策下，如此「過半」人口消失，對應地對於地區社會經濟一定造成了極嚴重的損失。

〈二〉劫後的雲林市街

我們前面已提及有位日本法官親訪雲林，描述了該政策「只有六天，焚毀了七十多個村莊的房舍，不分青紅皂白的濫殺無辜……」，在此，我們不難想見當地社會經濟會受到巨大影響；而無獨有偶的，我們還可由拒絕認知「殺戮攘逐政策」存在的留日學者，在其權威著作裡所留下，那巨大的「18萬人」的落差數來理解：

「在光緒二十年所編之『雲林縣採訪册』中……當時該縣之全人口為59,701戶、人口284,889丁口。此與日人伊能嘉矩所記之光緒十九年雲林縣人口──29,575戶、101,649人，出入頗大。兩者之差，未知出於疆域之不同、抑或有其他原因？待考。」[84]

該地區不只發生過著名的殺戮攘逐事件，並且竟「消失」了十八萬人，對於其社會經濟可能造成了怎樣的破壞？

二〉    鄉村農業經濟的破壞

前述雲林縣當年人口數據上的巨大落差，顯示了當地所受的血腥政策，一如該法官之描述，顯然並非只是以外國媒體所關注的市街為其對象；因而，它們對於城區市街的破壞必然擴及廣大的農村；可能最為明顯的史實，我們可以由乃木總督當年認罪善後時，其所設的投訴箱中曾出現一所謂「各地之田園，或因所有者之死亡或因已逃走而荒廢者多，應更招農民耕作，其利不少。」[85]的建議，應該可以說明其時在該政策下，各地社會經濟普遍受破壞的史實。

至於，究竟我們廣大的農村經濟受到多大的破壞，我們沒有確切的資料；但透過除了雲林縣資料中的巨大落差外，前及日人千夫長經過宜蘭地區時所記錄的「此日，縱隊在宜蘭、礁溪間，搬運糧秣，……沿途的民屋幾乎都被兵燹所燒毀，今在河中田畔等，仍佈滿死屍，其數量多得數不清。」；我島嶼當代已故學者廖風德根據統計資料而提出其沉痛的發現──

「此時距咸豐元年〈1851〉已有40餘年，戶數由8,383增加為21,464，但人口卻只增加7,382人，似乎極不可能；但若以民國十五年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進行戶口調查的結果，宜蘭地區的人口共計147,400人，以此數前推辨務署之戶口調查，似又無誤。唯一可以解釋的是在日本佔領宜蘭前後，社會動盪不安，情勢危殆，部分移民返回原籍，加上日軍屠殺，抗敵陣亡，人口因而減少。」[86]

在這樣的攘逐殺戮情況下，我島鄉村農業經濟會遭到怎樣嚴重的破壞？

以上，就是在缺乏充分的數據資料下，針對「攘逐殺戮政策」前後的歷史資料，考察我台灣社會在日據初期的不幸遭遇──儘管，我們知道就像那著名的「南京大屠殺」一樣，殺戮者知道受難者不可能有詳細的數據資料，但我們豈非也應該努力地整理那屬於我們先民被擺佈的悲情一頁，儘管那僅是殺戮者可以抵賴的歷史。

日據台灣初期「台灣住民放逐政策」的回顧〈之五〉

──我台灣被「攘逐殺戮」而「消失」了多少人口？

前言──問題的提出

日據初期，在殖民者陰毒的「台灣住民放逐」政策下，我們島嶼被其成功地「消失」了多少人口？前面我們已經探究了該一陰狠政策的各方面，接下去，我們要面對的已不是易於引起感情的最血腥部分，是最需理性探索的數字部分。

對於此題之研究，除了由於對於我先民實有不能自己的衷心關懷外，更由於前及留日學者如黃昭堂、劉明修之輩常有所謂──

  「離台者少得意外，在1897年五月八日的最終期限前，向關係官廳登記要離開台灣的人，總共約4,500人，…台灣的情況選擇舊國籍的住民之比率異常的低。……台灣在1897年時總人口共有280萬，遷出者只不過百分之0.16。」[87]

  「1896年十一月公告『台灣及澎湖群島住民退去條規』，不論其為永久住民或暫時居住人，在期限日以前得向官廳申告，土匪在投降並解除武裝後離去，凡欲離去者所攜帶財產免除關稅；但實際上退出台灣的人約4,500人或6,500人；無論任何一個數字，均不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一……」[88]

   顯然，那是故意遺忘或抹煞日據初期「攘逐殺戮政策」的另類說法；作為台灣人凜然主體性的後代子孫，那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欺瞞態度；因而，我們在此，將根據一些重要的史料，進行這個關於日據初期島上「消失」了多少台灣人口的學術研究。

   以下，本文的探究將分為三方面，首先審視最初留日權威學者陳紹馨關於「日據後一兩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的學術研究，給予必要的批判；然後，再根據1895年日本殖民當局的第一手資料，來糾正其論述；最後，根據種種史實來完成我們對於這個重大問題的探討。

一、對於學術權威陳紹馨的台灣人口研究之審視：

  這位陳紹馨教授，日據時留學日本東北帝大，專攻社會學；戰後〈1957〉，不只曾赴日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且深受美國學界青睞[89]；在其為「台灣省通誌」撰寫，1964年出版為「台灣省通誌稿」的「人口篇」中〈1970年正式出版為「台灣省通誌」〉，是如此進行其論述的──

  「台灣正式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為籌備清賦事宜，乃編查戶口，惜當時之戶口冊已散逸。……日人於光緒二十一年佔據台灣，翌年即著手調查本省人口，當時據其調查之結果本省總人口數為258萬7,688人，其中257萬7,104人為本省人……連橫台灣通史卷七戶役志云『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請清賦，先飭各廳縣編查戶口，頒行保甲，其造報者計有男女320餘萬人。』又西方學者，如因包爾德‧豪特以為清末台灣人口為300萬，馬偕以為近300萬；其所根據似與連氏同一資料。設清代末期之人口為320萬人或300萬人，而日據翌年之人口為258萬人，則日據後一兩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故仍以光緒十九年之255萬人口較近事實。……」[90]

  其論述建立在否認清代名臣魏源在「聖武記」中關於林爽文之亂的人口論述的正確性上，從而來否定劉銘傳與日據前所有關於台灣人口數已達三百萬以上的重要數據，而肯定1896年全台人口為258萬人，那日人努力隱匿其血腥的「攘逐殺戮」政策 的說法。

二、對於學術權威陳紹馨的批判

  陳紹馨的主力論述在以嘉慶十六年的人口數字，對比他所解讀的魏源所提出的數據，以其中似乎存在的矛盾來否定魏數據的合理性，進而根本否定劉的數據；然而，細讀其原文──

  「魏源『聖武記』……論及乾隆51年林爽文之亂云：『臣源曰……然台灣以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250餘萬，而生蕃不及二十分之一，其盛衰者有天數焉……』，以漢人人口250萬人，估計似屬過高。前文指出，嘉慶16年（1811年）人口為194萬人，為大體可靠之數字，由此數推計。如林爽文之亂（1786年）以前之人口為250萬人，而嘉慶16年人口為194萬人，則在此二十餘年間減少將近60萬人。……大亂之為患，雖如此慘烈，但似乎尚不至於減殺人口四成之多。故大亂前之人口，當不可能超出200萬人。」[91]（此大亂指林爽文之亂，筆者在此所刪節的部分，因其所引述的該資料，顯然解讀有誤，故在此刪節）

   然而，魏所提台灣漢人有250萬的人口數，實非陳氏所解讀的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亂前的人口數，而是魏著作時，即1843年（道光23年）的數據；這嚴重誤解的有力旁證是前引文裡，那「臣源曰……然台灣以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250餘萬，」之句，若此250萬是指1786年的200年前，約當1586年，並無中國開闢台灣的史實可為解說；相反的，在該權威刪節掉的「聖武記」原文裡，卻有一段可通解的前後的關鍵文字，即「臣源曰：今日治台之勢，與昔時異；鄭氏竊踞海礄，朝不保夕……今隸版圖將兩百年」[92]；其「今隸版圖將兩百年」一小句，正可為這研究解惑，不但兩百年一詞可解，並且「今隸版圖」，也可明顯解出那「臣源曰」整段內容所指涉的乃是著作當代的情境──故此中所提250萬是指魏著作時的台灣人口數字──即1843年。這使得魏提供的台灣1843年漢族人口250萬人，實為一具可靠性的資料。

  相對的，我們不只要因此指出，劉的數據乃是可重視的，值得參考的數據；並且要高度質疑該學術權威何以竟貿然將當年各國學者間相近的數據一併否認？就所知，自英法聯軍之後，各國已對當時的天朝充滿了輕視，以專業自許的西方學者怎會冒然引用被陳氏所衊視的連氏所引的同一資料？而更讓人遺憾的，雖其另有發現：

  「光緒18年為編纂『台灣通志』，頒布采訪冊於各廳縣，規定采訪各街庄戶若干、丁口若干。在『臺灣通志』稿本中收錄有各縣廳之戶數與人口數；伊能嘉矩在其『台灣文化志』中曾抄錄此項記錄（但因存台灣省立圖書館之『台灣通志』稿本二種均無人口記錄，未知伊能所據何本）」[93]

竟然仍不敢懷疑伊能所提數據，具有大力隱匿日人對我先民大屠殺之強烈虛偽性？作為受侮辱與受侵害的我台灣學者，怎會疏忽了日據初期在我台各地的大屠殺，卻只是迷魂病似地說著那所謂的「日據後一、二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

三、由日本殖民當局的數據資料探究

我們的學術權威，何以如此地緊緊依附在日本學者明顯的錯誤之下？看他那所謂的「又西方學者，如因包爾德‧豪特以為清末台灣人口為300萬，馬偕以為近300萬；其所根據似與連氏同一資料。」，把西方學者提出的數據一筆勾銷，相對於在其對於發生過「雲林大屠殺」的雲林縣人口，在該「人口篇」的第四章「清代台灣之人口」的第二節「清代末期之各地人口」中，他對於日人伊能的數據卻只敢努力迴護──「在光緒20年所編之『雲林縣採訪册』中……當時該縣之全人口為59,701戶、人口284,889丁口。此與日人伊能嘉矩所記之光緒19年雲林縣人口──29,575戶、101,649人，出入頗大。兩者之差，未知出於疆域之不同、抑或有其他原因？待考。」[94]──真是讓人深度遺憾。

下面，為了打破迄今似乎仍縈迴在我們學界的僵固日迷心態，我們將引用日本官方的重要論述來作為我們探討這個重要數據的根據。首先要提出的，是我們在日據史料中，不乏讀到「在割讓之前，在台島定居的漢民族已逾三百萬之眾」之類說法的機會；例如，在日據時代我台第一順民辜顯榮的署名著作「台灣思想問題」裡，就有這「在割讓之前，在台島定居的漢民族已逾三百萬之眾」 的說法，細察該文所論述的種種應絕非辜氏所能自為，而大順民該文之真實作者，當年倘非有真實根據可以雄辯，則豈敢「信口開河」？

由此追索，最強有力的數據資料，應該就是1895年九月台灣總督府上報台灣事務局總裁伊藤博文的「台灣行政一斑」中，那是水野局長經樺山總督兩位「台灣通」共同認可的：

「台灣島……人口在本島西部尚未全部調查完畢，雖不能知其確數，依台北城附近推測，其總數應在三百萬人以上。」[95]

該報告的提出在1895年9月，且如所強調該數據是「依台北城附近推測」，然如前及，該年九月，台北城附近的「三角湧大屠殺」，已於七月中發生，那「大稻埕亦砲聲歷歷可數……各地流佈日軍慘無人道之風聲……在中國人間引起一場大恐慌，因競相逃往中國內地，勿論輪船小艇，夕載數百歸去，翌晨復候於海岸西望者數千……」與「台北以南十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台北艋舺一區，竟每百人即有八十八人，向中國內地逃亡，且此風似無日可戢。」之慘狀，我們可想見水野局長所提報者，應該是已扣除到八月底，日軍整補於彰化之前，攘逐政策已具效果的數據──其時，我台仍有三百萬人以上。

換言之，由於前引「1882~1891年淡水海關報告」所稱「在這十年間，此一地區的人口數字是突飛猛進的。」之人口增加，與劉銘傳嚴格辦理保甲與土地清丈，引起地區反彈，應該是其提出的人口數據確實，導致部份大小租戶負擔增加頗多所致；所以，研究當年我台灣真實人口數應該根據劉銘傳當年的調查所得的數據──1887年，全台320餘萬人──來推算。而該人口數遠超過前述西方學者通常所稱的三百萬之數，蓋如前述，英法聯軍後，西人對清廷之衊視日深，自然不可能冒然接受清廷所公佈的數字。

四、當年的「殺戮攘逐」，究竟消失了多少我台灣人口？

已知，1843年至1887年間的台灣人口，由250萬增加到320餘萬；根據中國數字之稱「餘萬」，應該是該餘數至少1萬之意，此以最低的321萬計，則其年均人口增加數為16,136人，即過去的人口增加率為千分之6.45；然而，一面是根據人口自然增加率相對於糧食增產率，為幾何級數與算術級數之區別而推估，可知此處人口增加數字以算術級數計算必然偏低於真實增加數；而如前所及，1891年，劉銘傳離任之前後，原本吸引移民的田賦法仍在，鐵路鋪設初成，1893 ~1895年，台灣樟腦業獨步全球，另又先後發現金礦招來淘金人群；我們應可設想在1887年之後，來自生活改善的自然人口增加率應該不低於苛捐雜稅導致我台人革命的日據初期，推高千分之8.3 4[96]，是每年增加至少26,771人，至劉銘傳去職的1891年，增加107,085人。

此外，根據上述淡水海關報告，其中明白的指出當時有非自然性，外地遷入者多──「在這十年間，此一地區的人口數字是突飛猛進的。……乘輪船來此的旅客較離去的旅客多出21,436人；但是這個數字並未將民船運輸包括在內，所以只能被視為在繼續中的人口增加的一個跡象。」；換言之，輪船與民船運輸而形成的人口增加，我們僅設輪船與民船運輸人口數相等，則每年2,143人之兩倍，得4,286人〈農工窮乏者應多搭民船〉；即移入性人口之增加，至1891年可得17,144人；自然增加與社會性增加，合計達124,229人；即至1891年，我台灣人口達3,334,229人。

其後，我們知道，劉去職之後，接任者放棄了劉的進取政策，對於社會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鐵路已展開營運，淘金潮則方興未艾，其影響應該只是減緩了人口增加的效果；設想其自然增加率降低為日據初期最低的人口增加率，即為千分之6.45，則1891年至1895年間，其每年平均人口增加數至少為20,704人，即增加82,818人；因此，社會性的外來人口之增加，雖設想其未增加，而我全台人口仍可達到3,417,047人。

於是，我們就可以對本研究的「台灣人口，在日據初期的『攘逐殺戮政策』下，消失了多少？」推估出以下的結論：

既然，1895年台灣應有的人口數為341萬7,047人，而根據1896年日本總督府的第一次人口調查裡的人口是257萬7,104人；本研究考量1895年的社會動盪下，該年人口不再增加，故直接以1895年的數據來比較1896日本官方的數據，兩者的差數，即是在日軍登陸台灣後不及兩年的日子裡，在其攘逐殺戮政策下，台灣人口最少減少了83萬9,943人；把它扣除前引日本學術界所公佈的返回大陸的最高人數6,500人與所公佈戰死與被殺死的1萬4,000人，其餘數81萬9,443人，就是在日軍登陸台灣後的一年左右裡，在其威壓攘逐政策下，在我們這美麗的台灣島嶼上被「殺戮攘逐」而消失的人口數。（當時台灣山區是所謂「番界」，還常有「馘首事件」，往山區躲藏的機會應該很小；史實中，台灣海峽的海濤洶湧，以1887、1888兩年為例，三艘德籍帆船與兩艘台灣巡撫汽船沉沒，中外人士傷者不計，死亡數兩百人以上，顯然那應也不是一條穩定可靠的生路[97]）

五、結語

時值馬關條約二甲子與二戰後七十載之感念期間；研究台灣史多年的我，對於當前島上民粹的浮浪亂象，一直認為是過去歷史教育失敗，國府當年未有及早深入處理台灣種種歷史問題，沒有充份「去殖民」，該當有此劫數。

本研究前後五篇，深入當年史事、史實，在辨明史實真相之餘，更發現日本當年陰狠，美國深涉其中，而二戰後，兩國身影之竟然更深涉於我島學術界，進而滲透教育界；真是可嘆。個人認為，在當前多元化的時代，共識本來不易形成；如今亂象又明顯與該兩外力擺佈有關，民粹如何能滿足其自身高度的主體要求──除非他們一旦充分理解自身的處境？

至盼本文之作，能夠有助於真正關愛斯土斯民的我們，共同認清霸權國家的擺佈手法，希望大家能群策群力地幫助自己的週遭發展認知上的主體思考與判斷的能力；相信這樣嚴肅的反思，才能挽救我們及早離開當前社會不幸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