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教科書中的『濱田彌兵衛事件』之平議

該一段歷史的概要，由荷蘭人看，日本船長運來台灣大批武器與人員，且勾結土著，意圖可疑，荷人當然必須明快處理；只是荷人不知日本武士道的特殊性，一時大意失荊州。日人卻在台大力宣揚其武士精神，不曾檢討其自身行事之粗率──公然載著一群原民與大批武器，意欲何為；如此武士道之「自大」，我們實在有必要指出相關的幾方面：

如果不能如此仔細處理，則沒有足夠的教學價值，應該無須成為教材。 

一、                該事件的國際背景──荷蘭的實力

荷蘭當年是歐陸新興的新教小國家，以其卓越的地理位置而發展了商業，那是「由買而賣」「只從事買賣與運輸而已」「而英國人則自植、耕、剪毛、織布而賣」[1]；它原為天主教大國西班牙的領地，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長期在英國支援下，向西班牙爭取獨立自主；1588年，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它獲得更大的發展；英國則走向工業革命；兩國雖已漸衝突，但仍常聯合[2]；據稱，荷首府阿姆斯特丹在1620年，其社會財富雖多，但人口僅有十萬人；甚至，至百年後，也僅有二十萬人；沒有歐陸其他大國首府的人口水平──「這個時期，人們普遍認為，國家的對外和對內力量以及上層的安危，都取決於盡可能大的人口數字」〈引自「近代經濟史──從十四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下半葉」，漢斯、豪斯赫爾著，商務，頁138〉；其國家的商業，據稱，1660年，全歐遠洋航運船舶約二萬艘，其中八成為荷人所有；然而，當時1633年的日本江戶，自從幕府嚴格推動「參覲交代」之制，把各地大名的妻眷子女輪流集中於其城裡為人質；所以，該城為供應民生所需，商業發達，人口很早就超過了五十萬人。

荷蘭是最早來到中國的商業帝國之一，他派出了最早見到中國皇帝之歐洲使節；據稱，他首先接受了中國皇家的「跪拜要求」[3]；使中國皇帝認定「跪拜」為外國使節應可接受的朝儀。‧‧‧

二、                日本的社會文化背景

日本傳統社會是極端的封建社會，其武士作為主子爪牙的文化；日本武士在德川時代，對於「失禮」的平民，有隨手斬殺的特權，名為「切捨御免」，除了效忠於主君外，以「葉隱聞書」中的「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武勇的品德須有狂質』……這種認知與我的覺悟如此不謀而合。打那以後，我決心更要發狂。」與「我曾在嘉瀨殺過犯人，那真是格外爽快的心情。對殺人感覺厭惡，大概是精神病的前兆。」作為傳承的典範；與其他民族之武人文化不同；其作為對於不知其究竟的其他民族往往有震懾作用。其作為直到明治維新時，還有讓洋人感到難以卒睹的情況。〈實例可見於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書，該書是文宣品1900年對西方的文宣品，其中多美化，但其中「切腹」之例

則為真實，請參看；另關於震懾情況，1868年，土佐藩兵開

砲殺死法艦水兵十一人；法方憤怒，幕府責成土佐藩以切腹賠

罪；行刑多人之後；法國艦長不忍再看，喝止；尚未切腹者獲

改判流刑；本文指此。日本官定的始祖神話故事「古事記」中，有天照大神之父神，殺死其子火神，不僅其子頭、首、腹、腳各成一新神，並且其刀上倘下的血滴，也會成為新的神；可幫助我們理解日人確實有與他民族的精神狀態[4]〉

 三、                日本當年的歷史背景

豐臣秀吉時代，1594年，已有向「高山國」招降之事；德川家康擊潰豐臣秀賴之後，因秀賴受天主教支持，且一直未找到秀賴，並且日人本對台灣有野心；濱田事件發生於1626~1629年之間，這時正當德川幕府「鎖國」〈1639〉前，幕府受到天主教徒問題嚴重困擾，雖發動種種殺戮侮辱作法，最後導致大屠殺的「島原之亂」期間的一段插曲。

事件主角濱田船長的幕後指揮者是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平藏是與其前任長崎代官村山等安長期鬥爭獲勝，使天主教徒村山全家滅絕而取得其在長崎權位的實力人物。

原來，對於這私運武器來台的濱田彌兵衛事件有一段不可不知的前史，那是1615年，原長崎代官村山因受疑為天主教徒而曾請得征台灣之「朱印狀」作為報效自清；村山派其子秋安，出船十三艘赴台，因颱風失敗，僅一船抵台，船員被圍而自殺；另數艘到福建海岸行劫；秋安失蹤；適家康卒，平藏與村山對質，先平藏以誣告而敗；後平藏再揭村山子為牧師，曾在「大阪之戰」通敵之罪證；村山事洩，在江戶執行死刑，一族十三人，含三歲幼子，磔刑於長崎[5]。

也就是如此時代背景下，平藏手下的濱田船長先起商務糾紛，又製造土著獻地之說；後更運來台大量武器而被查獲；想想，既使「大航海時代」真沒有章法可以約束；然而，就事論事，其行事顯然粗率，才會被查獲；對比於1863年生麥事件後，該事件兇手奈良原奉命出面應付時，曾率敢死隊八十一人扮小販欲上英艦，意圖殺光英將校，奪取英國軍艦；惜雖未被識破，因英人僅准兩人登艦，而未實際進行[6]；相較兩者，濱田粗率之冒險武勇，豈非其粗率僥倖，實為應該檢討之事。

 四、                史實概評：

一〉 若是日本人的教科書，也應該檢討批判濱田之粗率；但是，皇民化的教科書，只在宣揚其國威，張揚其傳統所謂「武士道」之精神，如上所引，則其唱的「不怕死」「不起辨別心」，確實已可由該故事中表達。

二〉 當年荷蘭的國際地位，相當特殊，其作為之委屈求全，應該可說相當有自知之明；若讀此故事，教師不能助學生考察此一部份，死背死記，因而學生從此看輕荷蘭人，崇拜粗率的日本濱田船長，此中責任應該在誰？

三〉 作為一個教師，個人認為應該借機講解，本事件發生時，關於日本史的大背景，讓我們學子借機多理解鄰國的歷史與文化。換言之，該一離奇的國際事件，究竟如何結束的？在空中大學的教科書中，曾經接受皇民化教育的曹永和院士，在其大作「台灣長官Pieter Nuyts─濱田彌兵衛事件與東亞貿易、國際衝突」一文中，說是「熟悉日本政治內情的Jacques Specx擔任總督……認為事情的癥結、日本人的不滿，都是朝著Nuyts而來，若犧牲Nuyts，事情或能迅速解決。當此之時，日方態度較激進的末次平藏已於1630年死亡，為雙方和解開啟一道曙光。1632年，荷蘭人將Nuyts引渡給日本， 日本隨即釋放監禁的荷蘭人，解除禁令。歷時五年的濱田彌兵衛事件，終於落幕。1636年，監禁四年的Nuyts，因荷蘭贈獻給日本的大燈架，始獲釋放。」[7]；史實真的只是那樣的嗎？

史實應該是如前所及，荷蘭國富而人少，國力實在不足；而就所知，荷人在日本的商務利益在其殖民事業中，所佔比例高；所以，荷蘭人在日本所取姿勢很低。例如，該事件的五年期間，日本反天主教政策中，信仰新教的荷蘭商館往往努力配合，據稱在後來慘烈鎮壓「島原教亂」[8]〈1637~1638〉時，幕府軍苦攻四個月，荷蘭軍艦曾經奉命發炮426發助攻；這類的姿勢，應該就是該事件拖延的理由──如果，換成前及的英國一定完全不同了。

此外，應該指出的，是曹所稱「日方態度較激進的末次平藏已於1630年死亡，為雙方和解開起一道曙光」；在日本當年階級社會的封建道德裡，如果幕府當局滿意，末次真的有那樣的「主體性」嗎？加以我們細讀日本史，且考查日本人物辭典的「末次平藏」條，可發現如下的記載──「幕府受教士動作的威脅，到寬永十四年，還有征伐呂宋的圖謀。翌年冬，使末次平藏向荷人借船，以運兵卒……」[9]與「名政直，通稱平藏。江戶幕府初期的貿易商。男，？~1647〈？~正保4〉。長崎钜賈，同東南亞各國從事貿易。1616年任長崎代官。其使用的商船被稱為『末次船』。」[10]；兩個資料都顯示了「末次平藏」並未在1630年死亡；何以稱其死於1630年；由上兩資料看，則曹所說之1630年死亡，顯然有誤；不知是否受當年皇民教科書影響，才如此強調該日人之重要性？或只是不願呈現當年日人長期反基督教運動之慘烈，有以致之？

以上史實，請參考。歡迎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