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實坦然面對過去，

才能改善「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

拜讀了所謂「關鍵評論網」上，署名為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的大文『「微調」課綱其實是開倒車的「危調」，誠實坦然面對過去才能改善威權統治的後遺症』；〈該文附貼於文後〉

文讓我思前想後，感慨良多；不只是頗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之感，更有深深的悲哀──因而，寫下此文。

上次我曾投稿給刊登該文的這個「關鍵評論網」，談姚人多教授在「新新聞」上的專欄論述，結果沒有被直接拒絕，卻是要「指導」我修稿，我拒絕了；今天，我看到這個網上刊出我們島上最高研究機關的這位鄭姓學者的高論，又有了不同的意見；雖不知其人的「歷史語言」專業是否在台灣史研究上可稱為專家，也不知有何處所可以發表自身顯非關鍵的意見，此先寫下來就教於網上的學者專家吧：

我的回應文，將針對該文分為四方面，即在「前言」與「結論」之外，分為「傳記電影的侷限」，「製造日據與國府間之混淆」，「日本殖民統治的史實與幻夢」，「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實質」──

零、前言

首先，我要指出本文不是為了幫執政黨辯護而做的論述，過去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不少，對於執政黨之執迷不悟，早已唾棄；但是對於中研院學者之尸位素餐、隨波逐流，也已不敢抱有希望；此文之做完全是就個人研究台灣史三十多年之所見，就事論事，請勿以一般藍綠選民之互噴口水或藍綠學者之表效忠視之。

其次，本文題為『誠實坦然面對過去，才能改善「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相對於原文的「威權統治」，何以似乎牛頭不對馬嘴？在這裡應該先有所說明：這是由於筆者認為「威權統治」之意涵，或許本可以包含日據時代的統治形態，但是就個人的深入研究，終究日據下的設計「高明」，確實有國府所無法與之相提並論之「狠毒」，不應該混淆之處；而很遺憾的，不知何故，作為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的學者，在該文中並未重視該「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問題──與中研院台史所的學者們有相同的盲目；因而，本文特別舉出「日本殖民統治」，取代原文所用之「威權統治」；其詳細的狀況，相信在下文深入論述時，讀者可以充分領略該問題之重要性。

壹、 關於「傳記電影」的侷限

該文由著名的電影「多桑」談起；他不僅指出：「在國民黨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統治臺灣將近50年後，觀眾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了對日本統治抱持懷念之情的、老一輩臺灣人的身影。那一年，我已經是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卻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多桑」，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沒有、也容不下「多桑」這類臺灣人的存在。」；並且更控訴了所謂的

「受日本教育、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多桑，他的青春年少隨著日本戰敗，以及國民黨在臺灣長達四十多年的威權統治壓制下，變成無法訴說與傳承的記憶。在臺灣解嚴以前，多桑的日本情懷在國民黨政府眼中乃敵國的『奴化遺毒』。」

「傳記電影」在歷史研究中應該居於怎樣的地位？在論述關於歷史課綱的問題時，高調「傳記電影」如何如何，合適嗎？傳記必然等於歷史嗎？以堂堂學者之名義，如此獨斷地論事，豈是合理的態度？如果傳記的地位在歷史面前如此不可取代，所有嘔心瀝血，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史學著作豈非都可以傳記作家的幾本傳記來取代其地位？何須世界著名的各大學與研究機構專設其研究部門？

學者應該是重視學術論事態度的專業人士，它們由各種不同的視角充分認知事件的複雜性，然後讓讀者能夠深入地理解事態複雜的真相；我們在該論文中所見，除了單純化、全稱命題的獨斷描述外，見不到該文舉出任何深刻的考察──

試看其所謂的

「那一年，我已經是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卻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多桑」，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沒有、也容不下「多桑」這類臺灣人的存在。」

學者對於該問題，只以個人的感受為例，完全沒有想過別人是否可能有不一樣的感受？例如，讀教育系的大學生可能如何認知該電影的內容？如果教育系的教授曾經粗略描述日據下的教育政策，學生由於擁有基本的知識，是否就會有不同的理解，也就不會有她所強烈批判的所謂「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沒有、也容不下『多桑』這類臺灣人的存在。」？

此外，該學者真的那麼重視，希望要有容受更多類台灣人存在的框架嗎？建議他不應該只是抱怨，應該去深入地探究史實，把國府來台後，由於美蘇冷戰的限制，應該進行而未進行的「去殖民化」問題深入探討；相信一定會有相當的收穫。

舉兩例言之，日據五十年，中日通婚的情況，為何很少人提及，是容不下這種人的存在嗎？或者日據末期的志願兵問題，很少學者深入研究，大多只是抄錄日本官方的資料，陸軍志願兵招募通告一發布，志願應徵者四十二萬人，然後合格人數只有一千名；何以沒有專家學者深入研究，多數只把他們說成是「皇民化教育」成功的標誌，真的只是那樣容易受騙嗎？如果讀者們或學生們認為人不應該或怎麼會如此容易受騙，就是容不下這類人的存在嗎？──在「多桑」這部影片中，由於編劇不是學者，沒有責任為觀眾充分解說我們的多桑們當年真實的處境，然而，書齋中尊貴的學者們是否應該有此責任！

試看關於日本人與日本血統之存在；原來當年極少數的通婚情況中有些是如此的──並不像當年日本皇民文學家在其作品「陳夫人」所描述的，日本女子那麼委曲，那麼偉大；當我們讀到我台人回憶的：

「我先生的兄弟都娶日本老婆，只有我是台灣媳婦，那兩位日本人要跟我『結』，我也跟他們『結』，她們日本人來台灣很囂張，因為他們覺得台灣人是被日本人管的。」[1]

我們就知道，那其實應該並不是我們社會容不下那類人的存在，應該是厚道的我們島民，不想給那些不幸的家庭增加問題的偉大同情心吧；我們的主流學者們是否曾為我們社會中疑惑於這類問題的人們提供這類史實的探究成果？

關於志願兵的受騙問題，何以居然能夠有四十萬人志願？真的理智清醒的先民會那樣地輕忽自身的性命嗎？或者那真的只是日本皇民化教育成功的證據？我們的學者專家怎麼也都沒有自身的研究？只有抄襲日本官方的種種公開說詞？前人曾回憶指出──

「在國校[2]五年級時，日本舉辦全國兒童健康比賽，‧‧‧我竟然在檢查後不久，接到一張全日本健康兒童表揚大會的獎狀‧‧‧全校受表揚的只有一人。小小年齡而又全不懂事的小學生，‧‧‧感到光榮和高興的程度，自不在話下‧‧‧在國校六年級的第一學期，日本招募學童去日本擔任建造軍艦等武器的工人，名之為海軍工員。在老師的鼓舞下，我本來也很想應徵，但家父捨不得我小小年紀就離家‧‧‧大哥更責備說那只是做苦工的工人‧‧‧因有他們的反對而作罷。到第二學期，我接到高雄岡山空軍司令官的一封信，鼓勵我加入少年飛行兵。老師告訴我，因為我獲得前述全日本健康兒童表揚大會的表揚，才有此殊榮‧‧‧日本那時教育兒童愛國家、愛天皇的精神是相當徹底的，認為能為國家和天皇而死是國民的義務，也是國民的光榮。小孩被迷湯灌得迷迷糊糊的。家父與大哥仍然反對我應徵，家父罵我不知死活，大哥則說我還太小。但老師的甜言蜜語，和司令官很煽動性的信都極具誘惑力，‧‧‧幾度想偷家父印章蓋同意書。但父親防守嚴密所以沒有辦成。現在回想起來還有一點可笑和可怕。」

個人理性的研究，日本的教育確實成功，然而，其成功之所在，並不是在我們學者專家所紛紛抄襲的公開資料裡，那些數字可以是成功的表徵，然而，那些只是結果；真正主要的成功是上述青少年的心理的拿捏過程，應該不是我們主流學者喜歡強調的教科書上那些意圖騙人的故事！想想，每個公學校四、五、六年級，有多少班，每班懵懂的秀異份子，以及此年齡的他們各自的同儕可能帶動多少青少年踴躍出列──況且，如果只是那種騙人的故事就是其成功的主要理由，是否只是顯示那些已經受完國民教育的優質青少年是多麼可悲地弱智啊？

其次，產生效果的應該是志願兵的優遇條件，例如，家庭不但可獲得較多的配給，家屬還可以獲得許多優遇，像公學校畢業生升學可免當時可觀的報名費，即是其一；可以免除該家庭應該分擔沉重的無償工役[3]，是其二。這些對於家境困難的青年是一大誘惑；不過，類似前述的種種群眾心理學技巧，對於真正秀異、家世良好的成年人可能無效時，則露出猙獰的、以「非國民」[4]罪名威脅的面目；就所知，這應該才是我們研究日據下志願兵制度，何以那麼成功，我台青年何以竟那麼衝動時，應該注意的真相。

對於沒有深入發掘這類史實的學者們，應該省思自身的研究何以不周全，未曾為我們的長輩充分地解說，使得我們的「多桑們」竟然必須承擔他們不應該承受的內心羞愧，怎能說我們社會中容不下「多桑」這類人的存在啊。

傳記電影，不是可以皓首窮經的學術研究，對於傳記對象的庶民個人所涉的史事與背景，導演沒有深究的責任，那只是個人的遭遇與印象，這是其本質上的侷限，也是其藝術上的自由，所以該片的編導是成功的；換言之，學者們的論述不是應該以其研究幫助我們多桑們由他們的羞愧中脫出，卻任由多桑們停留在該學者所謂的「道出老一輩台灣男人的哀愁」裡麼？他們在社會的供養下，不應該有更多的探索真相的研究麼？專業的文史學者，為何只能與普通皇民一樣地，甚至更為情緒化地考察這個本質高度複雜，且應該深入至與我先民曾經強力批判的「失去主體性問題」[5]密切相關的事件麼？

為了我們難以自行啟齒的多桑們，研究者要質問，是誰使許多記憶成為「無法訴說與傳承的」──當年或許與國民黨政策有關，執政者不能辭其咎，然而，今天社會各方面號稱「文明多元」的自由時代，為何我們的社會，在自由開放二十多年之後，還無法由中研院或各大學院校的學術論文中見到更多的，一如我們前述所揭示出的、可以幫助多桑們可以大膽說明當年自身處境的重要史實論述？

筆者認為，以上述成為侵略者的志願兵，其應徵者竟達四十二萬人為例；確實可能令我們台籍志願兵簡直羞愧得難以自行辯解，但那是由於過去的學術研究從來沒有揭示我們前面引文呈現的兩項相關的重大史實，一、不是教育成功，而是對於公學校四、五、六年級施展應用心理學的欺騙手段成功了──那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高明手段；二、是當年日據下教育的高度低智能化，使得應用心理學的慫恿安排，確實有足夠的成功機會──關於日據下教育的低智能化，筆者已寫成一本接近五十萬字的台灣教育史專書，可惜沒有財力出版[6]，下文我將以該書中的內容，在此舉例。

貳、       製造「日據」與國府間之混淆

該文中有當代流行的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這樣一段──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台灣，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嘉義車站前一群臺籍精英未經任何審判被國民黨政府軍公開槍斃，其中包括多桑素日敬重的潘木枝醫師（1902-1947）。有義氣的多桑買了香和冥紙站在店頭的亭仔腳遙遙祭拜，嚇得店家關店趕他走，原本工作的中藥店也不敢再留他。因為二二八事件，多桑離開家鄉避風頭，一走走到臺灣頭去，在瑞芳挖礦、結婚生子。」

這是一段慘痛的記憶，無論其真相如何，其中充分地呈現了某些國民黨當年應該負責的史實；就所知，該一段落有其相當程度的真實性，因而，應該也正是執政的馬英九總統自出任總統以來之所以不斷表示追悔與道歉的理由。

然後，又有前及轉出學者對於多桑日本情懷毫無啟導性、顯然違背前述日據失去主體史實的膚淺迴護──

「受日本教育、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多桑，他的青春年少隨著日本戰敗，以及國民黨在臺灣長達四十多年的威權統治壓制下，變成無法訴說與傳承的記憶。在臺灣解嚴以前，多桑的日本情懷在國民黨政府眼中乃敵國的『奴化遺毒』。」

當然，在文章的鋪陳上，這應該真是該文相當漂亮的一個轉折，只可惜該文的訴求並不是參加一次中學生的傳統作文比賽；我們要問，作者確實相當深情地表達了他對於我們的多桑們的關切，然而，學者的她為我們的多桑們除了廉價的同情，究竟還做了些什麼？──他所引出的只是含混籠統卻十分流行的所謂「高壓統治下的語言政策與歷史教育」──以所謂的「不論是日本統治時期或是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之後，外來的統治者都將『教育』視為實現『同化』政策的核心工具。」，這是跟著流行，缺乏批判性地把日本殖民統治與國府接收後的史實輕鬆地混為一談！

學者不是應該根據史實說話麼？怎可只是根據流行或某些學術權威的某些薄弱的證據就輕下斷言？請看當年日據與國府下的史實──歷史的背景與學者所提及的「教育」問題，前後各自政策的本質上的差異究竟如何？以下根據我個人的研究成果，摘要陳述──

日據下教育政策的歷史背景是，日本殖民者當年有人口過多的壓力，意圖大量移民[7]來台灣；於是他們一面在馬關條約上立下我台人可以在割讓後兩年內自由抉擇國籍，任便處理私產，那似乎極合乎人道的寬大條文，另一面卻以不僅不四處公告該條文，並且軍隊所到之處並不「立榜安民」，更重要的是其所設法院竟然以我台人尚非日籍而拒絕受理日台人之間所有的民事案件；以致於在上述的兩年國籍自由選擇期間，造成了當年乃木總督所稱的「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8]之史實。

在那樣腥風血雨的殺戮攘逐，以待日本移民的近兩年中，我台灣總人口由320萬人以上，下降至257萬人──如此大肆殺戮之後，殺戮者如何能信任我先民？自詡為「神裔」的統治者可能在教育上如何對待之？──例如，當年日據的法律下，數十年完全不承認日台通婚的法律效力[9]，就應是一我們可以想見其衊台態度之顯例。

這是日本據台初期教育制度成立的真實背景。

而國府來台之後，在1947年確實曾經發生讓我們痛心的二二八事件；不論藍營曾經如何推託，或者筆者的研究中，確實美日操弄的史實，歷歷在目，但是當年國府仍應有其不可不承擔的責任；然而，就史實言之，除了日據初期我全台消失人口達到總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絕對不是二二八事件悲劇所消失的人口所能比擬的──甚至縱使加上白色恐怖的受害人數，也都不能比擬的；不過，更重要的應該是國府治下沒有明顯而普遍的種族歧視的問題；「神裔」的絕對自大與「武士道」對於下民「切捨御免」的殘忍，造成「絕對的歧視」──上述日人來台三十七年後，才勉強地推出高度歧視我台人的婚姻規定，就是一明顯而確實的說明。相對言之，國府來台接收後，台灣民間拒絕被說成為「漢奸」，藉由所強調的「日據五十年來沒有忘掉身為中國人的身分認同」，而避開當年「去殖民化」，原本理當進行的「懲治漢奸」的社會運動；該一免除「懲治漢奸」的決定，可說就是當時一關於消除歧視的重要認定。它作為一可顯示沒有種族歧視的法定認知，因而，它迅速地開啟了日據時期絕對沒有的、法律認可的族群間彼此平等通婚的現象。

這是國府來台後的教育制度成立的史實背景。迥然不同於日據時期怎可混為一談！

下面，我們在考察了前後史實的背景後，再一起考察日據下台灣教育的實質與國府來台所開展的教育實質之異同──

日據下的教育政策，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原來的計畫是根據官方殺戮攘逐政策而擬定，預期在兩年內，必然能夠「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以內地移民墾其土地」[10]，叵料官方的政策設想脫離現實太遠，進行大受挫折；於是伊澤原本依附於該殺戮攘逐政策的教育政策自然不能不挫折；因而，伊澤那最初對於我台人學校關於「降低其程度」政策的實施，雖有確立往後日據下對我台灣教育的指導作用，但是該一難堪的巨大挫折，已導致了民政局長後藤新平更進一步的所謂「無方針」「尚在研究中」的名目，其實是儘量隱匿的政策真實目標，以避免再受類似挫折，易受外界批判的政策指導；其大力隱匿下的實際可簡要展示如下：

一〉  伊澤的主張，強調降低程度，非義務教育──「學科大致依據內地之制度，但稍降低程度，特別加入國語一科，且須致力促其國家思想十分發達……學費  設定對一般學生徵收之，但目前暫免。」[11]

二〉  後藤的實際主張，強調只要重視國語教育，小心接受教育之後，將徒增受教育者對於被統治現況的不滿。

三〉  由上述兩者發展出往後抑制我台籍學子求學的種種實際設計。此舉數例可為參考：

1.公學校學費非一般農家所能負擔，威脅利誘勉強我台人就學，往往有五成以上不能卒業；官方就學率報表好看，但造成社會資源高度的浪費[12]；

2.台人公學校教科書的程度低，有稱僅及日籍小學校水準之四成者[13]，後期則有稱其程度至少差日人小學校兩年者；因而，依據小學校課本出題的升學考試，若非教師補其所缺之課程，通常雖最資優者也無法錄取；

3.規定教師只能做課本最淺程度的講解[14]，嚴格規定教師授課前必須交出教案，接受審查；上課時不可逾越教案的預告；

4.品格教育上，日籍小學校中強調兒童「良知」之啟發，在公學校中則無；因而，對於日籍小學校禁止體罰，在我公學校中則體罰斥罵為司空見慣、無日無之之事。

5.考核上，平日考核以「從順」為要項，學生升學必須繳交教師之評鑑書，可說非素行「從順」者，通常不能順利升學；「從順」的資優生則在升學班，會受到相當獨特的親暱照顧[15]──對於無知的學子言，將導致永遠的感恩，但對於真正的教育家言，那應該絕不是真正理想的學校教育，可能反而只是埋下了這個社會私惠與特權敗壞的起點。

國府來台後的教育政策，讀者們應該都曾身在其中，不須筆者贅述；簡要言之，其歷史脈絡是，自從戊戌變法廢除科舉之後，引進西式教育；1903年，清廷已經開始要求「凡教授兒童須盡其循循善誘之法，不宜操切」而對於十二歲以上的學生更禁止體罰[16]；民國初年開始更為開放，至「五四運動」之後更是各種近代新教育思潮爭勝，「兒童本位教育」是其中之一；至1924年，中國國民黨在其著名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政綱中，開始明列了具有該人本主義色彩的「兒童本位教育」的政策目標[17]；

換言之，戰後來台的決策者與其正式的教育從業者應該都是對於「兒童本位教育」與「人本主義」並不陌生的負責人；相對於日據末年曾一度廢除學校「反人本主義」的學長制，卻因該階級設計已深入人心而不能不恢復該學長制的台灣[18]，顯然，戰後的島嶼上很難不繼續日據時代的體罰風氣──但是，受到長期戰爭破壞而深度貧困的國府當局仍取消了過去殖民統治長期歧視的種種規定，包括，在升學上，因不再保留大多數名額給日籍生，當然就提供給島民數倍的就讀名額；在教材上，絕對不會只接受低程度的教育，因為國府下，沒有第二套課程，讓所有島民，無分省籍地都獲得了立足點的平等；在教學法上，更是絕對沒有前述日據下那「不要盡心詳細講授」的要求；據稱，由於教育機會顯然更為平等，我台籍生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因而，儘管國府來台後與民間的摩擦頗有，但是注意到我台人受教育機會與外省人比較並無差別，確實受教育的機會是增加了，因而感到未來的前途是確實可以期待而克服的；因而，增加了我們整個社會可能在安定中求進步的機會。

由上述的比較，1945年前後的兩個台灣，實在是兩個相當不同的社會；怎可混淆地論述，並簡化其問題為「國語問題」；雖然兩者皆有所謂的「國語教育」，但對於國府言，「國語教育」並非其重點，只是根據前述我台人所稱的「日據下五十年認同於祖國」的說法之一結果；只是當年其教育內容的一項而已；而真正更重要的，則是國府當局絕對沒有極惡質的那所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的規定；換言之，當年我先民所公開質疑於日本官方的「在教育方面，仍要拿宣傳的手段，來注入奴隸性的教育」，可說直到日本投降之際，儘管國府統治下的缺失錯誤確實不少，然而就日據下的台灣教育與國府下的台灣教育之間，最重要的差別就在於這種極力壓低我台人智能教育的辦學態度，我台人永被高度歧視的態勢，此後已不存在，人們可以預見未來將是一個可以彼此爭勝的平等環境。在我們這個強調主體性，強調人本主義的時代，學者竟然能發出如此混淆前後兩者的論述，在學術研究上，這真是多大的失職？多大的笑話？！

參、   日本殖民統治的史實與幻想

在上一節中，我們針對該學者混淆日據下教育與國府的教育的態度，提出了完全基於史實的批判；如今在此要批判的是更為幼稚得接近幻想，在世界上可能極為丟人的流行論述；那所謂的「統治臺灣的經濟成就和行政效率獲得許多臺灣人的讚賞，政府官員與軍人的能力、操守也足以贏得臺人尊敬，……」；當年的史實，真的是那樣亮麗麼？

要談這個問題，首先應批判所謂「統治台灣的經濟成就」一項；而最好的例子，應該是近二十多年來被吹噓得震天價響的嘉南大圳工程[19]。

簡直毫無主體性的學者們沒有研究就只會抄襲日人公開的宣傳資料，該工程的所有誤失都消失了；例如，1930年十二月，一個中型地震就把該新建完工不到半年的工程，震破了三百六十呎；哪一位研究者討論過他的折舊應該如何計算？那次破損造成下游田地成為澤國，有沒有關心我們的同胞、代替我農民計算他們的損失？工程完工後，由於設計上太多的錯誤，是否也計算了損失？例如，含沙量估算太低，實際含沙量超過估算的兩倍，因而水庫壽命縮短；渠道設計過長，導致坡度太小，易於淤積；且由於本區地震頻繁，地形變動多，使得保持渠道通暢不易，清淤與維修的負擔驚人！是否都計算過損失與負擔？

如果翻開1945年官方出版的「台灣統計提要」中的相關部分，可以見到完工後該工程真是造成了後患無窮──就1942年資料，我們暫不計民間維護的沉重負擔，至少可見大圳當局曾經擬定1940年1949年的十年治水、防砂、造林計畫，計270萬元，要求總督府補助；同時，該年水租已調高至一甲土地一年徵收水租14圓，15萬甲就是每年210萬元；至今，據稱我政府也每年必須補助該會六成以上經費，始能維持其營運[20]，真正是我先民當年所詬病的「大圳咬人」啊；這樣所謂的「經濟成就」，或許確實在某方面會有些實績，但是日據下五十年，考察我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最高的時期竟然是在1908年的27.2歲──此後[21]就開始走低！直到他們號稱那麼偉大的1930年嘉南大圳完工後，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從來沒有超過24歲！此外，除了世界經濟恐慌時代下降到21.5歲是最低點外，應該重視的是雖然1939年是日人得意的所謂「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一年，但是該「經濟成就」下，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只有22.7歲而已，從此該數字就徘徊在23歲上下── 這就是我台人當年應該讚賞的嗎？

其次，我們應該指出的是當年我台人對於日本官吏，例如，「警察大人」，確實在他們的淫威下，是顫巍巍地敬畏著；就所知，所謂的「行政效率」，其實主要就是「警察大人」的威壓表現；那就是學者所說的，當年他們真的受到許多台灣人的「讚賞」與「尊敬」嗎？研究日據下的台灣史，誰不知道日本警察在台灣社會中是能夠恐嚇小孩止住哭泣的人物；該學者大約是日據時期台籍警察的子弟才會讚揚該「行政效率」──或者他更有著日本血統[22]，才「合理地」如此加以讚揚？請讓我們看看日據下我台籍警察的回憶──

「我當了巡查以後，才知道日本巡查也有貪污的情形。有一次我聽到日本巡查們談到某個商店霸佔騎樓使用了一整年；過年時，居然沒有來『拜拜』。醉月樓每年都有一筆預算給我們六個巡查花費，若有朋友或上司去台中，可以儘管叫醉月樓招待；扣掉吃用，該樓在年終時還會將餘額買禮物、送禮券給我們，或是將這筆錢送到派出所由海藤老大平均分配。當時我剛入派出所，實在不敢要這種錢，但是不收也不行，因為其他五個有家室的日本巡查會說我看不起他們。我只好裝糊塗，也不敢問每個月可以分到多少，取締給多少就算多少。大東亞戰爭發生後的第一個春節，我分到了200多圓，那時我的月俸只有28圓。」[23]

再看著名的軍人──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在台獨名人黃紀男的回憶錄中被怎樣的描述──以及荒唐的軍人在當年奉派來台的名記者伊藤金次郎的筆下是如何描述的──以及當時不少在台日人的真實行徑？！──而今天都很少主流學者提及？

「長谷川總督……透漏……僱有一名台籍青年，擔任撞球師傅……1944年年底，長谷川退職返日……返日前，先前在台灣下令回收而得的金飾，全部交其保管。…為什麼長谷川清會將一筆為數龐大的金子，以私相授受的方法，交給一位台籍撞球師傅，而未移交給下一任的總督或日本政府，以致讓那位台籍青年在戰後……暴富……」[24]

「市民們向來持著寬厚的心胸，看著總督府官員耀武揚威…，為的是希望一旦有事，這些官員能保護他們和為他們服務。然而，光喊疏散……去了，當地的情形是已被御用商人或官員的眷屬親戚佔住，無力的市民根本就沒有立錐之地。……而最可惡的是，部分敗德軍官收刮許多糧食、衣料及其他物資而將之藏匿。必須作為公民道德典範的軍官，卻自己帶頭作如此之勾當……」[25]

還有當時一位日籍老教授在台北街頭看到日本人擺地攤時說的話──

「我實在感到很悲哀！……看到他們還留有那麼多金飾，我很懷疑他們戰時高喊愛國，可是暗地裡還藏著這麼多金飾才感到悲哀啊！我們當時是不是大家喊過，所有金飾要供出，來供應軍需生產之用。當時我就是把內人所有的金飾統統供出……現在呢？我們變成一點值錢的東西都沒有，我真對不起太太啊！」[26]

最後，由於上引都是戰時體制下的資料；為了充分打破過分完美的幻想，並作為對於批判「經濟成就」的一個重要註腳，再引一個資料，那是1930年上述嘉南大圳被中級地震震破之時，同時也有其他官方建物毀壞；因而，統治者在其機關報「台灣日日新報」上不得不公開發表了官方極難得的自我批判的文章：

「嘉義郡市役所，皆於前回地震後築成者，何一經地震便如殘廢耶？……台南州下數郡，此番地震官署、民家相當損害，中如嘉義市郡役所，其尤甚者，初該郡役所所開工事費約二十萬元，自落成以來，未及十載，該市役所，所開工事費約七八萬元，自落成以來，閱十數秋，乃經此一番打擊，具前日所報，一者已不堪使用，一者再便不堪，究此二公所，皆當前次地震後，各懲其失，各投相當鉅款而為重新建築，理於預防，特別設計………有以耐久……然據此番所報，已不堪使用，或再便不堪使用……根本的追究之，則本島土木政策，又豈無改善之餘地哉！夫一、二工事之興也，無數包辦業者，例必如蟻之附蟺，或暗中飛躍，或公開運動，先期說合，約束分配。……如台北、嘉義，已有往例可舉矣，蓋以甲名義落札，而轉之乙，乙又轉之丙，丙又轉之丁，經手既多，乾沒百出，欲求以實費，做實事，勢不可得，不然，以科學昌明之現代，何獨建築不及古代歟！」[27]

「回到台灣時，日本政府已開始辦強制徵集軍伕與志願兵。只有從事國家或軍部的建設人員，可免除徵集從軍。所以，我選日本海軍設施部專屬榮興營造廠當技術員就職。……數日後，要灌混凝土當日，工地主任叫我『老李，我們馬上開始灌混凝土，你帶日本人現場監督去喝酒、玩女人。』當下我的心內湧起了嫌惡之念，但還是帶他去。」[28]

由上述史料中，所見的日據下的社會實況究竟如何？學者們真的用他們的學術良心研究了麼？──是什麼使得他們擁有深入研究的能力，卻只能跟著今天少數的歷史記憶吶喊──那些當年只曾經背誦總督府教科書、沒有真正進入社會，更沒有進入過日本官僚體系的年輕人們！

上述所提供的史實資料，對於該學者與今天社會學界主流的幻想是否已能產生足夠的澄清作用？如果真愛台灣，是否應該進行親身深入史料的真正研究？不應該只是強調某些人的片段記憶而已，更不要說是被日人稱為「愛日家」的說法，才能建立對於我們社會真正有獨立自主意義且可長可久，不會被世界學者恥笑的共識？

肆、    「白色恐怖」與「二二八」的史實研究

白色恐怖確實也是研究台灣史時不可忽略的部分，見到該學者對之關切──越多的人願意研究這種重要的問題，本來也是一樁好事；然而，遺憾的是，該學者在此所側重的又是轉向與電影相關的感性問題上！楊德昌是一位好導演，但是就像吳念真一樣，他們都不是真正的歷史學者，他們對於歷史事件有他們豐沛的感受，值得感動，但是他們沒有進一步深入探究，充分探究與解答歷史脈絡的責任。

在此，由該學者面對楊德昌的該影片，提出「白色恐怖」這四個字，應該已經代表該學者認為該影片題材是有其意識形態的歷史脈絡的；但是為何其自身不能正視白色恐怖的史實而探究之，卻只是不斷地強調電影導演楊德昌所已發現的史實與其感性觀點？

試看該學者的論述態度──那所謂的：

「其實，過去被掩蓋的歷史又何嘗只是日治與二二八！從1949年延續到1987年的白色恐怖，據統計，直接遭受迫害的人數超過二萬，約二千至三千人遭處決，造成許多家庭破碎，受害者的家人、子女也長期被黨國監視，甚至遭受無知的社會排斥。……楊德昌訪問了很多朋友，令他極為驚訝的是，幾乎每個朋友的父親都曾遭遇過白色恐怖（楊德昌的父親也是），但過去朋友間卻從未提起，沒有一個人敢講出來。……檢視戒嚴時期的教育，政治控制足以讓臺灣社會對日治時期的歷史，以及造成社會重創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統治等皆「集體失憶」，」。

從而引出其所謂的

「威權時期的歷史教育充斥著謊言，民主化之後的臺灣應該徹底反省，避免再走回頭路。」

在該文中，他除了顯示自身知曉曾經發生過某些事件外，學者的他有比導演楊德昌提供我們更多更理性探究的內容嗎？相反的，我們只見到他非理性地籠統提供了幻想的日據時期的歷史，以及過分簡化而片面的「二二八事件」與沒有歷史以致簡直完全噩夢化的「白色恐怖」──然後，以漂亮的所謂「威權時期的歷史教育充斥著謊言，民主化之後的臺灣應該徹底反省，避免再走回頭路。」，把缺乏理性的自身努力裝扮為理性的指導者；然而，該學者自身真的那麼理性嗎──由本文前面以史實對其提出的批判上看來，在當前的歷史教育的問題上，怕應該徹底反省的其實不只是該學者所批判的對象而已，更應該包括了該學者及與其當前所代表的整個主流學術界吧！

根據個人的研究，要處理白色恐怖問題，就像研究二二八事件問題一樣，那麼悲慘的事態一定要追溯問題的悲劇源頭，才可能阻止悲慘歷史的重演，這才是真正的「坦白面對」。以下試由該兩方面開展我們的探究。

先看「白色恐怖」，乃是針對紅色革命、壓制紅色革命而言的過激作為；我們都知道同一個年代，極為自由民主開放的美國也發生過白色恐怖的現象；做為學者的探究，如果對比過我們島嶼之居於當時美蘇冷戰的前緣，而美國則遠居於該冷戰的大後方；其畏懼紅色革命的白色恐怖時期雖短，對於美國自由派言，已是不可忍受的壓力；深入考察那樣的大局，對岸當年的內戰可以說是美蘇冷戰在各地交鋒的最早序幕之一；那是戰後疲弱的中國無力以自身的主體性對抗美蘇對立的戰略誘導所致──當時美國以允諾幫助中國戰後復原為餌，要求蔣簽立所謂的「平等友好通商條約」；蘇聯則以只要美國有一兵一卒留在中國，受美國邀請出兵的他們就拒絕退出東北；美國又以友好的姿態推出讓國府驚訝的「東北共管」的建議；是如此地，白色與紅色在大陸上爭持不下，中國自清末以來，由於國力嚴重不足，因而，面對外力的惡意撥弄，無力迅速回應，其只能繼續表現為一對各自似乎都失去了主體性的兄弟。

至於，「二二八事件」，當年美國派在台北的領事柯爾在其名著「被出賣的台灣」中已曾經明白地指出，二二八事件乃是台灣人在戰後由於誤信美國之政策訊息而造成的時代錯誤，一如戰後初期在波蘭與匈牙利所曾發生的悲劇；依此線索，追跡史實；我們不僅可以見到所謂「美國國家利益」的走向，怎樣地在二二八悲劇發生的四年多前，我們這個被中國視為必須收復的失土的島嶼已經以所謂的「民族的自由意志，為什麼不屈服於軍略價值？」[29]之理由而存在於美國戰後西太平洋的戰略設計圖上；甚至也可以上接1874年美國人李仙得導引日本官方南下，引爆「台灣牡丹社事件」的遠源；那是十六、七世紀以來擔憂「黃禍」的西方人壓制龍族[30]興起的最早的「分化式」的戰略設計。

在上述的情況下，二二八事件誠如柯爾所描述，美國確實深涉其中，但是當時似乎只是一場受美國考察的小型實驗，他真正投入其注意力的，則是一場在中國大陸更大的真實爭逐──就是前述他向國府提出的「東北共管」主張，那是四十倍於台灣面積的豐饒土地，可說當然是美國更大的國家利益、更為其戰略價值的所在，如果那時將東北「分化」的設計成功的話──然而，料不到，美國後來在那場爭逐中，竟由於戰後中國的主體性覺醒[31]，導致後來他們的預期完全失敗了！

上述的史實，應該才是「白色恐怖」與「二二八事件」的真正深刻的重要根源──一場被強力分化的內戰；要歸咎於國共麼？史實中他們當然犯了不少錯，應該深自檢討，甚至應該不斷懺悔；但是，在當年的大時局中，他們實在都不是真正擁有足夠實力，能夠洞察時局且掌握細節發展的腳色啊。

伍、   開倒車的「微調」課綱？

──「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問題

關於「微調課綱事件」中的是非，如果讀者想要由本文中獲得滿足，很抱歉地，我要說自己可能是會讓讀者高度失望了。因為本文不想涉入該問題，不想研究是否真的如該學者所示，那「微調課綱」的做法，竟是一其所謂的「開倒車」的作法；我在此想結論的是我覺得真正重要的問題──如前面我批判所及的，學界面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悲劇時，應該關切探究，但是卻沒有人深入關切的重要問題──即在許多史實資料中，往往讓研究者難以置信的狀況，究竟是如何發生的？也就是那受過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島嶼環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這使我深度關心我們島嶼上，日據時期的社會遺留的問題──「二二八悲劇」與「白色恐怖」是否也受到該社會遺留的強烈影響！

換言之，這位學者在該文的結論所揭櫫的是「臺灣的歷史教育應該吸納近30年來臺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以開闊的胸襟正視臺灣社會族群結構與文化的多元性，指引學生同理的了解生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們曾經經歷過的歧異而複雜的歷史經驗」；然而，由上述本研究所掌握的種種史料，卻讓我們覺得當前主流學者近三十年來的研究不夠周延與踏實，也就是他們所揭示的「歧異」與「複雜」，其實遠遠不及史實本身的「秘奧」與「幽遠」，就個人的研究，解答這些歧異與複雜的關鍵在於教育，下面讓我們由二二八悲劇中的往事談起──

例如，在「二二八悲劇」中，我們讀到過著名的英語教師柯旗化，在其回憶錄「台灣監獄島」中，談到二二八事件中，某夜，他在家中聽到槍彈由壽山的方向射來時，他當時的解讀居然是認為，山上的駐軍素質太差而無端害怕，所以夜間他們用槍聲壯膽；他不僅不曾想過當時社會情勢已經發展到民軍當時已聲稱將用火攻，且也對於槍彈不長眼睛的情勢，缺乏應該要有的恐懼心情；何以當時的知識份子竟如此非理性及脫離現實？

我也讀到過另一段關於「二二八悲劇」裡一位中學生的紀錄──「他……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32]；然而，那樣的，回憶者所稱的「很不禮貌」，真的就是真正的「日本精神」嗎？

還有，據稱在當時的高雄市參議會中，某位市參議員居然當眾以能否準確操砲射擊目標來公開嘲弄留學日本，砲兵專業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似乎不知道那真是很過分的、可能甚至讓其部屬聽到傳述，都會感到憤怒的衊視！都是已受到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怎麼會如此啊？無論對手的人品如何，豈能以如此幼稚的籠統心態面對「友善」或者似乎已經「很不友善」的社會現實？

專業於教育研究的我，不能不探究這類情境發生的背景，上述當年島上高級知識分子的那種心態是如何形成的？──對於當時事件的兩造，除了當時的接收人員素質參差不齊，軍人素質低落自然不能不成為悲劇事件主因外，在日據五十年中受日人殖民教育的青少年們，他們到底受的是怎樣的教育──那些是否也可能由他們的所謂「記憶」而貽害於我們今日的社會，自然就成為我們今天應該重視的重點──

根據筆者個人的研究，這種態度應該屬於二分法式的幼稚思考模式；由教育專業的觀點看，這似乎是有意的讓學習者完全停留在記誦式的教育情境中，只適合接受是非題或單選題的測試；受教者簡直完全沒有思考能力，以至於面對現實，自然沒有理性多元的穩健素質，遂完全表現為情緒反應；這不僅使我們想到日據下那被我們主流學界譽為「近代教育」的島嶼教育之低智，印證了當年我們先民在1930年代初期對於日本自由派著名學府早稻田大學的低智描述：

「我和銘欽先生的四弟……一起去考早稻田第一高等學院文科，兩個人都考上了。……我對高等學院的功課，始終不感興趣。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教授都照本宣科，或叫學生筆記而已。…人文地理的教授，都在說笑話……法學概論也是課本照唸……」[33]

原來當年日本連著名的自由派大學府都是在這樣的教育水準之下運作的，那麼在我們島上早就被我先民詬病為「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且質疑於日本官方的「在教育方面，仍要拿宣傳的手段，來注入奴隸性的教育」的教育，當年怎會有什麼靈活的教學方式，培養出怎樣理性的思考呢？

透過上述的探究，回看該學者所強調的「威權統治的後遺症問題」；我們都知道此處所提的「威權統治」，是個很籠統的、粗糙指涉國府來台後的治台型態的名詞，強調國民政府解嚴前的政治形態；同時，所謂的「後遺症」，所指涉的是前述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尤其，乃是指社會的病徵而言；作為真誠的研究者，我們要指出，上述的研究讓我們發現該學者所謂的「威權統治的後遺症問題」，其實際的根源乃是由於國府失職的沒有在日據後的島嶼上充分而全面的進行「去殖民」工作，僅改變了日據下低智能教育的制度，卻沒有改變低智教育的體罰習性；更加上威權統治末期，威權者所指定的接班人竟是日據教育下的低智能的自大人士，其人雖有似乎很高等的學經歷，但是在日據教育下既無主體性，也乏理性的進行自我批判的能力，使得其人完全缺乏對於社會政經歷史發展者所應該有的時局洞察力；因此，我們在威權統治之後，所見到的社會竟然是一個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分樂觀的、缺乏戒慎恐懼的社會，而其民主的領導人竟然是一個沉溺在上述二分法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外人奉承的所謂「民主先生」的美名下，誤以為王子與公主締結美好姻緣之後，真的從此一定可以過著美滿幸福的日子──其實他的自大與幼稚帶給我們社會的極可能是無窮後患的歲月。

上述的研究與分析，讀者是否已能夠充分理解本研究何以拒絕使用該學者原題那所謂的「威權統治的後遺症問題」，而使用「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如果我們真的愛台灣，關心我們社會的前途，這問題是否應該受到我們深切的關懷？

可敬的讀者們，感謝您的閱讀──在那位缺乏主體性、說出「釣魚台是日本的」的「民主先生」再度以其一貫的自大與幼稚訪問其「祖國」日本之際，希望本文之刊出，能夠讓我們由於更多的理解，將能更理性的看待我們所處的時代環境，使得我們的社會將能儘快地走出這個「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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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刊於「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部落格。該部落格，號稱是一群嘗試從臺灣思考歷史的書寫的史學界夥伴成立的。

他們的文章常常出現在那所謂的「關鍵新聞網」上

『「微調」課綱其實是開倒車的「危調」，

誠實坦然面對過去才能改善威權統治的後遺症』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漢奸」多桑？！

1994年的夏天，由吳念真初執導演筒的電影《多桑》（日語「父親」之意），排入父親節的戲院檔期，於8月6日正式在臺灣上映。這是一部從兒子的眼光重現父親人生的傳記式電影。從小到大，吳念真一直叫父親「多桑」，因為父親出生於日治時期（1895-1945），只會說台語和日語；他總習慣對別人說：「我是昭和四年（1929）生的。」

這部電影是臺灣解除戒嚴、威權統治逐漸鬆綁後，才有機會出現的作品；在國民黨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統治臺灣將近50年後，觀眾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了對日本統治抱持懷念之情的、老一輩臺灣人的身影。那一年，我已經是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卻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多桑」，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沒有、也容不下「多桑」這類臺灣人的存在。

吳念真執導、蔡振南主演的《多桑》，道出老一輩台灣男人的哀愁｜Photo Credit: 歐蒐雷米歐  CC BY ND 2.0

在日本統治時代渡過人生最初16年的多桑，在嘉義民雄鄉下長大，少年時負氣離家，跑到嘉義市的中藥店做學徒。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台灣，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嘉義車站前一群臺籍精英未經任何審判被國民黨政府軍公開槍斃，其中包括多桑素日敬重的潘木枝醫師（1902-1947）。有義氣的多桑買了香和冥紙站在店頭的亭仔腳遙遙祭拜，嚇得店家關店趕他走，原本工作的中藥店也不敢再留他。因為二二八事件，多桑離開家鄉避風頭，一走走到臺灣頭去，在瑞芳挖礦、結婚生子。

潘木枝醫師為嘉義市參議會副議長，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現東京醫科大學）畢業（東京醫學士），昭和10年（西元1935年）回臺灣開設「向生醫院」，是一位醫術卓越且深具醫德的好醫師，深受嘉義地區鄉親推崇愛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際，潘木枝醫師等人代表嘉義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赴水上機場與國府軍員談判議和，卻遭拘留，3月25日與柯麟、陳澄波、盧鈵欽等和平使者，於嘉義火車站前遭國府軍槍殺犧牲。

多桑打開收音機就是聽日語廣播，什麼東西都是日本製的卡好，念念不忘小時候對他照顧有加的日本老師，晚年最大的心願就是去日本探望老師、看看富士山和皇宮。這樣的多桑與出生於戰後、在中華民國統治下受教育、成長的子女們，彷彿不是「同一國」的。吳念真剛上小學時，多桑邊抓著他的手學寫名字，邊用日語發音唸他的名字，孩子告訴他「國語」（北京話）的正確發音，多桑卻罵道（台語）：「你爸讀あいうえお（日語五十音），沒跟你讀那個ㄅㄆㄇㄈ偷偷摸摸……」。

有一次妹妹做家庭作業，要為國旗著色，多桑自願幫忙，卻把「青天白日」用蠟筆塗成紅色。女兒拿著毀掉的作業哭個不停，多桑生氣罵人（台語）：「日頭不是紅色的是什麼色？……妳敢沒看過日本國旗？人家日頭用什麼色的？」氣憤的女兒也用「國語」大聲回罵多桑「漢奸走狗！汪精衛！」[1]

多桑好心幫妹妹塗國旗顏色，卻把白日塗成紅色。｜《多桑》電影劇照

受日本教育、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多桑，他的青春年少隨著日本戰敗，以及國民黨在臺灣長達四十多年的威權統治壓制下，變成無法訴說與傳承的記憶。在臺灣解嚴以前，多桑的日本情懷在國民黨政府眼中乃敵國的「奴化遺毒」。

這群歷史夾縫中的臺灣人長期消失在公眾視域之前，在國家暴力淫威下，他們不敢跟子女談日本時代、談二二八事件；而他們的子女在學校接受效忠領袖、忠黨愛國（黨國不分）的教育，學習講「國語」、背誦以中國史為主體的本國史。多桑與子女對國語、國旗認知的差異，被女兒指責為「漢奸」，都反映了兩代臺灣人在國族身分與歷史記憶的斷裂。

高壓統治下的語言政策與歷史教育

一百多年來，臺灣在強權支配下二度易主。不論是日本統治時期或是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之後，外來的統治者都將「教育」視為實現「同化」政策的核心工具。

日本政府將日語的使用當作同化的基礎，在臺灣積極推行日語教育；尤其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展開的「皇民化」運動，「國語」（日語）運動被列為一環，進一步廢止公學校的傳統漢文課，廢除臺灣本地報紙中的漢文版，以中國語文為書寫工具的作家被迫停止寫作，臺灣話（福佬話）的使用也遭到更多壓制。

據官方統計，1943年能「理解」日語的臺灣人已高達總人口數的80％，雖然數據可能過於誇大，但年輕一輩能純熟運用日語的人口確實大為增加，這主要由於接受基本學校教育的人口大為提升。1944年臺灣的學齡人口註冊入學比例已達71.31％，日語已成為主流的語言，尤其在公共場合中更是如此。

然而文化認同與學會一種語言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聯。雖然日本統治臺灣的經濟成就和行政效率獲得許多臺灣人的讚賞，政府官員與軍人的能力、操守也足以贏得臺人尊敬，但是企圖將臺灣人改造為帝國臣民的皇民化運動，其執行結果與原先預定的目標落差甚大。雖然大多數的臺灣人能「通曉」日語，年輕一代甚至以日語為主要溝通工具，但是臺灣人對於自己所受到的歧視待遇，仍然普遍感到憤怒。

客觀而言，老一輩臺灣人懷念日本統治的情感，其實多半是戰後經歷國民黨統治以後才形成的。戰後初始，許多臺灣人對中國懷抱著期待，他們將中國大陸視為自己的祖國、文化的源頭，期待國民黨政府帶來政治上的平等，並創造出更好的經濟環境。但是回歸「祖國」的熱情，在一年內急遽消失。原因是多重且複雜的。

從政治上來說，臺灣人以為回歸祖國後，從此可以擺脫被殖民的差別待遇，結果卻叫人大失所望。臺灣被視為特殊省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有別於其他大陸各省的省政府，行政長官獨攬民政、立法、司法權，第一任行政長官陳儀且兼任警備總司令，其權力與先前的日本總督不相上下。對臺人來說，長官公署猶如「新總督府」。

臺灣人原本期待，日本人離開後留下的政府職位可由臺灣人遞補，結果卻大多由外來者接任，本省人獲得政府職位的人數比日本統治時期更少，且多擔任無足輕重的職位；陳儀又藉故推遲行憲後的縣市長直接選舉，由行政長官公署所任命的縣長、市長和鄉鎮長，幾乎都是外省人；臺灣人在日本統治時期所接受的「近代化」教育，被新統治者貶低為「奴化」，尤其令臺灣人備感屈辱。

為了將臺灣快速「中國化」，新政府推行的「國語」政策來得又猛又急。1946年，臺灣的學校教學開始使用「國語」；同年，中文報紙及雜誌上的日文版被禁止，以日語寫作的作家被迫退出文壇。相較於日本統治臺灣42年之後，才禁止雙語報紙中的漢文欄，國民黨政府的語言政策更加嚴厲。

受日語教育長大、習慣用日語吸收知識與訊息的台灣年輕一代，宛如一夕之間變成「文盲」。由於長官公署統治失當，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蔣介石派軍隊來臺鎮壓。事件後由長官公署所提交的報告中，仍然認定「日本人奴化教育之遺毒」乃臺人發生反抗的主因之一。官方更嚴厲的執行提倡「國語」、禁止日語、打壓臺灣本地語言的政策。

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鬥爭中落敗，將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軍隊及相關人員全都撤退到臺灣，這個剛經過軍警肅清、血洗的島嶼，從此成為「反攻大陸」、「復興中華文化」的基地。使用「國語」更與宣揚中華文化、團結中華民族、表現愛國情操劃上了等號。

1956年起，中小學生被禁止在校園使用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語等「方言」，如被發現違反規定，學生會受到各式不等的處罰。1962年臺灣首家電視臺「台視」開播，政府規定非國語節目時間必須少於總播映時間的16％；1972年更明令電視台，播映台語節目每天不得超過一小時。

其實現代國家選定某種語言作為國民共同的溝通工具，不必然會同時刻意壓制其他語言。國民黨政府不能容納臺灣的多元，採取嚴格的單一語言政策、打壓本土語言與文化，正凸顯其政權本屬外來，對於臺灣本土文化既不瞭解又感恐懼，故一意壓制。1974年，臺語布袋戲節目「雲州大儒俠」因太受觀眾歡迎而遭到停播，類似荒謬不合理的舉措不一而足。壓制「方言」的官方政策持續到1987年才停止，它對臺灣戰後第二代、第三代逐漸無法流利使用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語等母語帶來極深刻的不利影響。

除了「獨尊國語」，傳授中國歷史也是重新塑造臺灣人中國意識與認同的重要工具。戒嚴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向來將臺灣歷史放在中國史的架構中陳述，著重強調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密切關係。在這套論述中，已在臺灣生活約六千年的原住民族的歷史被極端忽視，而為了刻意凸顯中國與臺灣的關係，牽強附會的主觀性判斷卻被寫入教科書，讓學生學習記誦。

例如1982年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一冊第十章「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將三國時期吳主孫權出兵攻打的夷州，逕自認定「夷州即台灣，這是中國經營台灣的開始。」[2] 其實客觀來說，臺灣這個島嶼要到很晚才與大陸政權產生牽連，直到1684年才局部被納入清國版圖，全島被納入行政區劃更要等到1875年，而20年後（1895年）臺灣就從清國被割讓給日本了。但是透過歷史教科書的建構，民眾所學習到的「歷史知識」卻有意無意的灌輸臺灣「自古以來」即屬於中國一部分的意識與認同。

在「中國史觀」的主宰下，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幾乎在教科書中一片空白。直到1997年，也就是宣布解嚴後十年，國中歷史課程開始教授《認識臺灣（歷史篇）》，臺灣歷史首次以專書形式在國民教育中進行有系統的教授，也才有專章描述日本統治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等面向。臺灣在日治時期曾經發生的大事件、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的愛恨情仇，在臺灣政治走向民主化之後，慢慢開始有機會向下一代訴說。

其實，過去被掩蓋的歷史又何嘗只是日治與二二八！從1949年延續到1987年的白色恐怖，據統計，直接遭受迫害的人數超過二萬，約二千至三千人遭處決，造成許多家庭破碎，受害者的家人、子女也長期被黨國監視，甚至遭受無知的社會排斥。已故知名導演楊德昌（1947-2007）執導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年上映），是一部以1960年代台北外省族群為主角的電影。

在籌畫期間楊德昌訪問了很多朋友，令他極為驚訝的是，幾乎每個朋友的父親都曾遭遇過白色恐怖（楊德昌的父親也是），但過去朋友間卻從未提起，沒有一個人敢講出來。白色恐怖時期的冤案，在戒嚴時期的臺灣社會皆不能談、不可知。受害者及其家屬在威權體制下只能沈默噤聲，學校、社教單位、媒體亦集體掩蓋真相，對執政者歌功頌德、塑造團結和平的假象。

楊德昌在這部電影的文宣資料中提到：「我對歷史課中學到的東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與我個人所目睹的狀況大不相同。百年來人們就在這種真相不明的狀態下過活，多麼可怕」。[3]

開倒車的「微調」課綱

從國民黨政府遷臺以來直到解嚴前，國民黨的統治基本上是利用特務、軍警體系來剷除異己，並藉由掌控教育與媒體來控制思想、言論自由。檢視戒嚴時期的教育，政治控制足以讓臺灣社會對日治時期的歷史，以及造成社會重創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統治等皆「集體失憶」，其粗暴扭曲歷史之程度令人心驚。

威權時期的歷史教育充斥著謊言，民主化之後的臺灣應該徹底反省，避免再走回頭路。可惜時至今日，雖然解除戒嚴已過了27個年頭，歷史教育卻還未徹底擺脫政治黑手的干擾。年初教育部枉顧程序正當性、蔑視專業史學研究的成果，借「微調」高中歷史課綱之名，重彈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意識型態之老調。

例如在課綱中增添更多臺灣與中國大陸政治、文化互動的內容，以及國民黨政府遷臺後的「豐功偉業」；刪除陳述台灣原住民文化對漢人的影響、大航海時代臺灣與世界體系的互動，以及日治時期的多項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又取消對臺灣民主發展過程的專題陳述，改為穿插式的分散性描述。

「微調」後的課綱使臺灣史的整體圖像產生微妙的變形，淡化臺灣文化的特殊性與多元性，以及日本治台時期的客觀成就，且避重就輕地遮掩過去國民黨統治對人權的戕害、對臺灣民主發展的阻礙。課綱調整的方向與專業史學研究的進展背道而馳，此舉純粹滿足國民黨的私心，卻不惜扭曲歷史圖像，踐踏學生的教育權。雖然教科書的編纂已不再由政府壟斷，但出版社編寫的課本能否使用，仍須以課綱為標準進行審定；國民黨一再試圖以政治力影響歷史教育，顯然對於過去執政所犯下的錯誤，依舊缺乏反省。

所幸，今日的臺灣社會已非昔日戒嚴時期可比，民眾取得知識的管道更加多元，參與政治的意識與行動也愈發成熟。在開放自由的社會，統治者想要壟斷歷史解釋，猶如穿上「國王的新衣」，只要公民願意主動學習、勇於大聲說出真話，終究揭穿這場騙局。「自己的歷史自己救！」期盼所有珍惜臺灣民主自由發展的公民，積極多元閱讀、充實臺灣歷史知識，持續關注課綱問題，提出批評、進行討論，齊力抵制「違調」的「危調」課綱。

臺灣的歷史教育應該吸納近30年來臺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以開闊的胸襟正視臺灣社會族群結構與文化的多元性，指引學生同理的了解生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們曾經經歷過的歧異而複雜的歷史經驗。唯有誠實坦然的面對過去，才能徹底檢討、改善威權統治在臺灣社會所留下的後遺症。這些都需要你我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