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五節，我們儘量客觀地考察兩位教授的論文各節；指出它們各方面的謬誤；

本節我們要審視的是兩位學者在這裡如何能夠廻護日本糖業資本家的地位──總督府大力地完成了嘉南大圳，在完工前，我們民間就不斷地怨訴著自身每下愈況的處境‧‧‧

由於，先民們更發現製糖會社的社有地與樸耕地都有「不參加三年輪作」的自由，他們曾經憤怒地指責，嘉南大圳的設計，不只是保護糖廠，更指前及他們所受到長期的、無法擺脫的種種苛虐負擔是──

──「大圳咬人」！

現在讓我們繼續來看，

兩位著名的教授是怎樣為殖民者辯護的‧‧‧

第六節   對其「嘉南大圳對於糖廠的影響」之批判

嘉南大圳對於糖廠有何影響，當然是一個可研究的問題，然而，與其說他是個經濟問題，其實不如說是個行政執行力的問題──是個官方如何向農民施壓與能否反抗的問題；只是該論文卻把這種殖民地行政的高效率，當作是所擬定經濟政策的成功；這是個日本統治者頗為得意的「成就」。因此，該論文頗重視這個部分──也因此，在此論文中，兩位教授並不關心日據下日資糖業對於我先民的苛虐──不像他們曾經歷日據下的師輩如張漢裕教授在其發表的「日據時代台灣經濟的變遷」的論文時，雖其研究仍有嚴重疏失[1]，但至少指出我蔗農在1930年之後的十二年間，有八年是每甲收入不敷成本的[2]──然在兩位教授合作的該論文中，他們絕不會關懷這個問題。

以下，儘管，本研究不滿於這樣的所謂「學術」，但是在我們傳統「善始而敬終」的態度下，仍願把該論文的第六節，做相當的考察。〈案，原論文本節深涉於兩教授過去關於設想數理經濟模型的論文，該模型距離日據當時的經濟史實太遠，致根本錯誤；故於此只能做相當的考察〉

一〉

「嘉南大圳跨越十四個甘蔗原料採集區……早期的學者多認為大圳有保護日本糖業資本的效果。本節從甘蔗的買收條件、甘蔗供給函數、蔗田單位面積產量等面向檢討大圳對於糖廠的影響。……如果糖廠必須以較優惠的條件收購灌溉區的甘蔗，這表示通水之後，糖廠因擔心這農會轉作其他作物，必須在交易條件上讓步。反之，若灌溉區內的買收價格較區外為低，則支持了矢內原等學者的看法，表示三年輪作制有效限制了米作的栽種，糖廠無須顧忌甘蔗的競爭作物，可以較低廉的價格買收甘蔗。……在嘉南大圳興建後，糖廠的買收條件並未見系統性的變化。」〈該論文，頁33〉

二〉

「嘉南大圳通水後，台南州各種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大大提升，農民因此會重新選擇作物以期提高收益。……農夫播種甘蔗以前，糖廠已發布期貨契約，……農夫對於未來的價格有『靜態預期』……甘蔗的相對面積受到相對價格的影響。……討論日治時期台灣的甘蔗供給函數時，發現農民對於1930年代初期景氣的復甦有很好的預期。……已預期到1932年的米價會自谷底攀漲……確認台南州甘蔗的供給的結構性改變是來自其域內灌溉設施的改善，而非受到全島一般性因素之影響……本小節的分析顯示，大圳通水後，部份蔗作會轉作水稻，以致台南州甘蔗相對面積縮減，對糖廠不利。這與前人所謂『大圳可為糖廠確保一定面積之甘蔗』之看法正好相反。」〈該論文，頁34~35〉

三〉

「綜合本節之分析，嘉南大圳並未明顯地圖利糖廠。糖廠買收契約中，大圳區域的甘蔗價格並未出現系統性的優惠情況。由於灌溉的的改善，農民可以轉作水稻，在相同的買收條件下，願意繼續為糖廠種甘蔗的農地反而減少了……總結起來，糖廠輕微受利。……」〈該論文，頁37。〉

此第一小段，開宗明義地提及了日本學者所自承的糖業帝國主義的基礎「原料採集區」的根本制度，然而，離奇的，是在該文往後的論述中，竟然絕不重視，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說明該一對於我蔗農的重要限制，與其內藏有「魔鬼」的細節──規定在所屬區內的農地，其甘蔗被指定只能賣給同一製糖會社[3]，卻扯了一大堆次要的或錯誤的史實；然後僅提出其所謂「矢內原等學者的看法，表示三年輪作制有效限制了作物的栽種，糖廠無須顧忌甘蔗的競爭作物，可以較低廉的價格買收甘蔗。」或「如果糖廠必須以較優惠的條件收購灌溉區的甘蔗」之類；這真是高明巧佞的學術權威！

此第二小段，前段高明巧佞，在此除了故技重施，仍然使的是舊招式，我們除了要指出，此所稱的「農民預期」，其實並不存在；由於稻米的商品化，地主[4]在自用外，其多餘的米必須輸出日本，農民必須遵照地主的該要求才能獲得佃耕權，同時，甘蔗通常必須深耕，種植後就不合適改種稻，所以，米農通常沒有選擇權，無須「預期」；所謂「理性預期」，應屬誇大。至於，其所謂的「確認台南州甘蔗的供給的結構性改變是來自其域內灌溉設施的改善，」──然而，真的有什麼所謂「結構性」的改變嗎，硬體的「嘉南大圳」與軟體的「三年輪作」所帶來的是怎樣的改變？

況且，接在前段「早期的學者多認為大圳有保護日本糖業資本的效果」之後，強調其所強調的那所謂的「與前人所謂『大圳可為糖廠確保一定面積之甘蔗』之看法正好相反。」；然而，如前述，要「保護日本糖業資本」絕非真的必經那所謂「為糖廠確保一定面積之甘蔗」的一途徑，試想雖與該途徑不同，若能夠「確保糖廠獲得所需原料甘蔗的供應量」且「壓低收購成本」，才真正能「保護日本糖業資本」吧？若只是「確保一定面積之甘蔗」，真的就必然能夠保護日本糖業資本了嗎？會不會還有生產過剩的情況呢！

此第三小段，強調「嘉南大圳並未明顯地圖利糖廠」；其內容有點像是俗諺所說的「黔驢技窮」，重複著前述關於「買收契約」「甘蔗的供應函數」「蔗田的單位面積產量增加」之類；認為這就證明了其所強的所謂「並未明顯地圖利糖廠」。

對於本節，我們要強調的仍然是該論文忽略了當年的史實，因而製造出所謂「圖利糖廠」的問題意識；史實中，真實的問題是，勃起中的日本糖業帝國主義獨霸下的島嶼，如何面對1918年日本東京國策的壓力？那是耕地有限，國策上內地的工業化，大量農民轉業投入工廠，必然需要殖民地的糧食增產，才能維持其工業化的順利發展；那麼日本糖業資本主義在島上將可能與帝國當局國策產生對峙之局，而資本家是否能夠維持自身利益的問題。

因而，這時的問題，主要不是該論文所說的「圖利糖廠」，而是相對於來自國策的糧食生產壓力，如何「維護糖廠既得利益」，才應該是我們研究時應該考察的主要史實！

其次，我們要指出重大的、不應該避而不談前述的「原料採集區域」與其細節之問題；這是在大圳建設以前就已經長期施行，大圳通水後繼續運作的宰制性規定。我農民的耕地被官方規定，在某區內所種植的甘蔗必須販售給所規定的某糖廠；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成為該區甘蔗的買家；在該論文中，不提此宰制性的重大原則與其實際細節，僅說「收購灌溉區的甘蔗」，好像沒有此一宰制性的重大規定存在似的[5]。

再其次，「三年輪作」控制農作所需的水資源，使得本區內若非特權，就只能在該體制下哀號，如此體制，居然也可以說成是對我農民的偉大「德政」，這時竟完全無視於我農民不自由的事實[6]，學術研究能夠如此作法，真是離奇。

為了隱匿我先民種種悲慘的史實，該論文裡就又出現了像上述重視「買收契約」，強調我蔗農的處境是「農民因此會重新選擇作物以期提高收益。……農夫播種甘蔗以前，糖廠已發布期貨契約，……農夫對於未來的價格有『靜態預期』」「甘蔗的供給的結構性改變是來自其域內灌溉設施的改善」等，種種美好的說詞！

然而，史實究竟是什麼？1930年以前的「原料區域限制政策」，在大圳通水後仍繼續施行；在該宰制下，當時我台蔗農曾在「台灣新民報」的「蔗作座談會」上公開的哀訴如下[7]：

「蔗作雖是沒有利益，總是一般的農民有以下不得不栽種的理由……尤其是在台南州下，有嘉南大圳的三年輪作制度，強要栽種。[8]」

「在規程中所載關於調製上的問題，概以會社的認定為標準……故蔗農民大受其虧。……甘蔗的刈取，會社派員檢查濃度，嗣後定其先後……會社的檢查是沒有標準的，任其認定……秤量問題，頗有種種不正……又在秤量後的查定，會社藉詞說是為防不良原料的起見，對其任意認定為不良的，便隨其意思，扣減斤量或減金額。……對此無理查定……極力表示反對。」[9]

「關於調製與查定問題，……甘蔗的採收，會社不肯趕快進行，放任甘蔗枯槁，像台灣製糖〈善化〉區域內的蔗農民，因此致生損失約在三成之額。這樣會社的無理調製，查定豈不是因糖價慘落，會社欲使農民負擔……刁難農民，那就原料減少，自然而然生產也就會被制限起來了。」[10]

「現在蔗作用的硫胺，概是由會社借入，該硫胺的價格，會社在貸借當時不肯發表，故致以後發表的時候，已經比加算利息在內，也要貴的三分之一以上，會社這樣的辦法實在無理……」[11]

「關於這樣製糖會社種種之暴亂，……若非蔗農大同團結而組織起來，全然沒有抵抗的力量，故團結是蔗農眼前的急務。」

「據一般的計算，一甲的蔗作，雇農工耕作的時候，就要損失六十餘元，若是自己耕作的時候，才可獲得一百餘元的生活費，但是需要夫婦子三人合作才行，結局就這一百餘元就是一家數口的生活費。」[12]〈由於甘蔗的種植到成熟需時近一年半，當時每戶平均人口達九人以上，故此處所稱收入是三個勞動力，平均九口之家，一年半的生活費〉

「現在蔗農民的生活狀態，實在達到窮窘極點，照現時的蔗價，尚難得維持家計，尚且這回糖業聯合會決定降低原料代，這樣的辦法，實使蔗農民陷入死地的。」〈原料代，即原料收購價；本年稍早，該日資糖業聯合會決定每千斤收購價平均降低三、四成，原平均價為4.35元[13]。〉

此後，至1934年[14]以後，我們島上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秘書長葉榮鐘還為我們留下了這樣的紀錄：

「台灣蔗農差不多變成製糖會社的農奴……甘蔗價由製糖會社任意規定，蔗農就得唯命是從。還有，自己栽培的甘蔗未賣給製糖會社前是屬於自己所有權的，但事實卻如果自己拔起一根起來吃，被發現就得課以兩、三百罰款〈而甘蔗一根的價錢卻不值一分錢的〉」[15]

「現在嘉南大圳灌溉區裡，製糖會社與嘉南大圳組合的職員，郡守和警察等勾結在一起，以改良土地為藉口，強制進行深耕。田地被深耕，甘蔗的收成會好，但……水稻就不行了。……昭和九年四月中，台南州曾文郡……就發生過如下的悲劇：……有一老婦人的所有地，當製糖公司要加以深耕時……不顧其阻止……那位老婦人就躺臥在田地上要以身阻止……會社的人就鳴響了汽笛…六甲分駐所的田中副警部……來到田地，拉起該老婦人……會社的人就把那塊田地加以深耕。其結果是那位老婦人被拘留了一夜。」[16]

「到了昭和年間，會社改變手法，要割掉甘蔗的梢部及下部以及甘蔗的紅肉，一根甘蔗差不多被捨棄三分之一了。而會社並不收買那些割棄的部分，根據原料採取區域制度，蔗農不能自由處理那被割棄的部分，而任其拋棄於甘蔗田，使蔗農陷於窘境。」[17]

另外，則應看前述當年台灣大學前輩教授張漢裕的相關論述──我們可以由其提供的高雄地區資料考察──高雄地區只有一項「原料採集區」的限制，不像嘉南地區還要更加上一「三年輪作」的限制：

「因為原料區域制度的限制，買者只有一個，就是完全的購買獨佔。在這條件之下，買者可以指定價格，價格當然離去成本原理而低於生產成本……據前台灣製糖會社1930~42年在高雄一帶之調查，每甲甘蔗生產成本每年平均582日圓。……這十二年間有八年是收入不敷成本，而剩有盈益的只有四年……」[18]

上述張教授資料讓我們知道日人公開承認了八年入不敷出；然而，史實只是如此麼？──我們要知道，此數據是高雄的參考資料，其不僅尚未計入嘉南大圳「三年才輪一季水」對於台南蔗農的限制，且尚未計入該論文所提及，稱為「自給勞力」之「無償勞動」的沉重負擔；根據我台學者涂照彥之研究米作生產費中，每甲自家勞動佔比例高達25%[19]，若由此比照計入生產成本；也就是該數據中含有應扣除的成本，即實際收益較該數據更低不少，才是日據下的實情──請對應本文前及1925年我先民對於殖產局公布之「台灣農民生計費每人一日為二角錢」。因其遠低於我先民實際生活之所需，而被我先民指為「目的在於替製糖會社辯護甘蔗收貨價格之偏低」──也就是如果把這些應該扣除的生產成本與實際生活費部分扣除，那十二年中，除了前述的八年的收入不敷成本外，至少還有兩年，即1937年的每甲587日圓，與1940年每甲596日圓，應該一定也不敷成本，就是十二年中，至少有十年入不敷出了。

換言之，誠如1931年「台灣新民報」主辦的「蔗作座談會」上，我台先民所示，確實當時糖業會社的高壓宰制，越發進入各種「細節」之中，一面是除了我蔗農團結起來抗爭之外，實無改變局勢之可能；另一方面是各製糖會社在「細節」中各自躲藏的種種「魔鬼」，成功地壓低了甘蔗的收購價格，使得今日學者所欲求取的理性經濟模型不可能真正成功。

對於當時的我先民言，最不幸的乃是上述團結反抗之不可能。

那是1930年，大圳完工通水之年，也正是台灣總督府加緊鎮壓社會運動之年，此後一兩年間，在我島上社運界，「台灣民眾黨」被強制解散[20]、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與「新文化協會」轉成的「台灣大眾黨」等紛紛受到日警的檢舉；社會運動上只有被視為「叩頭請願」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活動著，但仍被日警如臨大敵地對待[21]；在社會被那樣的全面宰制的局面下，農民運動當然已不再有發展的社會條件；應該可以說，我們若肯就上述張教授所引用的台灣糖業會社的資料，想像比其更悲慘的結果[22]，那應該就是在往後時局裡，我農民們的實際處境了。

如此的史實，我農民處於被宰制的悲慘局面下；然而，在該論文的描述中，竟然被說成是「總督府」與「糖廠」與「我農民」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一個三贏的局面；不太過份了嗎？！

本文長，下周內貼出研究的完結篇「結論」，歡迎批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