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友人之要求，嚴肅

比較「柯」與「連」的先人往事

研究台灣史幾十年了，友人回台聚會期間，恰逢島內選舉日益熱烈；他們擁柯的比較多，我對於柯有些不同的意見，尤其，看重「失言」的問題，他們說，早已討厭那些永不「失言」的「政客」；直率正是可取的優點；大約因我是教師背景，總不能妥協‧‧‧爐來爐去，最後他們要我就台灣歷史的角度，說些看法，我說自己總相信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沒有考察過兩人，無法作答；結果他們要我一個月內交卷──本文之作，就是那次聚會的結果。

柯的背景，在網路上抓到的資料是──今年55歲。連今年44歲；連勝文的資料──似乎公開的較少；不過，相對言之，連勝文今年只有44歲，柯與連，他們人生經歷的時間是五與四之比；他們的資料量不同，似乎並不奇怪。

不過，相對言之，連勝文在維基百科的資料──似乎全無故事性，且極枯燥，連其競選總部的委員姓名與幾個發言人都成為他的生平資料了；而柯的資料則多頗為引人，不知是誰人落筆的。

泥人研究台灣史，本來只是對於日據以來的島嶼故事特別在意；對於兩位全無瓜葛與關切，但現在卻由於這個機緣，翻出個人研究台灣史所知的史實，來論一論兩位候選人先輩的往事──

大家先看這維基百科對於柯先人的描述：似乎日據以來，柯家就可以說是「教育世家」──而如果說，家人都很聰明而有文化，所以，當時的考試對他們言，簡單如探囊取物，或許又可說他們是「文教世家」：

「祖父柯世元，生於1895年，日治時期曾改姓氏為「青山」氏，1924年（大正13年）從台北師範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畢業後[1][2]，……再轉調至新竹女子高等家政學校（光復後更名新竹初中，現名建華國中）當校長[4]，後任台灣總督府的新竹州督學。」「其父親柯承發，生於1933年。中學畢業時考取台灣大學醫學系，因其長兄已在台大醫學系就讀，家中無力負擔學費，決定以公費就讀新竹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後於新竹市東園國小，擔任教師32年[10]。」

相對的，連家，一面說是「政治世家」，一面說是「商人世家」；原來是維基百科的執筆人暗中已經把他們沒有刊出的資料「暗示」地寫進去了──那是指連的祖父擔任內政部長時代，曾經為了與省議員炒作海埔新生地而被彈劾的，後來沒有判罪的新聞；或者是將連的曾祖父曾經寫過一篇獲得日人稿費的奇文，那些不光彩的坊間故事‧‧‧其實，在過去的年代，能夠讀書，讀到辦報紙，或者進入日本大學，或美國大學，都不是泛泛之輩；因而，其實連家與柯家都應該可說是「文教世家」──試也看那些沒有營養的，所謂的──

「連勝文（1970年2月4日－），台南市中西區人[1][2]，出身政治世家，中國國民黨籍政治人物，法律系出身的金融經營者。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臺北市經濟發展委員會副總召集人。2014年2月4日，連勝文宣佈參選臺北市長。4月19日，通過黨內初選，將代表國民黨參與臺北市長選舉。

連家出身於商人世家，祖籍山西上黨的馬崎連氏。開基祖連佛保於明朝時赴福建省漳州府馬崎社（今為福建省龍海市轄區）定居。 清康熙年間，連佛保的十世孫連興位，從漳州渡過臺灣海峽，定居臺灣府馬兵營（今日臺南市中西區）[4]。」

然而，就台灣史的真正研究者言，這樣的兩種描述的真相如何？

讀者應該不只要看他們所描述的圖像，也應該理解其真實的歷史背景如何，才能糾正出真實的歷史面貌──換言之，兩者是否都可能由於背景不清楚，或者是背景錯誤而可能導致讀者錯誤的判斷──就像在某些密閉的公共場所，是不能以呼叫「失火了」開玩笑？或者像無論張飛多麼厲害，不能夠與岳飛比武，是一樣的道理。

上面所引述的，來自維基百科；它是我們島上常被引用的公開資料，然而，他的可信度如何，個人研究所及，他關於台灣史的資訊，錯誤極多；尤其讓研究者遺憾的，是它可說是向綠營一面倒，號稱「自由百科」的它，據說其本部在美國，個人不知真假；歡迎海內外的讀者與我的老友，也包含了該百科的眾多寫手們，若他們真的關心我們島嶼未來的前途，可以給我指正的高見。以下，是泥人認為應該知道的史實──讓我們分為「日據時期」與「國府時期」兩部份：

一〉       日據時期[1]〈1895~1945〉

1895年，六月三日，根據馬關條約，李經芳把台灣島交割給日本的樺山資紀後，樺山立刻依據馬關條約公告，表示「凡居住大日本帝國領土，從順及從事合法業務之眾庶，得受始終完全之保護。」；其實日人並未遵行；史實是──

「1895年七月之際，樺山的攘逐殺戮政策已以「軍方不貼安民布告」〈可見於「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程大學編譯，台灣省文獻會印行，頁91〉、「法院不受理日人侵害我台人產權的告訴」〈可見於「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程大學編譯，台灣省文獻會印行，頁89〉。與乃木總督所自白的「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日據下的台政」，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台灣省文獻會出版，頁284〉的方式而展開。

當年我先民原有總人口數，依據水野局長1895年9月，攘逐殺戮已兩個月之報告推估，日據攘逐前的台灣人口數自然應該以劉銘傳時代，1888年，調查的320餘萬人之數據為根據來推估，即另計入1888年至1897年可推估之人口增加數十多萬人；對比於1896年底日人所統計的我台先民人口總數257萬人；是則我先民人口數在日據初的不到兩年期間已被其「攘逐殺戮政策」消失了七十萬人以上。

在這樣攘逐殺戮的悲慘實況下，社會動盪自然難以安定。

要到1902年前後，在後藤新平透過其「破壞傳統醫療制度」而成功地「打壓我先民戒吸鴉片的扶鸞降筆會」 與「歸順式上殺降」 的毒計下，社會始逐漸安定。」

當時真的，日本人沒有依中日雙方所訂立的「馬關條約」來治理，而是「我們日本就是佔據了」，「看你們清國人不能怎麼樣」，「佔地為王」的形勢！

當時，兩個與今天的論述有關的問題──

連勝文的曾祖父當年是新聞記者，以史家自許，後來寫出了著名的「台灣通史」，無論連家人如何，作為史家，在其「台灣通史」中，上述的史實，雖然沒有寫出來，應該他都很難不留意吧──在那樣的史實面前，不知道則已，知道的知識份子，要親日的話很難吧，所以，親日的人若因此罵他，不太應該吧。

相對的，柯家的祖父，如所稱「生於1895年，日治時期曾改姓氏為「青山」氏，1924年（大正13年）從台北師範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畢業後……再轉調至新竹女子高等家政學校（光復後更名新竹初中，現名建華國中）當校長[4]，後任台灣總督府的新竹州督學。……」；

看來柯的祖父當年年紀小，又不像連的曾祖父是記者，想當史家，所以，可能聽過一些什麼，但是不可能有全盤或刻骨銘心的感受；因此，他雖然曾經改姓「青山」；應該也不能算多大的錯誤吧！如果反日的人要因此而批判他，應該也不太合適。

其次，看連家這位曾祖父與柯家的祖父，應該都是當年日據下的一流文教人物吧；

先揪這大名在外的「連橫」先生，怎麼可以在1930年我台灣民眾黨所發動的反對吸食鴉片的運動中發出那反潮流的文章呢？

儘管我們知道當時的仕紳，家中有吃鴉片的人不少，甚至鴉片還是社交應酬上的玩物；且由林獻堂先生的秘書葉榮鐘的回憶中，可知連我們台灣民眾黨的名人林獻堂由於身體不佳而自身有使用；所以，當時台灣民眾黨的負責人蔣渭水醫師，由醫學的認知而推動該運動，除了廣受各地醫師的呼應外，是否主要是根據國際聯盟的規定，既可爭取改善我台人的健康，並也有給日本殖民者在國際出醜──但他們對於殖民者之改變，實乏真實的期望？且對於島上廣大的、由於貧困不可能吸食鴉片者，該作為似乎並無太多意義？

連橫沒有醫學的專業背景，卻可能由於上述的治史背景，他極可能比一般知識分子更熟知1902年前後我台先民透過扶鸞降筆會，曾經成功地進行了戒吸鴉片運動的史實──他也知道日人不可能放棄這一財源，以及終究鴉片吸食者只是少數富裕之家的子弟──更重要的是，會不會他由上述的我們降筆會戒吸鴉片成功的眾多例子上知道，真正有決心戒除鴉片的話，我台人自身就可以戒除，若要要求無心放棄此一財源，並且意圖奴役我台人的殖民者放棄其所苦心設計出的所謂「緩禁」的毒策，那真是「緣木求魚」啊！──當年他可能沒有想到，他所重視的那偉大的戒吸鴉片運動會被殖民者全力掩藏抹煞，而其所作的該文竟會被後世當作那麼重大的文獻。

以上，是個人對於連曾祖父當年雖然文名頗高，也參加了當時反抗者的文化活動，千不該，萬不該，怎麼去寫該文？

以上之研究與考察；思辨所及，請參考。

下面，我們來看柯家的祖父，如所稱，「1924年（大正13年）從台北師範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畢業」，然後曾任教師、校長，甚至出任新竹州督學。」

顯然，柯世元先生可能雖然聽過日據初期我台先民的種種慘事，終是所知有限，由上述資料看來，他一定是一位頗為受上官賞識且重用的教師，否則就日據下的官場型態，似乎很難昇到那麼高的地位；此外，由於日據下，公學校畢業的升學考試，很注重學校教師的考核資料，所以可以想像柯同學當年一定是一位很符合教師考核的「從順」標準的學生；換言之，柯的祖父應該是一位極為「從順」的好學生。

當然，殖民者怎麼會選用不從順的人來用呢？所以，就像改姓「青山」一樣，這不應該成為柯祖父的錯誤。

不過，由1924年之前後的幾件新聞，倒是我們似乎可以有些意見；那是當時台北師範學校的兩次學潮事件──

第一次學潮是「警察署長拔刀事件」，1922年二月，先有大稻埕日警因交通規則與學生糾紛[2]；後有學生看完棒球賽，返校時，又被日警糾正而不理；警察至校找舍監，要求管教學生；被學生包圍；雖警察署長帶警察隊到校搜捕肇事學生，也被學生包圍，終至署長拔刀威嚇，仍然無效；最後，導致總督府出面，學生始散；事後雖逮捕45名學生，但是在法庭上，以學生深表後悔，與有力人士與家長的求情而全部釋放。但是，最後學校的處分是退學15人，無期停學35人，自宅謹慎15人，謹慎608人。

第二次學潮事件，事已在1922年官方自吹自擂的「改正台灣教育令」頒行，我們的學者有稱，隨著該令，「師範學制改革，教科書亦開放，始得採用文部省審核通過，經台灣總督府認可之教科書。從此台籍生所學之教材程度較過去提高許多，與日本國內師範生漸無所差別。」之後，該事件僅是校方對於學生旅行的問題處理不當而發生；其實，「學制改革」是最表面、好看的工作，如果改用一本好的教科書，教學品質就真會進步的話，所有著名的學校，豈非都不值得大家報考，只需要自行買一本好課本了？所以，由上次警察署長拔刀事件，到此次由旅行事件的原因，雖在我們主流學者的研究中，都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其實此次事件的意義重大，正顯示了殖民統治者平素教育態度上的嚴重錯誤；因而，該次事件竟由旅行事件轉成了七百餘名學生宣言「寧死不回校」[3]與兩百餘人聯合罷食的大事件。其宣言直指學校當局腐敗之實際，稱：

「據學生送給記者的文書，和記者親對學生調查的內容、全在壓迫、干涉、差別等的弊害釀生出來的。今舉學生所說『重形式、輕實質，輕視有實力的教師，多換無實力的小公學校訓導來充作教師，禁止學生多讀參考書、雜誌類，輕視學生人格，常常搜查衣袋箱筪，等閒學生的疾病治療，內台人的差別待遇，師弟如同仇敵，沒有愛情等……」[4]

據稱這次學潮，學校處置為退學36人，勒令休學64人；退學者絕大多數皆轉往日本留學，後組成「文運革新會」；成為留日學生中反對溫和仕紳路線之激進派。

當時「台灣民報」上對於我台籍生的描述是──

「學生一面在社會上受優越的政治所抑制，一面在校內受這專制的教育者所差別輕視，血氣旺盛純真如青年，哪能屈從這不自然的理法，受蔑視而甘忍呢？」

也就是，當時的柯祖父是在這樣的校園環境下，他其實很有與同時代的那些同儕共同覺醒與奮鬥的機會，但是他是在當時仍然選擇了「從順」的典型吧──自然，人各有志，不可相強；柯祖父的腳色也不應該受到太多的要求──雖然，今天的孫輩似乎真的表現了不一樣的態度。

以上，這是泥人研究日據下台灣教育史時，順手記下的資料，在此似乎正好用上；此提出給朋友們參考。

接著，再讓我們由上面所及的他老人家曾經出任新竹州督學之事，似乎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應該一論了：

原來「督學」的性質已經不是「從順」於殖民統治，而是可能要「為虎做倀」了；看當時的史實，日據下對於教師的教師的要求，不只是如前述，對於師範生：「重形式、輕實質，輕視有實力的教師，多換無實力的小公學校訓導來充作教師，禁止學生多讀參考書、雜誌類，輕視學生人格，常常搜查衣袋箱筪，等閒學生的疾病治療，內台人的差別待遇，」，在公學校的教職上更是──

「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5]

根據我們教師家族轉述當年曾經發生過的，是這樣的事──1910年，我們總督府保送赴日深造的國語學校畢業學生洪禮修，由東京帝大學成回台，一心想服務鄉梓，提升民智，沒想到他的熱情竟被官方政策完全地否定了──

「他的教學方法為前三十分鐘講故事給學生聽，後三十分鐘教課本，學生可自由質問，再由老師講解，因此和校長發生爭執，校長指責父親沒有依照學校辦法教學，咄咄逼人說：『你要不要麵包？』父親一聽之下，隨即提出辭職書，不教書了。」

而柯祖父所曾擔任州督學也者，似乎就是專門負責這樣威脅我們教師的──是如此「威風」的「從順」嗎。

不知道，我們可敬的網友們，讀來感受如何？個人可能由於曾經身為有理想的教師，對此特別難以忍受，故可能會有情緒偏見，謹此只是記錄史實，請讀者自行參考。

二〉國府時期〈1945──〉

本期中，我們應該知道的重要史實，也有不少被掩藏與抹煞；例如，日本無條件投降是在1945年八月十五日，但是國府來台接收的時間是該年的十月二十五日，而其進行正式的接收時間，則要到十一月初；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在我們島上曾經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嗎？還有由於那些重要的事，導致當時出現了怎樣的局面？以下，顯然必須事先說明，我們才可能認清當時發生的各種現象。

今天談戰後初期的島嶼事件，很少學者提及當時的日人排下了怎樣「厲害」的暗局──那是日人一面立刻解除經濟統制，在戰後各國皆控制物價，謹慎復原的情勢下，我們島上物資供應，開始失去控制；另一方面，由皇民化運動的衊華心態發展出來的，日人於無條件投降後，推動台人在日人卵翼下的所謂「自治運動」是衊華心態的自然結果；日人如何能夠拉攏親日之台人，除了發放欠薪外，另發出半年份的所謂「資遣費」；另一方面，則以私相授受日產的利益為餌；據時人的回憶，先是該年九月九日，日人投降的24天後，總督府仍然由東京運來應該報廢的整飛機的巨額鈔票，以欠薪與退休金、遣散費之類名目，發放給官方職工與戰時所有戰爭協力者，同時，各個國策會社同時進行清算，由員工瓜分所有可變賣的資產──大量的巨額鈔票不可避免地帶動了物價飛揚。

同時，在台北曾有一眾所周知的公開活動──那是我台籍名人林獻堂在台北接收日人某大旅館的儀式，所謂的：

「在前進指揮所尚未設立前的某日，台中某大紳士來到台北，……由僕從扶持進入一家日人經營的某大旅館，宣佈要接收該旅館，……當時政府還沒來接收，他就先來接收了。這件事轟動全台北，……大先生……坐在藤椅上，隨從二人……儼然關老爺後面也站有關太子和周將軍般。有人很憂心地問大先生台灣的情勢會變成怎麼樣？他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會變成像加拿大與英國一樣，中國在此地擁有宗主權。……。聽了他的說法我便感覺到台灣會有麻煩」[6]

林氏是懂得義理與分際的人，應知所謂「臨財勿苟得」之古訓，該行為應除了有訛傳部分外，應是「被設計」或「被強迫」的成分居多。但是這消息就帶動了各地戰時協力者私相授受日產的形勢；那是所謂的：

「戰爭結束後，待遣回的日本人將他們原有的房子送給與他們有親交的台籍人士，……台大名教授中都有受贈的人……有的人全靠接收成為巨富。……光復後登場的台灣巨富中，有很多人是背負著如上的原罪──非法接收。」[7]

光復初期，國府尚未來台以前，喜歡研究圍棋，磨練長考能力的日本人以上述的漂亮設計，造成了我們我們社會的動盪，私相授受讓人眼紅[8]；爭奪日產，不僅造成我台人內部的分化，甚至造成血腥的衝突[9]。

據回憶者指出，當時經濟上，在國府接收前的兩個多月中，我北市米價已漲了十八倍以上[10]；可說已入日人之所設計的圈套，難以遏止；外國史家描述此時社會的經濟情勢──

「1944年到1945年間，通貨膨脹已無法控制，物價上漲率高達530%；1945年由於發行的紙鈔比1944年幾乎多了四倍，紙幣的流通有爆炸性的增加。……物價跟著飛漲，1945年10月到1946年8月物價上漲了3.5倍，食物價格在1946年上半年快速飛漲，從1月到2月，台北市場上的一包米的價格上漲了230%，3月又上漲了130%，每個月幾乎上漲一倍。」[11]

此外，過去被宰制剝削的底層民眾，自然難免想要在此時報復其落魄的宰制者；這當然更造成了複雜的動盪形勢。時人對於當時社會情勢一位學生的回憶如下：

「戰爭結束，……有很多台灣人去打日本人的員警或老師。」[12]

「老師授權管教各列學生，大部分的列長都很兇、很嚴，可以任意打罵該列的同學，只有我當班長也兼列長時很少打罵……後來聽說被打罵的學生們，戰後還去找那些列長們算帳，而我則得以倖免。」[13]

一位鄉公所的年輕人回憶如下：

「……三月我接到當兵的召集令……戰爭結束，我就返鄉了。台灣光復後，過去受日本人欺壓的鄉民湧到鄉公所，準備毆打職員洩恨，但所有公所的人員早已逃避，只剩下我一人。大批鄉民約一百多人包圍鄉公所，大聲喊打。我出去請他們進來坐，他們非常驚訝………除了一直追問其他人的下落以外，他們對我非常客氣。當時我沒有逃跑，是因為自認為做事問心無愧……那一陣子有許多同事在家遭到圍毆……」[14]

也有耆宿如此描述著當時的世態──

「台北的紳商在獲知中國不會對台灣人民報復後，人人喜形於色，於是認為，應該把以前對日本人拍馬屁的方法再拿來用於中國人，仕紳們乃共同在北門樹立了一個牌樓，上面寫著一幅對聯『喜離苦雨淒風景，快賭青天白日旗』…… 」[15]

「二二八事變無辜犧牲者裡面，有許多人因為私仇公報和爭奪權位而被人密告陷害的。」[16]

當時，在台日軍所留下的紀錄甚至寫下──

「接收期間為期三個月，自終戰算起則是五個月，但因中、日兩軍威信降低，居民大規模惡質強盜化，在請准使用武器後始能保全。」[17]

對於上述的基本史實有了理解，然後我們可以來考察國府時期的個人處境。本期中，連的祖父連震東是接收大員；相對的柯的祖父在光復初期有不幸的遭遇──「1947年於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政府軍隊拘禁3天，其間遭毆打，返家後臥床3年多，後於1950年（民國39年），以54歲之齡病逝」──確實真是可憐。

只可惜，上述所及，我們極為同情柯老先生的遭遇，所幸柯老先生在陳總統時期已曾獲得所謂「228回復名譽證書」，但是，關於上述可能最值得我們探索的，或許是上述日據下教育那強調「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使我先民民智難開的教育做法，是否今日的柯家能夠像當年的洪家一樣，提供給我們那方面更多的資料？──那可能就是我們島嶼至今社會雖然進步，然而，民智卻似乎總有某些不對的癥結所在！？

下面看連的祖父，連震東是日本慶應大學畢業，是奉其父連橫之命，回大陸隨國民黨元老張繼從事救國工作；戰後回台，負責地方的接收事宜；在上述的複雜情勢被長期隱匿與抹煞的情況下，今天論及光復初期的社會情況時，所有接收人員幾乎全被罵翻了──連似乎還沒有被指名道姓地提出來批鬥；不過，我們看到媒體上有所謂──

「潘建志說，因為連震東在擔任內政部長時，和省議員一同炒作海埔新生地販賣圖利被揭發。監察院在1959年7月30日對連震東提起彈劾，並指其處理海埔新生地違法失職，彈劾通過。 潘建志還拿出1960年時的總統府公報，內容寫著連震東對彈劾不服申辯但仍遭公懲會駁回。潘建志比喻這個情節大致上可以看成是「發生在海邊蚵田裏的大埔案」，即高官強徵民地圖利，在台灣的始作俑者就是從連家開始的，最後潘建志還酸「不然，你以為他們家那麼多土地是天上掉下來的嗎？」[18]

個人對此理解不多，但是由於長期關心台灣史，手頭除了撰寫日據史之外，另一部戰後台灣史也已進行約五十萬字，除了因而廣讀回憶資料外，便中也曾訪談當代一些長者或相關人等，探詢當年種種；據個人之歷史認知，連家的財富，似乎連震東的妻子趙蘭坤功勞不小之外，當時有一特殊的時代因素，1960年前後，正是「自由中國案」爆發前夕，這時間點很重要；其前，1957年，劉自然事件，1958年八二三炮戰、1959年八七水災；劉事件增加了美國對於國府的反感，八二三炮戰又讓美國不肯示弱，而八七水災後的復建進度讓美國滿意，三者拉扯加上美國對於蔣早有的不信任，美國「一中一台」「意圖放棄國民黨」的政策逐漸出台；此期間民心動盪，勢所難免；因此，此時社會上的土地炒作新聞，在某方面說來確實是「揭弊」；但是跟著「揭弊」的渲染力，應該確實另有一營造信任社會穩定前景的意義；

要知道那時島上對內的宣傳總是說可能對岸會來「血洗台灣」，地主與資本家將是第一倒楣鬼；而當時那個極為匱乏的時代，資金外逃才是社會與政經當局所最擔心的，由此角度看來，由內政部長領頭炒作那海埔新生地，對於當時的社會將可收到多大安定人心的政治效果？！由這個角度想來，連震東當年此案，最後無罪的可能性，確實是很高的──如果他在兩蔣面前如此自辯，不是炒作台北或台南，而其目標竟是海埔新生地，若真的有罪的話，也要罪減一等吧。

此外，連震東的妻子趙女士，好像是東北人，學的是經濟學，所以應可說有理財的背景──早年坊間有一經濟學教科書，其作者是趙蘭坪，不知與其是否有關係。

此外，除了上述關於其投資土地而獲利，可能確有其事外，在我台商界耆宿陳逢源的回憶錄中提及，1967年，連家趙蘭坤也曾進入台北合會董事會；該會在1970年印行的「台灣省通志稿」中，被稱為「基礎穩固，信用卓著，允稱當前規模最大，經營最完善之純民營金融機構。」[19]，似乎讓我們可以感到其人大約是在這方面有實務能力的。

對不起，我沒有足夠的資料，也沒有興趣探討他們實際的數字，我真的還有許多研究需時間呢──據說，柯家擁有三項日本代理，頗為殷實；可能因此他說到亞茲伯格症，滿輕鬆的；泥人家中也有亞茲，沒有相當的家產，真滿累的，所以，應該柯家真的相當殷實吧──請原諒我無法繼續研究兩家了。

以上，是我個人研究台灣近百年史的一些心得。

為了一次與老友聚會的諾言而寫作‧‧‧

歡迎老友們給我指教，雖然您們似乎都把我研究歷史看成是笑料，請不要老是問我投票給誰好嗎？

直到投票的前一刻，我都會儘量理性地研究，請相信我。

究竟會投票給誰，很嚴肅地說，目前無可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