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著名文學家李銳在小說《銀城故事》中談到他的創作核心主題: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遭遇了殘酷的解體和失敗,為了「救中國」,無數人流血犧牲找到的那個「真理」,在文革當中把中國帶進更深重的失敗。當我們從浩劫之中掙扎出來,再一次向別人尋找「真理」的時候,卻發現別人的真理也出了麻煩,所謂「科學」與「民主」的真理,所謂西方的價值觀念,正在解構主義的思潮中遭遇空前的危機。我們是同時從裏到外的遭遇了價值否定,這個從裏到外的意義失落,真是曠古未有的煎熬。這就是我體會到的中國人的精神處境,這就是多年來我一直在用小說表達的困境。(頁251)
李銳所說的處境,正是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上備受煎熬的一個重要根源。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逐步地從器物層次、制度層次,以及文化層次上進行了不間斷的自我反省、檢討進而否定自己,同時又努力地向外國學習。然而,學習了一百六十多年,仍然沒有找到中國應該是怎麼樣,應該達到怎麼樣的境地的答案。這就像是余英時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一文中所說的「靠不上岸的孤舟」困境:
中國知識份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