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台灣媒體報導，馬英九總統在今年四月廿八日《中日和約》簽訂57週年發表「日本把台灣、澎湖主權讓渡中華民國」談話。

三天後 ，即五月一日，「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齋藤正樹以「個人名義」發表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引起馬英九高度憤怒。

本來，齋藤正樹之類的日本外交官的讕言無足重視。事實上，台灣地位已定。今天世上沒有任何國家有能耐公開否認這樣的事實：台灣屬於中國。

與中華民國保持邦交的23國，無論過去如何熱愛「紅包外交」，都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這些國家只承認中華民國。

其實，地位未定的倒是日本本身，以及日本目前所竊據的琉球。齋藤正樹與絕大多數日本官員一樣，文化素養和國際知識水平都不高，英文程度更差，遑論其他歐洲語文。因此，齋藤讕言只能引起中華世界對琉球、日本現狀與前途的注意。齋藤以為鑽了空子，其實弄巧成拙，得不償失。

問題是，齋藤為什麼能夠有機會發表讕言？

非常不幸，答案是：馬英九的歷史觀讓包藏禍心的日本二戰翻案運動分子抓到可鑽的空子。

馬英九說，「日本把台灣、澎湖主權讓渡」，可是日本從來在台灣就沒有合法的主權。他似乎忘記了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在1943年12月發表的《開羅宣言》指出，日本所盜竊的台灣、澎湖，必須歸還中華民國。

馬英九似乎也忘了1945年七月，美、中、英發表的《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特別聲明《開羅宣言》所有條款必須實施，並將日本的主權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國以及吾人（美國元首、中國元首、英國首相）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是接納《波茨坦公告》的後果。因此，日本竊據台灣、澎湖五十年，是完全非法的，根本談不到什麼主權。可見，馬英九的「日本把台灣、澎湖主權讓渡」論是錯誤的。

何況，日本早在1951年九月美國導演的《舊金山和約》上面簽了字，放棄了在特定地理區域之外的任何主權。台灣、澎湖都不在這個特定地理區域之內。因此，即使根據日本所津津樂道的、1952年四月廿八日「生效」的《舊金山和約》，日本在同一天即1952年四月廿八日簽訂《中日和約》之際，根本沒有什麼「台灣、澎湖主權」可以讓渡。

1952年《中日和約》第四條說得更乾脆：茲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三十年即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

換言之，《馬關條約》作廢，日本在台灣、澎湖從來不具有任何主權。更重要的是，大清穆宗毅皇帝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 即中國藏族的陽木狗年）的《北京專約》，也作廢，成為將來重新討論琉球復國問題的重大伏筆。

原來，《北京專約》規定：中國承認「台灣生番曾對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軍出兵台灣是「保民義舉」云云。同時，中國給予難民撫卹銀十萬兩，另加購買日方修築之房舍道路，銀四十萬兩。

事後日本偽稱，《北京專約》標誌中方承認琉球是日本屬土，琉球人是日本屬民云云。中方則指出，琉球乃中國屬國，《北京專約》所指之「民」，只是1873年在台灣被殺的日本人，並不包括1871年遇害的琉球漂民。

因此，1952年的《中日和約》對日本十分不利，對東亞恢復傳統秩序卻大大有利。

可惜，為了姑息勢成強弩之末、不穿魯縞的台獨陣營，或者由於知識、立場都可疑的總統府部分幕僚的誤導，馬英九不但不指出《中日和約》對將來東亞格局改組的良性作用，反而以總統之尊，現身說法，學舌說「日本把台灣、澎湖主權讓渡」云云，讓齋藤正樹之流趁機鼓吹「台灣地位未定」，鼓舞台獨勢力士氣。這顯然是極大的敗筆，令人為馬英九的歷史聲名扼腕嘆息。


據報導，這種讕言「引爆馬總統高度憤怒」，企圖要求日方撤換齋藤。其實「台灣地位未定論」除了台灣老皇民，國際上並無市場。馬英九之所以震怒，毋寧是齋藤的喧賓奪主、目中無人的放肆態度。

但是，說到底，齋藤猖獗的根源來自馬英九自己的失言。

偉大的思想家荀子指出，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至少，在台灣問題上，君子不但要謹言慎行，還要站穩立場、見賢思齊。

1952年四月，中華民國外交官們巧妙利用美國對日方的壓力，真正做到公忠體國，迫使後者承認：中國與日本之間在中華民國三十年即公曆1941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已經無效。條文中的「中國」兩字的意義特別重大，影響極其深遠。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如果能夠吸收齋藤案的教訓，馬英九就一定能體會中國國民黨57年前在艱苦環境下取得的外交成就，彌足珍惜、效法，就可望不再在二二八道歉永恆怪圈之內迷途難返。

作 者 是 旅 居 北 美 的 業 餘 文 化 工 作 者

圖一： 蔣介石、葉公超
圖二： 1952年《中日和約》簽訂現場
圖三： 日本二戰翻案運動分子懷念已成廢紙的「馬關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