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猶未光》評述之五〈違法亂紀不是衝突〉

 一、《天猶未光》第034頁第2行述稱：〈2月27日他（吳乃德教授）在《中國時報》6A頁發表專論〈我們共同的二二八〉，提醒政治人物「真相不一定帶來和解」，端視我們如何呈現真相、如何處理真相；而且「歷史闡釋不等於歷史事實」，教訓和啓示不應不當成事實來闡揚。⋯但是當他舉例說「中國認同者」認為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衝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他認為「這樣的論斷應該比較符合歷史事實。這𥚃，恐怕吳教授自己犯了歷史教訓和歷史事實混淆的毛病。〉

 二、同書第035頁第21行述稱：〈客觀地說，二二八是族群衝突與官民衝突夾纏的事件，半世紀以後要來反省教訓、追究責任的工程非常艱難，族群衝突的部分是沒有姓名、根植人性從而是人人有份，如何追究？〉

三、吳乃德教授說得很好：「真相不一定帶來和解」，「歷史闡釋不等於歷史事實」！事實上，「歷史事實」（真相）就是「歷史事實」（真相），而且「歷史事實」（真相）只有一個；但是一個「歷史事實」（真相），因闡釋者主觀的意識或觀察的角度不同，因而常會有多種「歷史闡釋」！譬如說，二二八事件有說是「官逼民反」（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有說是「族群衝突」（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也有說是「二月革命」（台灣人想當家作主），甚至有說是「日本人離去前的反撲」。

四、「如何呈現真相、如何處理真相」和「如何追究？」確實不易！太陽高照是「真相」，人在山頂、在海邊、在樹下或在室內，對氣溫的「闡釋」當然各異。同一「歷史事實」（真相），要取得一致的「歷史闡䆁」，尤其是「半世紀以後要來反省教訓、追究責任」，確實「非常艱難」！對同一「歷史事實」（真相），既難取得一致的「歷史闡䆁」，想要得到「歷史教訓」更是難上加難！

五、但是，依照現代國家的民主法治概念，軍警雖是保護國家安全和維持社會秩序的力量，但仍不得違法侵害人民性命、財產和利益；反之，人民雖有遊行、示威和請願的權利，但是攻擊或殺害軍警則是「違法行為」！二二八事件中，暴民屠殺外省人、侵佔官署、攻擊軍事要塞和搶奪槍彈，都是「違法行為」；反之，軍警為保護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秩序，依法取締、逮捕或處置暴民，則是「合法行為」！前者是「違法行為」，後者是依法反制「違法行為」的合法作為，絕非黑社會的幫派械鬥，何來何謂的「衝突」之有？因此，無論是「對腐敗政府的抗議」、「台灣人打殺外省人」、「武裝革命」或「日本人的反撲」，都是「違法行為」，絕非「族群衝突」或「官民衝突」！

 六、台灣割讓日本，被統治五十年，台灣人受日本文化和教育的影響既深且鉅，如果從二二八事件參與或受難者身分背景加以分析，不難發現除了被煽惑的民眾、退伍軍人和學生外，其餘大多數具有「在日據時代出生長大」、「接受日本高等教育或赴日留學」、「參與日據時代政治活動」、「參加皇民化運動」，「參與台共活動」或「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等背景；反之，曾赴大陸求學而被譏為「半山」的台灣人，除了李安邦和陳復初外，其餘幾乎都未涉案。因此，與其說二二八事件是「族群對立」，不如說是「文化差異」！

七、太陽花學生「未經申請獲准」，佔據立法院議場，又侵入行政院，已「違法在先」，嗣又抗拒員警驅離並破壞公物，都是事證俱在的「違法行為」。年輕人的無知衝動，固然可予寬恕，但是法官根據「公民不服從理論」不予起訴，確是對上述理論的錯誤認知，其所遺留的禍害全民只好共同承擔！陳儀深教授是政治學博士，又是肩負傳道授業解惑的歷史學者，應該具有法律基本常識和治史辨證知識，竟然把二二八事件中「暴民屠殺外省人、侵佔官署、攻擊軍事要塞和搶奪槍彈」和「軍警為保護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秩序，依法取締、逮捕或處置暴民的作為」，閳釋為「族群衝突與官民衝突夾纏的事件」，確實令人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