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刑法第5條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民報作者吳景欽 | 民報 – 2016年11月23日 下午6:59

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第5條修正案，而將加重詐欺罪納入境外犯罪的處罰範疇。如此的修法，或能彌補我國人於域外詐欺的處罰缺陷，卻讓人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感。
 

面對台灣人於海外進行電信詐欺時，由於刑法第7條，對於域外犯罪之處罰，有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則在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普通詐欺罪、第339條之4第1項的加重詐欺罪，法定刑分別為五年以下、一至七年有期徒刑下，就算這些詐欺犯被遣送回國，檢察官亦無法對之訴追，致形成治罪漏洞，既為人所詬病，亦常為我國要求他國遣返人犯的障礙。故在此次修法，就將刑法第339條之4，即假冒公務員身份、三人以上共犯或以電信詐欺的加重犯，列入刑法第5條，即域外犯罪的處罰對象，期能有效防制海外詐欺的猖獗，並因此取得最優先的管轄權。
 

惟於國際刑事管轄權競合的情況，到底誰有權管轄、誰有優先權，除涉及行為地、結果地、行為人與被害人國籍外，有更大的決定性乃來自於國際現實，即台灣普遍不為大部分國家所承認，若又有中國因素加入，我刑事管轄權往往被列為最後，甚至不存在。所以，欲將加重詐欺罪列入域外犯罪的處罰範圍，致因此取得優先管轄權的想法，雖不能說是天真，卻也過度簡化了問題的思考。
 

又隨著地球村的成形，該列入刑法第5條的國際犯罪類型，實不僅是詐欺罪。如因兆豐案引起關注的洗錢罪，依洗錢防制法第11條，其法定刑最重為七年有期徒刑，亦不符合刑法第7條，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要件，則在洗錢罪具有跨國性，亦為民眾要求須強化訴追的情勢下，卻在此次修法，完全被忽略。又如這幾年，國際社會所極度關注的恐怖或幫派組織的蔓延、槍砲彈藥的販賣、金融犯罪的擴散，甚至是羅馬規約所規定的國際犯罪，如戰爭罪、種族屠殺或殘害人權的犯罪等等，實也應一併列入刑法第5條的範疇，以來與國際刑事司法與人權普世化的價值相接軌。惜在此次修法，仍只看到自掃門前雪的狹隘心態。
 

此外，立法者恐更該關注刑法第7條，即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處罰限制，是否合理。雖然，國人在域外犯罪是否為刑法效力所及，必須符合輕罪不罰之原則，但在我國無輕、重罪之法定標準下，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作為基準，門檻極高，若比之於德國刑法僅規定為一年，實就有相當大的檢討空間。尤其我國財產法益的犯罪，法定刑多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實皆不可能合致於如此的要件。故衡諸各國法制，訂定如此高門檻而與我國相當者極少，大概就屬義大利，為何如此，原因無他，即是對於本國人的屬人管轄，無須先自我限制、自我受限，以免於管轄權競合時，出現劣後的狀態。甚且參考引渡法第2條第1、2項但書，皆以最重本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來為引渡要件下，刑法第7條也應為相同的規定，致能達於法律的一致性，以來有效減少防制犯罪的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