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系創辦人余紀忠。（本報資料照片）
余紀忠、死囚、大和解
• 2010-04-08
• 中國時報
• 【?施明德】
四月十六日是本報系創辦人余紀忠百歲冥誕。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日前舉辦研討會，回顧余紀忠推動自由民主的成就。明天四月九日則是余紀忠逝世紀念日，晚間七時三十分起，在台北市國家戲劇院，雲門舞集、朱宗慶打擊樂團等藝文團體將攜手推出「歷史的傳唱：余紀忠先生百年紀念藝演」。本刊亦於今明兩天，特刊專文，以資追懷。──編者

一生中，會常常令我懷念的人，除了親人、戀人之外，實在並不太多，往生者更是寥寥可數。黃信介先生和余紀忠先生是其中兩位長者。
　
信介先生是美麗島時代的長官，一路相交、追隨，一直到他往生，我一直敬愛懷念。每每相關情事或時節到來，心中總會想起往事種種……。
　
余紀忠先生會成為我生命中懷念的人，不是因為共事，而是傳說中常常會被拿來形容超越年齡、無利害關連，純粹是種愉悅的交情，不是很濃，卻撕不斷的關懷之情。
　
美麗島大審中的死囚
　
一九九○年中，我囚禁了四分之一世紀出獄才不久。外界的人、事、物我還不是很熟悉。有一天，中國時報的朋友張叔明兄跑到民進黨中央黨部找我。叔明說，余先生想請我到家裡吃飯聊聊。我問說有什麼事？叔明說：「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問。」後來我才知道余先生在工作範圍內不怒而威，幾乎上上下下都對他敬畏有加。幾年相交下來，我似乎是少數在他晚年可以跟他說話不拘束，倆人在家中對話時，余先生會把雙腳擱在茶几中的人。有次，建新兄撞進來請示，看到他父親輕鬆的樣子，事後，還很訝異地說：「我很多年沒看到爸爸在客人面前這樣自在的樣子。」
　
那次，我依約到了中國時報總社，余先生的住處。開始時，張叔明兄，黃肇松兄和林聖芬兄好像都在。寒喧一會後，余先生就請他們幾位離開。然後，他神情變得更輕鬆。我察覺得到有其他部屬在，談話會有點「官式」。
　
只剩下余先生和我時，余先生就告訴我，從美麗島事件以來，他就特別關注我，我出獄後，就一直想找機會和我正式認識。他很快就直接告訴：「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情治系統非常堅持必須把你判處死刑。在審判前，這種氣勢已經形成。在國民黨內也沒有人敢替你說話。像其他人姚嘉文、林義雄、黃信介還有人會求求情。」
　
「那時，我對你也一無瞭解，我對你印象也非常惡劣。」
　
我聽著，笑一笑。當年，國民黨人誰不恨我？
　
另類的革命情感
　
「審判開始，我交代報社，這是一個歷史事件，必須忠實報導，巨細靡遺。」
　
「我每天看每篇報導，你們每個人在庭上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我都仔細瞭解，還每天把線上記者找了聊聊細節。」
　
「審訊結束不久，經國先生就約我去。那時，經國先生約見的人一定不少。國外關切審判的人也很多來到台灣。」
　
「那天，經國先生見面就問我，對美麗島叛亂案是不是瞭解？我報告經國先生，我已相當瞭解了。然後，他直接就問我：你對施明德的看法如何？經國先生沒問別的被告，直接就問你。我當然知道事情是什麼一回事了。」
　
「我告訴經國先生，以前我對你（指我）完全不瞭解，還有點覺得你是個小混混，印象很壞。但是整個審判下來，別人不談，我對施明德印象完全改觀。我認為你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份子。」
　
「經國先生聽我這麼一說，不知道我對你是褒還是貶。他似乎正要做決定。他接著就說，軍事法庭已經判你死刑，依據當時法律必須送總統批示。經國先生問我意見。」
　
「我告訴經國先生，經過美麗島事件，民主化已經只能加速，不能倒退了。這個時候處決施明德不利於國家的發展和安定。」
　
「經國先生再直接問我，是不是可以對施明德這個人做個簡單、明確的評語。我頓了一下，告訴經國先生，我想用孟子那句話來形容施明德：『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也許我的評語太重，經國先生沉默了一陣子。經國先生說，違法也只好違法了，我不判他死刑。」
　
類似的歷史場景，後來前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先生也親自告訴過我他被蔣經國徵詢的過程。但，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當年軍法大審的第一手資料。當年敢直接赤裸裸向獨裁者替人人皆曰可殺的叛亂死囚陳情，是要有極大的正義感的。也許這也是另類的「革命情感」，那次會晤後，就開展了十餘年誠摯的忘年之交，直到余先生往生。
　
中國情　台灣愛
　
藍綠和統獨撕裂台灣後，某類人士似乎也把「中時」和余先生列入「統媒」和統派人士。余先生出生於中國，三十餘歲才到台灣，又是一位知識份子，他有濃濃的中國情是必然的，也應該受到尊重。但是，在台灣居住了半個世紀，事業、家庭都在台灣變得已不可分了。余先生和許許多多在一九四九年到台灣的所謂「外省」一代、二代、三代，都對台灣有了深深的愛了。如果有人為了政治或選票把這類台灣人，由於他們有「中國情」，就否定或剝奪他們的「台灣愛」，我認為不但是殘忍，也是極端的不智。台灣畢竟是小島、小國，中國到底是大國、強國。如果獨派人士還為了選舉把一大票人歸類為「統派」，會賣台，我不知道台灣還能憑什麼守住台灣的主權獨立和國家安全。
　
我從不掩飾我主張台灣應該獨立，並在大審中就公開表示了，台灣已經獨立，現在的國名叫「中華民國」。十餘年中，余先生從不質疑我的台獨立場，我也從不懷疑他會賣台。我們相信普世的價值和理性的抉擇，一定會選擇一種對全體台灣人民最有利的方向。和余先生吃飯、喝酒、聊天，沒有特別規避，就自然地不會談「統獨」，好像我們都承認台灣今天是「什麼」了。
　
只有一次，余先生特別約我到余府，說有件要事想當面跟我說。原來，他剛從北京回來，才和江澤民主席會晤過。他拿了「談話紀錄」給我看，我看了，問問余先生會不會完整披露？余先生說再看看，也許等百年之後吧。余先生很自然地提到彼此都接受的和平原則和民主原則是解決兩岸關係不可放棄的立場。
　
余先生告訴我，江澤民先生曾問他：「依余先生看，兩岸的未來走向聯邦如何？」余先生告訴我，他對江先生說：「兩岸走向聯邦還不可行，走向邦聯台灣人民還有接受的可能」。聯邦的分子像美國的各州，邦聯的分子國像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和大英國協的關係。
　
在我印象中，這是唯一一次，余先生最具象地表示了他對「統獨」的立場。統與獨的政治範疇，本來就有很大的區塊，並不是只有很狹窄的一種定義或定位，堅持「台灣共和國」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似乎都是對國際法缺乏包容性的認知。
　
現代台灣人，應該接納有些人有「中國情，台灣愛」。如果不准別人有「中國情」，一定要連中國的文化情懷都得割棄才算「愛台灣」，我不相信這樣細分下去，檢驗下去，台灣還能保住主權獨立。
　
兩個被外界認為是「一統」、「一獨」的忘年交，真的在「統獨」上有如此對立嗎？在我心中，余先生也算廣義的「獨派」。凡是不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的人，難道不算是現階段的「獨派」？
　
思緒清楚　挺拔英俊
　
一個人能活到九十歲，已經不太容易﹔活到九十歲還能對現代事物、潮流保持高度興趣，頭腦清晰、談話不會重複，顯然更加難得；特別是活到九十歲體態還能挺拔，容貌展示出的的不是歲月的滄涼而是智慧的投影堪稱老帥哥的，我認識的人物中只看到兩位。一位是李登輝先生，另一位就是余紀忠先生。
　
余先生（我不習慣稱他「老先生」）和一些在事業事物達到頂峰的長者一樣，在晚年能自在交往的朋友大概都不會太多了。在子孫面前的威儀，在部屬前的拘謹中，長者很難輕鬆談吐。在余先生晚年，我常常會應邀到余府或餐廳小酌。這種事余家小姐和公子或「中時」高級幹部都知道。有時，我會問建新兄為什麼他從來不參加這種餐敘。建新兄總會說「不敢，不敢，和我老爸吃飯不輕鬆。」也許吧，我是余先生晚年的「酒肉朋友」之一。
　
在余府吃飯總會勞動多人，後來余先生會邀請在外聚餐。這時，余先生總會邀請才女、美女一起參加，還有葉明公。文茜常常是座上客。余先生非常欣賞文茜，有文茜在，場面從不冷場。文茜常常沒大沒小地說話，但又不失態。這樣的餐敘常常是種享受。
　
態度大方　待人體貼
　
有次，我跟建新兄開玩笑地說：「我帶你爸到酒廊走走」。建新兄一口說：「好啊，Nori啊，玩，你比不上我老爸。我老爸年輕時既能做事又能玩。」
　
和余先生餐敘最愉快的是，他從不嘮叨，更不會訴苦。那時，我們都知道他已罹患肝癌，但，他從沒有自己提過。開始，我還會有些不安地問：「可以喝嗎？」他會笑笑地說：「不要太多就好了」。余先生對疾病的態度也是一種好榜樣。他似乎沒有讓疾病掌控了生活品味。
　
余先生對人的體貼常常在不讓對方知覺下，自然顯示。媒體老闆就像一個情報頭子一樣。他有太多像情報員的記者群在外二十四小時地搜集情資。有兩、三次，辦公室薪資發放有點窘迫，我會接到余先生的電話，他也不問我是不是有困難，他會直接了當地說：「等一下叔明會拿個信封給你。」事後再見面，余先生也不問「有沒收到。」彷彿怕傷到我尊嚴似的體貼。（上）

但是，真的有事時，我也會直接找余先生幫忙。
　
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彭明敏和謝長廷（由彭明敏指定），代表民進黨和李登輝先生競選總統。明知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選戰。一開始，我還專程拜訪余先生，希望「中時」能公平報導，余先生也一口答應。開票前，在黨內我就預估我方得票率只有21﹪。如預期，但彭明敏集團並不領會全黨都已將士用命，全力以赴，還怪東怪西，就是不檢討自己，還爭吵著把競選補助款佔為己有。大型選戰把政府補助款大部分歸予候選人，是民進黨制度中可恥的一部份，全黨用命，不論輸贏，最後都窮了黨，富了候選人！所以，大型選戰後，候選人都成了巨富。
　
彭明敏輸了，我辭去黨主席。
　
余先生又請我到余府聚餐，問我有什麼打算？我直接了當告訴余先生：「我想推動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的研究工作。」余先生立刻答應全力參與。四年後，「珍藏美麗島」四大冊，六十多萬字，數千張影像出版，並榮獲當年的「金鼎獎」。沒有余先生的贊助，那段影響台灣現代史最重要的史實將永流空白。
　
這是余先生對台灣史的貢獻，比起許多常喊「愛台灣」卻從不贊助台灣史的研究的巨商們，余先生愛台灣的態度實在的太多了。
　
我一生中對台灣最大的貢獻之一，應該是點燃和解之火。而政治上最大的挫敗，也是推動大和解政策。
　
告別仇恨 推動大和解
　
在二十世紀台灣，我個人和我的家族是慘遭蔣家獨裁政治迫害最慘的人之一。先父在二二八事件後多年，仍遭逮捕、刑求，出獄後大病不起。大哥、三哥以叛亂罪被捕各囚禁五年；一九八八年大哥施明正陪我絕食身亡。我被囚禁四分之一世紀。我的家族有痛恨蔣家的充分理由。但是，我知道反抗獨裁，追求自由都必須支付代價；而恨只能使人永遠被心牢所囚。更重要的，台灣不能永遠沈迷於仇恨、對立之中！
　
一個充滿恨、對立、撕裂的台灣，絕對保不住台灣的自由和主權獨立；這樣的台灣不但不能使台灣子民生活於快樂之中，最終必將亡國，失去做主人的機會。
　
掌權者沒有權力，要求受難者放棄悲情；受難者卻有一項神聖的使命必須執行，那就是點燃寬恕之火。
　
就在我擔任民進黨主席時，我透過中常會決議，中執會追認，推動「社會大和解，政治大聯合」。大和解應該已是黨的政策，不是我個人的信仰而已。但是，當我和政治光譜另一極端的「新黨」喝「大和解咖啡」時，國民黨當權派和台獨極端派群情激昂。
　
第二天早上，親自拜訪兩位人士。一位是「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我的好友之一，林山田教授；另一位就是余紀忠先生。余先生非常高興台灣能走出仇恨的任何努力。並答應全力推動。
　
隨後到台大法學院林山田教授的研究室，山田兄聽我陳述，從人文、歷史、理性分辨，到捍衛台灣獨立，台灣社會都必須結束二十世紀的仇恨、對立，走向和解之道。「藍綠對立，是政客的選舉策略，不是真正台獨主張者的態度」。因為對立、撕裂只使政客容易爭取選票，卻絕對不利於保護台灣的自由、民主、主權，有利於中國，不利於台灣！
　
林山田教授的態度令我極端驚訝。林教授說：「Nori桑，你說的我都同意，但，和新黨喝咖啡前為什麼不先知會一下。昨天晚上，我在建國廣場已開罵了，怎麼轉向？」
　
就這樣，台灣高級知識份子，只為顧面子，錯了不能改。從林山田等台教會成員，到牧師羅榮光，老獨派辜寬敏，獨盟一路反對台灣走向和解，以迄今天的藍綠撕裂，國已不成國；國是永遠無法理性討論，以藍綠色彩來決定事務的對與錯！
　
反和解路線者，一路砍殺，連我這種身份、血統、背景的人，都可以被侮辱成「賣台者」，台灣還有能力對應中國的野心嗎？
　
離開台大時，我承認有挫折感，但鬥智依然高昂。
　
一代報人　典範常留
　
二○○二年，四月八日夜，我人在南部，突然接到余小姐電話，「爸爸已經不行，你能不能趕回來見他最後一面。爸爸一定很喜歡看到你。」那時已深夜十一點多。我隨後坐野雞車趕回台北。早上到榮民總院，余家人把我帶到病床邊，余先生握了我的手，倆人都沒有講話。淚要湧出來，被我強自認下來。
　
余先生往生日，到靈堂，我一路流著淚。十二歲爸爸往生時的類似悲慟又出現了。
　
余家安排我在告別式上也說了幾句話。其中，我把多年來心中一直期盼能推動的「台灣感念祠」說了出來。
　
我覺得把余先生靈位放在忠烈祠太激昂，放在家祠又太冷清。台灣四百年來有多少各行各業的典範，才累積成今日的台灣，如果把這些典範供奉在「台灣感念祠」，台灣子子孫孫才會有學習的典範，台灣文化才有真正的根。
　
懷念一代典範余紀忠先生，我最深沈的期盼，仍是台灣有一天能有一座感念祠，能感激及懷念四百多年來不分國籍、省籍、膚色、性別，在這個島嶼上付出過、貢獻過、豐富過、提昇過台灣文化氣質的先賢們的地方。
　
有夢，就會有實現的一天。余先生，同意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