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主題, 延續上一篇 "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 做了15/16世紀後的銜接. 我也在閱讀之餘, 擷取書中重點分享如下.

欣賞工業文明的人常歌頌近代史為人類進步的高峰 (G: 這部份隨著年代越來越是如此...) ; 厭惡者則引人類日益陷於物質慾望之中而莫能自拔為深憂. ( G: 這種人比例上有隨時間越來越多一點了...). 這兩極端的看法自然是從相反的方向觀察同一個盾的結果, 因之, 也各有其相當的根據, 我們於此可不深論, 但這兩種看法顯然是過分著重了近代文化的物質方面. 

Nef 最後在畢生的純經濟史研究中, 他最後覺悟到經濟僅為文化之一方面, 遠不足以解釋近代文明的成就之全. 工業文明決非技術之改造或生產工具之革新所能單獨造成的, 它實具有深厚的精神基礎.

此部分象徵了一種新學術風氣的到來. 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的學風是一直向分析的途程邁進的. 因此在哲學上我們的時代已被稱作 " 分析的時代 "( Age of Analysis ). 但分析太過則使人只見樹不見森林; 這一弊病現在已越來越明顯, 以致西方學人亦感到學術有趨向整合的必要.

近代思想特重求真, 而一切真則又必須是可以用實物, 數量加以證明或用數學演證者. 正如Pascal 所指出, 信仰, 倫理, 以及藝術之事根本不可能這樣地予以證實, 因之, 它們便被看作一些私人的意見, 而不是公認的知識. 在這樣的情形下, 它們對於近代世界的貢獻遂被看成間接的, 雖然其貢獻並不必然低於科學.

由於思想革命隱而難察, 人們常不能了解它對於經濟變遷究竟有多大影響. 事實上早在近代工業文明行程前, 我們已經歷了一個新思想的運動. 這一思想運動大約是發生在1570-1660年之間, 為工業文明之一遠源.

這一思想運動的表象之一是人們逐漸趨向求數量的精確. 歐洲人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前對數字的概念並不深刻... 那時的人也不覺得有求精確的必要. 但在此後一百年中人們對時間, 數量和距離的確切性的要求則日漸提高.

哥白尼( 1473-1543 )之否定地球是一平面而固定不動的宇宙中心, 並建立起地球圍繞著太陽運行的旋轉體之新理論, 自然是天文學史上劃時代的進步. 但哥白尼之真正貢獻卻並不在發現此一新理論, 因舊宇宙論實未能得人人之首肯.  哥白尼之成就毋寧在他以絕大的權威與力量提出了根本上已在流行的天體運行的觀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它所建立的新天文系統並不是他從對天體運行做了合理的動態的解說而來, 它的理論根據乃在藝術與神學. 依照古典美學概念, 最完美的曲線是圓, 依照宗教觀念, 在上帝的宇宙中, 天體必然循著最完美的方式運行; 因此, 哥白尼相信: 天體只能循著完美的圓而運行. 很顯然的, 哥白尼的結論雖然接近真實, 但其所以達成此結論之推理過程則是錯誤的. 在後一階段中- 即16/17世紀之際, 天文學的發展在方法上便已走上現代科學之路.

藝術家對科學知識的態度完全與科學家不同的緣故. 前者用人的概念與情感來處理科學知識, 故在運用時不能完全精確; 後者則純用理性來探求自然的真象, 期間不參雜絲毫人的因素, 故能精益求精.

科學革命其間有若干方法之革進 : 1. 強調數量的衡量. 2. 觀察與實驗 ( 實驗本非新事, 古已有之, 然而強調實驗為任何科學命題的唯一有效的証明, 則為16世紀末與17世紀初的新發現. 3. 進代數學之興起.

... 以上的摘要, 僅是10個小段落之一, 我就不再擷取. 倒是這種計量的學風, 對於另外一位大師的批評, 也可以見出端倪.

在William A. Cohen 所作的 " 杜拉克敎我的17堂課" 一書中, 有一段描述 ( Page 38 )- 學術界的叛逆份子, 節錄如下...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 無論在思想, 寫作和教學上, 都展現了無比的膽識, 而且他的勇氣不只展現在勇於突破傳統, 許多不同課程都採用同一本教科書(1974年出版的 管理的使命, 責任與實務-- 筆者本人是在1989年完成這900頁書籍的閱讀, 是一本讓我拍腿持續叫好的書) 這件事情上. 結果, 儘管杜拉克對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管理思想有無以倫比的貢獻, 他卻在學術界備受忽視, 而且令人震驚的是, 他甚至還常受到學術界同僚揶揄. 同僚的反應..., 和學術界所期望的研究型態和研究成果的發表方式有關.

杜拉克常說: " 公司就是我的實驗室 ".他的意思是, 他會觀察並分析公司發生的事情, 並據以推論, 然後以讀者可理解的形式發表出來, 讓從事管理實務的經理人能應用他的發現. 然而大多數的學者無法接受這樣的作法. 對他們而言, 研究型態只有一種: 主要以計量方式為基礎的科學研究. 而發布研究成果的方式是刊登在管理學的學術期刊上...

Tom Peters( 追求卓越的作者 )曾寫道: " 杜拉克十分有效地避開主流知識界, 難怪他們恨透了他的膽識."

...

不過杜拉克真的一點也不在意, 這類批評從來不曾困擾他, 他繼續扮演學術界的叛逆份子, 並且做出挑戰傳統智慧的重大貢獻, 這些貢獻儘管並非以計量研究為基礎, 卻深深改變了管理學和管理實務的發展.

 ( 筆者自comment, 這可能也跟Drucker 的法學博士訓練有關, 有嚴謹邏輯, 但不走計量. 重視分析以外, 更重視綜合與整合, 但是從杜拉克所遭遇到學術界的反應, 可能看出Nef 1958所言的這是個重分析, 且有偏向見樹不見林的科學發展警訊, 在過去的50年以來, 是越演越烈, 連杜拉克這樣的大師都難以避掉這樣偏執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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