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云：「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由於國家的興亡與當代領導人物的得失互為因果，若要借鏡歷史的典範或殷鑑，則要分析歸納歷史事件發生的微證、遠因、近跡、結果及其後續的影響。而類似的歷史事件之所以重複發生，則又常是根源於某些特定的思想及價值觀所導致的後果。三國演義開宗明義地寫道：「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總結了歷史當中，接續有如宿命般大分裂和大一統的循環過程。綜覽歷史的動亂，尤其在改朝換代之際，無可避免的暴政、爭戰、遷徙、劫掠、燒殺、強姦及破壞等人禍，以及隨伴發生的地震、水災、乾旱、蝗害、饑荒及瘟疫等天災，無一不造成生靈塗炭、慘絕人寰的浩劫，因而每次人口的死亡數目，總是要以千萬計。現代學者金觀濤及劉青峰二位先生，針對中國的歷代王朝，研究其崩潰的種種原因。而在政府體系中，發現其官僚機構及人員的膨脹和腐化，以及在農村的土地發生兼併的情形，均皆甚為普遍及嚴重。所以推論歸納的結果，認為就是因為這樣的「無組織力量」，累積達到國家及社會已無法承受的地步所致。並藉由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所謂「任何事物，最終都要從有序走向無序」，用以解釋宏觀的歷史現象。換言之，人類社會資源的正常分布，應該呈現分散而不是集中在少數人的現象。若在一個社會裏，各別成員的能力不均，而又放任其追求利益，則必然會因人類貪婪的天性使然，也就是無論渠手段是否為法理上的正當，抑或透過貪污、兼併、巧取或豪奪等方法，總會造成讓資源或利益過度集中在少數人的結果。以至於該社會系統的熵值，也就是其混亂的程度便會大幅降低，這種現象也許會存在一時，但卻無法持久。自然有一股修正的力量，會引導整個系統回歸自然的分配。甚而言之，這種不公不義、貧富不均的寡佔情況愈為嚴重，表示其熵值就越低，修正的力量也將愈大，因而引起大動亂所導致的大浩劫也就愈可怕。這樣的事實，在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的發展和消長過程中，也同樣得到類似的驗證。

近一世紀以來，歐美的歷史學家和氣候專家，開始研究歷史上的氣候變遷問題。進而發現在中、日、韓的歷史過程中，溯自第九世紀唐朝末年的黃巢之亂，以至於經歷第十九世紀清朝的太平天國及捻亂時期為止，這三國所發生動亂的年代，前後時期的間距都相差不遠。因而推斷這種類似的歷史脈動，其關鍵在於華北所謂乾冷氣候的週期性變化。也就是由於此種寒冷的氣候變遷，所以會造成該地區的食物短缺，也因此會影響其戰爭的頻率及規模。而香港大學章典教授及其團隊，則由年氣溫平均降低攝氏○‧三度到○‧五度，便會在其後十到三十年間，發生大動亂的事實予以推測，長期的氣候變遷可能就是戰爭循環發作的因素之一。然而，同時也能發現，一個卓越的執政團隊，若能時時以良善的國家治理為念，縱然天災頻仍，總會心懷悲憫並且迅速採取行動，從而使人民儘快脫離苦難，因此便能有效避免或延緩動亂的爆發。反之，暴虐無能的政府，不必恰逢氣候異常，也依然難逃覆滅的命運，例如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便是如此。審視中、日、韓三國所在的緯度差不多，地理的位置也相近。所以比較其氣候的變遷，以及各朝代執政者的所作所為，則該歷史的因果關係，確實昭然若揭。

一九八○年後的地球暖化問題，雖然年平均氣溫在○‧六到○‧八度之間不斷上升，卻已因豪雨、洪水、乾旱、熱浪及超級颶風等天災，造成人民許多生命及經濟的嚴重損失，甚至因而引發一九九四年非洲盧安達，以及二○○三年蘇丹達佛的種族大屠殺事件。一九八五年英國專門研究非洲問題的學者迪瓦爾先生，曾經在回教游牧部族裏，訪問一位既老、又病和幾近全盲的阿拉伯長老，渠說明在達佛地區的肥沃土壤，已漸漸被砂礫覆蓋成沙漠的情形，並且提及在其有生之年，這是從未見過的乾旱現象。農人與牧人各守家園而且互不侵犯的規矩，恐怕要遭受破壞了。這景象，讓他有如世界末日降臨般的恐懼。二十年後，迪瓦爾先生赫然發現，領導阿拉伯武裝民兵大屠殺而被列為頭號戰犯者，正是當年那位回教長老的兒子，上一代的恐懼已然化為下一代的瘋狂行動矣。

國家滅亡的原因，也和其大小、強弱有關。然而，歸結其根本原因，主要者為政治腐敗、內部分裂，繼承人問題及外患等因素之一或其組合所致。雖然，將來世界要如何變化難以確定，無論制度會是君主專政或是民主政治，也不論是要採用共產思想或憑藉資本主義的方法，相信國家興亡的根本原因，並不會因制度或意識形態的相異而有所不同。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利益價值觀，正是各式政治腐敗的源頭。而意識形態之「只論立場，不問是非」的惡性競爭，則與所謂的「內部分裂」又有何異呢？在這種氛圍下，真正賢能的人，還能持續以熱情服務公眾嗎？而有野心的政客，則公然以分沾利益煽惑選民，並藉以盜竊國家權力的行為，又會有何困難呢？因此這類被選舉出來的國家「繼承人」問題，現代民主國家的每位國民都有責任慎選之，才能讓民主的成果得以永續發展。

有心為民服務的繼承人，又應如何應對自處呢？北宋神宗有心奮發圖強，又擁有諸多曠世奇才，而且聚在同一朝廷報效國家，為何終究會以難堪收場呢？其關鍵就在於主其事的新黨王安石，以及舊黨司馬光的存心與態度所致。王安石曾引用唐朝禪宗雪峰大師的話：「這老子嘗為眾生作什麼？」憑以自我期許，而其人格與操守也備受推崇，但是渠不僅沒有耐性爭取司馬光的支持，反而極力抵制及阻擋反對新政者在朝為官的機會，當權者竟會如此器量狹小，而且不能努力化阻力為助力，故而與其說王安石被清流所排斥，毋寧說他是先自我選擇了孤立之路。近代歷史學家錢穆說：「王安石最大的弊病，還在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在改革之初，既已失去人和，又引進小人及下藥不對症，加之執行偏差，失敗只能是必然的結果。而曾在資治通鑑條列出千百個歷史教訓的司馬光，卻不能明白自己其實也有不能就事論事及偏狹固執的缺點。因此，渠在掌權後就將新黨黨人一律視為奸惡，一切新政盡皆罷除，即令同黨派的蘇軾等人看到如此惡鬥，也因而不禁要搖頭歎息不已。在四十年間，新、舊法的惡質黨爭，竟有六次政策急轉彎的擺盪，政府和人民歷經如此頻繁而又全面的改革鉅變，不只沉疴無法解決，整個國家命脈也嚴重受創因而僅剩奄奄一息，於是區區女真興起，竟毫無招架之力而難逃亡國的命運了。

莊子‧天下篇曾提及所謂的「內聖外王」的內涵，意謂內心要具備聖人的思想和修養，一旦出任執事則要實施王道及惠民，其實這也是孔孟以降，所有儒者的最高理想標竿。但是自古以來，文人學者常要堅持門戶之見，強調思想純粹而容不下其他異見者，若舉證歷史篇章則是經常多如牛毛而不乏其例。因此，日本江戶時代的大儒荻生徂徠曾說：「以明善惡而將先王的領域縮小，以爭論正邪來把孔子的教導範圍縮小，此皆是儒者之罪。」宋孝宗也曾在調和三教時說道：「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此等多元價值觀，確實足以供人自省惕勵矣。

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趁著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