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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7 22:41:55瀏覽317|回應0|推薦0 | |
人類為了聚求生存,抑或想要保有既得權力,甚至爭取更大的利益,因而衍生出各種思想、宗教及價值觀,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名家、墨家,以及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等,而其各自的起源、發展、演變、傳播及衝突,乃至其在政治社會的歷史軌跡,對於各國的興衰,都分別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但凡人的一言一行,除了來自先天的性格之外,無不受到其當代之思想潮流及社會價值觀的重大影響。而古代哲人,例如創立拜火教的波斯人瑣羅亞斯德、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及希臘的蘇格拉底,當時也正都處於各國林立,且思想奔騰、百花齊放的世界。更有趣的是,這些哲人的出現,前後均不曾超過二百年。總之,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是一個戰爭頻繁的動盪年代。在工商經濟的層面,卻是開放而自由發展的時代。而從思想、學術及文化的觀點,更是百家爭鳴的燦爛時期。例如協助越王句踐復國的范蠡,就是經商成為鉅富的陶朱公。又如後世經營事業,必提到的祖師爺白圭,其座右銘則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逆勢操作,還認為經營事業就要像伊尹、太公望能運用謀略,更要如孫子、吳起的用兵,又要像商鞅的變法,除了要有智慧,能隨機應變之外,還要夠膽識,能迅速決斷。也要存心仁厚,能有所為有所不為。更要意志堅定,能持續貫徹到底。而只有能具備這些特質者,才能擅長其所謂的「經商之術」。 在君主帝王時期,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都要爭相延攬人才,藉以力圖改革其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等各方面的政策及制度。例如秦始皇統一天下,採取的是「焚書坑儒」的愚民政策。而西漢初年,文、景帝則傾向黃老的「無為而治」。然而,漢武帝即位時,年輕有大志,為了有利於國家的統治,以及避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乃採取儒生董仲舒的建議。因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朝百官也為了逢迎武帝,而未敢表示異議。但是渠所主張的是天尊地卑、天人相應、三綱五常的新儒學,臣子只能無條件地效忠皇帝。另又設計了五經博士,並置太學,且從其中拔擢官吏,於是天下臣民盡皆儒生矣。漢武帝實施的其實是「陽儒陰法」的統治術,亦即思想上尊崇儒家,在施政上卻以法家的刑名、法術,用以建立權威。又因為只能依大自然的祥瑞及災異,藉以表徵皇帝的得失,所以陰陽家便利用儒家天人相應及五行的理論形成讖緯學,就是假託各種神靈異相及預言吉凶,用以協助合理化其政權。 隋文帝為了改革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貴族世襲制度,便開始實施科舉考試制度。到了唐朝,甚至有了以儒家經典編纂所謂五經正義的標準題綱,於是唐太宗便露骨的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但是唐朝的科舉考試,並不是唯一的仕進之途,另也能藉由世襲的祖蔭而出仕為官。所以,各自不同出身背景所產生的派別矛盾,因而引發隨後持續不斷的黨爭。又因藩鎮跋扈及武人勢力崛起,甚至到了五代十國時,明經科錄取者,幾乎都是由沒讀過書的武人子弟所壟斷。有鑑於此,宋朝時,則因而採取重文輕武的政策。從此,皇帝必親臨殿試,宰相則無不進士出身。在此期間,士大夫紛紛以國家社會為己任,於是造就范仲淹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然而,戰時,卻形成無可用之兵的窘境,於是剽悍的蒙古人乃創建元朝取而代之。但元朝時,卻因嚴重的歧視及錄取不公,造成漢人仕進不易,於是知識分子轉而潛心文學,所以元曲、小說等反而成就不凡。 佛教則是在東漢明帝時,由蔡愔前赴西域訪求佛法返國,並邀得大月氏的迦葉摩騰、竺法蘭來華,且以白馬馱回佛像及經卷。其後,乃在洛陽興建了白馬寺,作為供奉佛像及宣揚佛法之用,因而才傳入中國。唐朝以後,其勢力快速膨脹,甚至超越了原本的道教。然而,無論在中國、韓國及日本的發展,儒家與佛教的關係,都是具有既相拒、又相成的複雜因緣。例如,佛教表面的鋪張浪費、不勞而獲及倡導迷信的現象,當時早已引發儒家的不滿。而「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卻因上呈諫迎佛骨表而遭唐憲宗貶抑潮州。但是,佛教在中國的境遇,竟曾遭受所謂「三武一宗」的四次滅佛事件。因此,部分的有德高僧及禪宗,則漸從出世走向入世作為,並開始倡導修行也要關懷時事,主張儒、佛旨意本就相通,都是教化人民遷善遠惡的道理。渠本身也都精研儒學,又都對古文頗多博覽及專擅,因而備受士林敬重。例如,智圓和尚的擷採禮記中庸,認為其意與大乘佛教龍樹菩薩所謂的中道者,都是一樣在講究心性之法。又如契嵩和尚,為化解各方敵意,更委婉地與拒斥佛教的士大夫殷切懇談。因此,北宋王安石、歐陽修、蘇東坡等儒家學者及政治家,也都願意兼容並蓄。然而,遵奉周敦頤為師、主張「出淤泥而不染」、強調思想純正及重視人格養成者,甚而結合孟子性善說,並且創立性理之學的程顥及程頤,則堅持排佛立場。因此,造成儒、佛二者的衝突,甚至引發新、舊儒家各學派的分裂對立。明清的封建帝王,偏偏又為了統治之便,而刻意加以扭曲,儒家遂漸漸轉變成宗教化,許多非人道的作法,如鼓勵貞節牌坊、不合理的家法、愚忠及愚孝等等,因此盡皆備受批評。 古朝鮮的原始信仰,則是薩滿教。薩滿是通古斯語,表示「巫師」的意思,渠認為天地間,包含所有大自然的萬事萬物,皆有靈魂。包括在亞洲北方的蒙古、女真的祖先崇拜以及日本的神道等均皆屬之。這些信仰除了名稱外,其實其中意旨並無不同。西元第四世紀,高句麗的小獸林王與前秦的苻堅結盟,而渠為了全面改革而引進許多中國的文化及制度,並在該國國都創建太學,藉以教導儒家思想。同時,高僧順道法師也攜帶佛經及佛像,開始在高句麗建造寺廟,於是乃為韓國佛教之始。另外,百濟則是由天竺高僧摩羅難陀從東晉傳入者,而百濟聖王又將佛教介紹傳到日本。但是,在新羅的佛教,則要等到真興王時才獲得推展及興盛。新羅另又設立了「花郎道」,作為教授儒家思想、禮儀規範等的教育機構。因此,造就了其統一朝鮮三國的基礎。 之後,唐高祖李淵釋放拘留在中國的高句麗俘虜,高句麗的榮留王則因感念李淵的這種德政,便由於其與創立道教的太上老君李耳同姓,於是將道教引進高句麗,所以佛、道二教在當地從此分庭抗禮。李成桂開創朝鮮王朝後,大部分的國王多是秉持「崇儒抑佛」的政策,但儒家在朝鮮吸收中國的性理之學後,卻也分裂為各種學派而相互爭論不休。 日本與百濟大約是在西元第四世紀末締結盟約,佛教則是在當時藉由百濟聖王將釋迦佛金銅像及佛經送給欽明天皇,因而才開始正式傳入日本。禮佛的蘇我大臣與信奉神道國教的物部大臣之間,從此便為了權力的舊恨新仇,於是鬥爭得更為慘烈。後來日本發生瘟疫的流行,物部一派趁機將之歸罪於蘇我家族的信佛所致。當時,天皇也不想擔負責任,所以同意物部的建議,因而大肆毀佛燒經。其後,為了新天皇繼承問題,厩戶王子與蘇我家族聯盟,殺盡物部家族,才在大阪地方建造四大天王寺,憑以還願及興顯佛教。依據日本書紀記載,百濟早在西元五一三年時,武寧王便派送五經博士段陽爾到達日本,這就是儒家學術傳入之始。從推古天皇起,日本共派出五次遣隋使及十九次遣唐使,用以學習佛法、儒學、天文、地理、曆法及技術等,導致其思想、文化、政治及社會各方面都發生鉅大的變化,因而造成使蘇我家族覆滅的結果,孝德天皇也才開始推動所謂的「大化革新」。 佛教在傳入初期,多是屬於各國貴族的宗教信仰,但是許多天災、戰爭、饑荒及動亂,使得人民生活深陷水深火熱的痛苦。所以日本從平安時代末期開始,許多能體察民情的高僧紛紛創立新的宗派,藉以安撫人心及普渡眾生,主要者合稱為「鎌昌六大新佛教」。嵯峨天皇時的空海和尚,立志弘法廣佈全民,並設立「綜藝種智院」,不分僧俗貴賤均皆廣收,而且還延聘師尊講授各種儒、道、釋等學問,由此開創了日本的平民教育之始。 基督教原是羅馬帝國的國教,在唐朝傳入中國時則稱為景教,但卻被指為邪教異端,因而一度遭受禁止傳教。直到明朝時,天主教耶穌會的利瑪竇,才又開始傳收教徒。後來為了祭祖祭孔問題之爭,卻只能轉為地下活動。朝鮮的基督教,也是因祭祖祭孔的問題而被禁止。在日本的基督教,也因當局懷疑其野心而被禁止宣傳。而這三國實施禁教的同時,也實施了鎖國的政策,因而嚴重阻礙了這些國家進步的可能契機。
葬花吟 - 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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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