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消基會：菠蘿麵包成本3元賣30元”這條新聞，第一個感覺就是，臺灣的消基會真的很為民眾著想！臺灣有這樣的消基會，真的很好，而大陸的“消協會”是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屬的一個政府部門，並非獨立的民間機構。第二個感覺則是，消基會在這件事情上的觀點和認知，卻有悖於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

消基會秘書長吳家誠表示，麵粉降幅已達二成三，一個菠蘿麵包成本不超過三元，單價卻動輒在十五元以上，甚至卅元，業者應降價，否則消基會不排除發動拒買。

我的問題是：第一，菠蘿面包的成本是這樣算出來的嗎？第二，商品的定價與原始成本應該有多大的關聯？

我們不僅知道面包是用面粉等原料做成的，我們還知道我們蓋房子和造汽車的鋼鐵是用礦石提煉出來的，我們也知道電腦晶片是由矽晶元作出來的，而矽這種東西是地球表面上僅次於氧的最豐富的元素，約占地表巖石的四分之一。這些支撐著我們整個世界的東西，原料都是存在於荒野之中，如果沒有人去采掘、提煉、加工，根本就是一文不值。請問消基會，房子、汽車、電腦的成本應該怎麽計算？當然，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精確地計算出這些產品的成本。

按照消基會的邏輯，新聞的成本就是“0”。新聞就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件，不管媒體記者是否去採訪，也不管聽閱大眾是否付錢給媒體，這些事件都在發生著。媒體的“原料”根本就是免費的，那麽媒體人的辛苦工作應該值多少錢，由誰來買單呢？新聞應該免費獲得才對！

有趣的是，在Internet的時代，大家都不缺新聞，而是被新聞所淹沒，所以免費新聞成為一種未來趨勢，也成為媒體人的一大擔憂，這一點倒真的讓消基會說中了！

如果獲區新聞咨詢應該是免費的，那我們恐怕就沒有新聞可看了。例如，最新我喜歡看三立電視的《消失的國界》，想到他們要花費很大的成本，派採訪團隊游走全世界，把各地的精彩故事呈現給我們，讓我們不僅感動，而且得到啓示，甚至改變自己事業的方向，觀衆的的收益可謂不可限量。如果閱聼新聞是免費的，天理何在呀！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應該用怎樣的價格來購買自己需要的產品。我所知道的經濟學原理是：商品的價格是由供需平衡來決定的，而不是由產品的制造成本來決定。面包的價格如何決定，其實並不難（只是提醒消基會，至少不要忘記店面租金和店家的人力成本），而新聞的價格應該怎麽決定，才是媒體人關心的問題。

未來的媒體，其實很像是我們早就熟悉的電話，因為媒體和電話都是溝通資訊的工具。用電話的商業模式來思考媒體，最大的啟示就是——誰需要資訊就由誰付費，而不在於資訊的內容是什麽。你越想知道某件事，或者你越想讓某人知道某件事，你就需要越多付錢。一條電話線的月租費是固定的，跟你打了多少次電話，以及你電話裏說了什麽無關。一份報紙、一份雜誌每年、每月的訂閱價格是固定的，跟媒體裏面刊登了什麽無關。而且，這個費用常常媒體或者電信公司用各種優惠沖銷掉了——由此迎來了免費媒體、免費通話的時代。

內容、故事，這才是編輯、記者們的工作。我想，媒體的內容基本上可以歸為兩大極端——八卦和廣告（如有偏頗，歡迎批判）。如果是八卦，那很多人都想知道，就是讀者、聽眾、觀眾付錢。如果是廣告，就是商家想讓大家知道，當然就是商家付錢。這也許是今後媒體生存的兩種基本模式吧！

前幾天，看到尚智兄撰文《商人來了，媒體人還能留嗎？》，我的評論就是：商人+媒體人=成功！因為總要有人為媒體人的辛苦工作買單，不是想聽的，就是想說的；不是讀者，就是商人。如果讀者認為你的新聞應該免費，那就只好請商人來買單。商人不肯買單的新聞，是另一種生存和發展的模式。

作為媒體人，專業技能或者說“吃飯的本事”就是“說故事”。無數的故事本來就在哪裏發生著，媒體或者聼閱大衆不必爲此付錢。選擇“說那個故事”以及“如何說這個故事”才是價值所在。

正如多年前有一家公司設計研發一台機器，可是無論怎樣試驗總是不能成功，於是他們請教發明大師愛迪生。愛迪生要求他們必須先付1000美元才行。在收到這些人迫不及待地交出的1000美元之后，愛迪生只是不緊不慢地隨手拿起鉛筆和直尺，在圖紙上划了一條綫，然後說“這樣就沒問題了”。這些人很委屈地說：“您劃一條綫就要收我們1000美元啊！”大師回答：“划那條綫只收1美元，知道那條綫划在哪裏，要收999美元。”

在未來，媒體人恐怕越來越必須清楚：自己所說的故事對誰有價值？是商家還是讀者？而我，已經從媒體人轉業為公關人了，天天想的就是——怎樣為企業說好故事！令我比較安心的是，商家較少願意講負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