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看到台灣幾位民主前輩老來因為戀棧、鬥權，乃至犯罪而英名盡毀，不禁令我想起，曹操也曾刺董卓、汪精衛也曾暗殺清朝的攝政王，但後來也都專擅弄權。

而馬競選總統時即有宗教界人士以「天命說」來說服我支持，我當然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馬這六年多來的種種表現和現在身陷的弊案，就是老天送給黎民的福澤嗎？

這種種人格轉變的實例，果然應證了一句話：「權力使人腐化。」所以，不要依賴超人、聖人、救世主，只要是人，都須接受程序正義和法令制度的公開監督，而賢人不但不怕接受監督，反而樂意接受監督以昭清白！

我們要爭取與建立的是一個公義、透明、可受全民監督的法治制度，而不是要一位全民擁戴，絕對聖化的包青天。

（二）

我常反省一個問題：人之所以需要一個名器位置，是因為他的使命感，還是英雄感？

如果是因為使命感，那麼其實成功不必在我，人並不必然須要一個名器位置。有人會說，我需要一個名器位置才能做事，這便是一個獨裁（英雄）的潛伏思想，因為能做事的是一群人或全體人，而不是你一個人站在一個舞臺或位置發號司令。

使命感摻雜英雄感，最後英雄感必然吞噬使命感，而這也是少年英雄變老來梟雄的原因。

要觀察一個人具備的是使命感還是英雄感，只要端視他要建立的是法令制度還是個人功績；他要激勵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一件事，還是要集中權力供他趨策便可知曉。如果是後者，那種種弊端必然開始因此而生，最後成為另一個被改革的對象。

人非聖賢，很難不摻雜英雄感，但領導人要期許自己能建立千秋萬世的制度與激勵全體的覺醒，而不是讓成為一位宇宙超級超人，否則他的使命感終會被權力所吞噬，或者他可能真的成為一位超人，卻也是一位沒有建立制度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