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張放說：「知識分子是文化垃圾的清潔工，做清潔工應該說實話，不畏權勢，不怕得罪人才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了辣妹就色瞇瞇地朗誦情詩。這種人不能從事文化工作。若讓這些人做官，台灣文化將被埋葬，這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逆流。」

其實我滿贊同這一句話，但，這個時代，怎樣才是「講真話」恐怕已經變得有點價值混淆不清了。

譬如，我發現很多作家已經罹患了嚴重的政治躁鬱症，並將文學當成他們發表政見的工具，甚至將這種觀點帶進他們的評審事業裡，我覺得這不只污衊了他們自己，更污謬了文學--但，他們覺得他們在講真話，而且他們有支持他們的集團，更讓他們相信自己是在講真話，並在遂行一個文人的良知。

但我認為，這個文學家的集體躁鬱，必須時間來治療。而罹患政治躁鬱症的作家，我認為他們將來沒有誰有資格被列入「說實話」的一群，但後代學者必然會研究這個躁鬱的年代，以及這個年代的特徵、人物和共扮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