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少年》是台灣新鄉土小說家楊富閔的文學作品，先改拍成連續劇《花甲男孩轉大人》，擺脫舊鄉土劇傳統寫實、悲情、懷古的手法，以新寫實、新鄉土的喜劇方式展現，人物演出自然，不強調戲劇性的細膩表情（這是新寫實的精神之一，乃至配角會使用素人來表現真實性），劇情在寫實中帶一點跨飾的非現實，增添現代表現形式的樂趣。因為電視劇的成功，於是籌拍本部新編劇的賀歲片《花甲大人轉男孩》，雖然延續電視劇的成功模式，也創造破億的票房，但就電影藝術而言，這雖是一部好看的作品，但並沒有漂亮的新意表現。

從名著改拍電影，都會面臨本片同樣的問題：原著有其獨特的文字魅力，改編電影後，無從表現文字魅力，就只剩下劇情，尤其以文字美學造詣高、有獨特文字風格的小說，最易遭受這個問題（這也是文字作品為何要存在的原因，因為文字有其他媒介無法表達的魅力，同時這也說明為何許多作家要追求自我獨特的文字藝術風格）。國際作家經典作品被改拍成功的電影有2010年日本村上春樹同名影片《挪威的森林》（ノルウェーの森）；1988年由捷克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改拍的美國片《布拉格的春天》（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它們都在忠於原著的氛圍下呈現了新的寫意，如村上春樹介於純文學與輕文學之間的多角情愛，以及米蘭˙昆德拉在政治流亡下透過愛情進行的哲學省思。

華文作品中，張愛玲的小說是公認最難改拍的電影，因為改拍之後它的文字美學不見了，這時導演除了要能精確掌握故事的大綱、精神、風格、討論點外，更要能用電影語言演出新的意境，才算改拍成功，否則就只是套用故事，還會落得一個「沒拍出新意」「糟蹋一部經典」的口實，還好，張愛玲作品的改拍電影如《半生緣》、《紅玫瑰白玫瑰》、《傾城之戀》都能在名導的加持下成為台港叫好又叫座的得獎名片，李安的《色，戒》（Lust, Caution）更奪下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不過這也算是「再創作」了吧。

就現在的電影生態而言，直接改拍名著的風氣頗盛，有挾其知名度直接創造行銷口碑、好片印象的效益，但成果優劣互見，也承擔了讀者評價的更大壓力，成敗更為明顯，如史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的《牠》（It）被譽為是他有史以來改拍最成功的經典，完全展現出原著驚悚詭異的氛圍與各種奇幻元素（雖然影片已經大幅降低了原著的限制級）；但《黑塔》（The Dark Tower）卻被喻為是他被拍砸了的經典，七拼八湊，把一部科幻史詩變成一部沒有中心主旨的通俗科幻片。

《花甲大人轉男孩》如純就劇情來看，雖然擺脫傳統鄉土手法，但並未跳脫流行戲劇手法：時光倒流回到過去，因而理解了一些事情，也想改變一些事情，但最後還是無法改變既成的事實；紛亂吵鬧的家族，在吵嘈中表現出血緣的真情；一位魯蛇因為一趟時空之旅而改變個性，勇於表達並追求愛；最後是一個Happy大Ending，四對新人大團拜——團體拜堂，當然，還有全片以雜亂笑鬧的方式表現出鄉土的笑諧，博得全場觀眾哈哈大笑。至於拍攝手法就如電視電影，無甚可討論，但就這樣，證明了豬哥亮走後，還是會有台味十足的本土賀歲片。

於此我們也可反思，名著改拍電影的成敗關鍵在於能否「再創作」，但文學作品本身抽離文字魅力後，到底還剩下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