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務上，調解進行的時候，除了當事人外，偶爾阿國也會稍微打量一下陪同出席調解的其他人，看是當事人委任的律師，還是親友、同事。

透過觀察，有時也會發現一些蠻有意思的現象。

像是當事人委任律師出席的調解，律師對律師，通常調解所耗費的時間都不長。重點帶出來，開始進行討論，成則一拍即合，不成則一拍兩散，毫不拖泥帶水，非常專業而有效率。

如果是當事人對當事人；或是親友團對親友團的調解，這時委員可能就要做好「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囉！

因為根據多年累積的經驗顯示～當事人對當事人的調解常常是繞著問題打轉，不是說不到重點（也不知道是不會說？還是故意不說？）；就是只挑自己有理（有利）、對方無理（不利）的事實陳述。

此乃人性之常，原本無可厚非，只是苦了調解委員必須耐著性子傾聽，還要和雙方當事人「窮磨」……

常常「磨」到最後，大家都累了！委員也會乘機打個圓場，給個建議，再多說兩句順耳的話，嘿！嘿！這樣有時候竟然也可以促成雙方調解的成立呢！

至於親友團對親友團的調解，這和當事人對當事人的調解，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很花時間。

想想到場的親友，為了幫自己當事人的忙，每個人都嘛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見，那得花多少時間啊！

幫「正」忙還好，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現場一團和氣，那也就罷。

就怕萬一擦槍走火，一句話不中聽，現場拍桌踹椅、捲袖起身、藉機挑釁或張牙舞爪的火爆場面一發不可收拾，幫了「倒」忙，猶不自知。

結果「苦」的不是委員（通常委員這個時候是惦惦不吭氣的），卻是想要和解的當事人（因為有苦難言吶！）。

ＯＫ！我們言歸正傳，今天這件車禍事件的加害人這邊是姐姐、爸爸陪同前來；被害人這邊則是爸爸、媽媽陪同前來，也就是屬於典型的親友團對親友團的車禍調解。

由於車禍雙方當事人都很年輕，沒有什麼社會經驗，而且都有家中長輩陪著出席調解。可想而知，這樣的組合，調解難度是高了點。

說真的～雖然車禍雙方的當事人都已成年，但他（她）們反倒像是陪著來調解似的，不但沒有發言權，也幾乎插不上話，因為都是家長在替他（她）們發聲。

阿國坐在調解會主席旁邊，邊聽著雙方你一言、我一語的對話，邊暗地觀察著那兩位年輕人（即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反應，心裡很是好奇？不曉得他（她）們的心裡~此時此刻在想什麼？

 說真的，觀察車禍當事人就個案處理的方式及雙方互動的反應，就是在觀察人性、瞭解人性。

法律只是我們運用來解決糾紛的工具，但這項工具有時候並不是那麼好用，至少阿國認為～法律在解決本件車禍調解案所扮演的角色，似乎顯得無關輕重。

試著想想看：

本案當事人都是二十出頭，也才離開校園或當完兵沒多久，算是剛步入社會的新鮮人，只因偶然發生的車禍，讓雙方及其家人必須共同面對這個「法律難解」的問題，什麼問題？就是「賠償」的問題。

討論「賠償」是個很法律的問題，因為法律的規定與法院的判決案例很多很多，該怎麼賠？要賠多少？都有前例可循。

但是討論「被害人可以真正拿到多少的賠償」，則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法律告訴你可以拿到多少多少～這個數字的賠償，叫做「形式的正義」；賠償義務人真正給你多少多少～這個確定放進口袋裡的賠償，叫做「實質的正義」。

當形式正義等於實質正義的時候（例如應賠償1萬元，也拿到一萬元），這叫做「正義的實現」；

但當形式正義不等於實質正義的時候（例如應賠償1萬元，只拿到五千元或是一毛錢都拿不到時），這不是「遲來的正義」而是「正義的扭曲」。(嘖！寫著…寫著…，又扯遠了)

這件車禍案例中的被害人寫了兩張損害明細清單，一張是住院醫療相關費用的明細，另一張是無法工作計算薪資損失及精神賠償的清單。

這兩張損害明細清單加總後的金額，不多不少～剛好是60萬元。

然而被害人這邊沒有拿出任何醫院開立的診斷證明、收據以為佐證；也沒有出示薪資扣繳憑單以昭公信。

調解的時候，經過委員一番「曉以大義」，便自動減半為30萬元，所以這樣的求償金額不無涉及獅子大開口之嫌。

OK！Anyway～再看看車禍案中的加害人這邊，他是個剛退伍的年輕人，不要說是60萬的賠償拿不出來，就算6萬塊錢也不見付得起一半。

但有一點，要特別附帶一提，就是加害人這邊做得很對！

也就是他們有解決問題的誠意，誠意的展現很重要！這是建立雙方互信基礎的元素之一，他們這邊姐姐及父親一家人都有出席這次的調解，至少表現出他們勇於面對問題的態度，所以值得肯定。

姐姐說：「我弟弟剛當完兵，現在待業中，還沒找到工作，他根本沒有能力賠償您們，這件事我們家人願意儘量幫忙；不過您們要求的金額實在太高了，我們實在賠不起……」

姐姐邊說邊彎腰，態度很是誠懇；弟弟(加害人)則是兩眼發直，若有所思；爸爸沒有任何動作，似乎在靜待對方的回應。

這時另一方的爸爸（被害人）答腔了他說：

「自從我女兒發生車禍後，全家人到醫院輪流陪她，請特別看護很貴，只好向公司請假來照顧，……我女兒開刀植入鋼釘，現在每個禮拜都要抽空回診，班也沒辦法上，一年以後還要再回醫院取出鋼釘，又要再開一次刀，再受一次皮肉之痛，你說～我們做父母的，替自己女兒要求的這一點賠償，其實並不算過分哪！……」

爸爸接著又說：

「像剛剛委員一來，把我拉到旁邊問我：是不是可以再把賠償金額降低一點，我也沒有不同意啊！我們也是很有誠意，自動把精神賠償從15萬降到3萬，其他項目也加減去掉了一半，所以希望用30萬來和解；可您們還是覺得賠償金額太高；於是我們又再讓了一半，看看15萬是不是可以解決。真的！總不能都是我們在讓，您們卻不加一點，這樣說不過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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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的難處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