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鴻門深似海，萬般富士皆小康。

富士康連續11位員工跳樓，年輕的生命就此消逝，實在令人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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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紅色的拖吊車橫行霸道，晚上11點也拖，星期天早上七點就拖，忠孝東路四段上的並排停車不拖，跑到沒有人的住宅區小巷子裡去拖。停車在路邊進去店裡取個貨，一回頭車就被拖了，比偷車賊動作還要快。車子被拖吊車主心情一定很差，甚至氣的要命。為什麼大家都違規偏偏只拖吊我的車？我就碰過好幾次這種事，開車十多年，基本上上述的幾種情況我都遇見過了。氣沖沖的搭計程車趕去拖吊場，想跟收費小姐理論，得到的只是隔著鐵窗冷冰冰的聲調：「我不知道哦，我們是照規定辦理哦。」就算去台北市交通局的網站申訴，交通局長的代理專人只會回覆：「一切依法行政，照制度辦理。」

我明白，法治社會為了管理，為了公平不能有例外。被拖吊的人只好自認倒楣，損失新台幣1800，這是制度內的不公平，是沒辦法的事兒！下次記得任何情況都不能違規停車吧！嘿嘿，這就達到了違規拖吊制度的目的了，於是拖吊車依然可以在大馬路上呼嘯而過，違規迴轉或選擇性拖吊，因為那是必要之惡。

但是在台灣，在台北市，車子被拖吊的人不會去自殺，頂多罵罵三字經。因為1800新台幣的「金錢損失」對一般有車人士來說，應該都負擔的起。至於心裡針對「制度內不公的必要之惡」的憤怒，反正等一會兒還要跟女朋友約會，家裡有可愛的兒女在等著，今天公司晚上有重要的應酬等等，台北人有太多事比車子被拖吊的心理不平衡重要多了。

然而，當金錢的損失相對比例上變的很大，生活中沒有什麼其他重心的時候。例如一位計程車司機，每個月賺的錢扣掉油錢、靠行費、卡債之後，只剩下5000元可以養家活口的話。這1800元的「金錢損失」就等於要他的命，當他每天的生活重心只剩下在馬路上開車載客時，這「制度內不公的必要之惡」就會讓他跨不過去。

所以，我們看到新聞報導，計程車司機為了追拖吊車心臟病發而暴斃。為了車子被拖吊一氣之下跑到拖吊場去砸車、放火。

Because to them, there is no way out !

富士康的情形就是這樣，一個月賺1600元人民幣的人弄丟了價值800元的手機，心理恐怕很難過得去。

一個產線上的員工可能因為客戶來參觀停下了手邊的工作，事後卻被扣了50元人民幣，或者因為同事肚子疼幫他代班十分鐘被罰了100元。制度把人變成了機器，制度還叫人要毫無人性。造成直接員工(在生產線上工作的人叫直接員工)整天生活重心只有產線、產線與產線。當「制度內不公的必要之惡」不幸落到他頭上的時候，20歲的年輕人可能就跨過不去了。

怎麼辦呢？在一個約四座大安森林公園大的面積內，擠了40萬員工的情況之下。有什麼措施可以下行到每一個人的身上，讓40萬人中的每一個人都不會no way out?

富士康的情形其實跟軍中差不多，當過兵的人都知道，幹連長的絕不會讓阿兵哥閒著，沒任務時也要帶部隊去除草或搞戰備訓練，否則容易出亂子。因此要解決目前富士康困境的第一個方法，我認為增加休閒設施、設情緒宣洩室這些作法沒辦法普及到每一個人，沒辦法讓每個人人都使用到。不如讓員工忙到沒時間去自殺。不能用加班的方法就用鼓勵員工參加教育訓練或社團活動的方式，全面性讓每個員工每天上班後都有課要上、有活動要參加，通過檢定還可以加薪，讓員工的心理可以充實。而非單純搞些娛樂內心卻越來越空虛。這個方法富士康不是沒有做，但不夠全面也不夠徹底，因此效果不佳。

當過兵的人還知道，班長們不打勤不打懶專打不長眼。軍中不公的事情，被欺負的事情一天到晚在發生，阿兵哥心理要如何find a way out?就是靠兩個字「混」跟「皮」。打混賴皮2年到退伍，什麼問題都煙消雲散，還可以自豪的說一句：「欠國家的已經還了。」。但在富士康，設計精美高效能的管理制度讓員工一分鐘都別想混，也別想賴皮(例如鴻海的台幹從台灣去深圳出差一律要搭早上八點的班機到香港，中午就要進工廠上班。返台當天要上班到下午三點，再到香港搭晚班機回台灣。)。產線的直接員工如果有工作上的問題，為了有效管理其他幾十萬人，絕不能有例外，所以他們根本是no way out！完全沒有反應與申訴的管道。因此，要解決目前富士康困境的第二個方法，我認為仿照軍中榮團會的方式讓員工大鳴大放，再透過類似輔導長政戰體系的組織，無所不在的盯住每一個員工適時輔導，也許是一個可以立竿見影的方法。

再一次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單一工廠運作下的年輕犧牲者哀悼，衷心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