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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29 20:13:19瀏覽829｜回應0｜推薦0 | |
「最後一點是對英語讀者的請求。在法國，某些半桶水的“詮釋家”(half-witted “commentators”)堅持給我貼上“結構主義者”的標籤，我已經無法讓那些薄弱的心靈了解：我未曾使用任何方法、概念、或關鍵詞，而它們卻表徵著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 我會感激讓我脫離這種關係的一個更嚴肅的輿論界，那種關係當然是對我的榮耀，但我承擔不起。在結構主義者的著作和我的著作之間很可能有一些類似，我幾乎不應該對所有人宣稱我的論述獨立於我根本沒有察覺到的條件和規則，而它們決定著今天還在進行的許多著作。但是，爲了避免分析這些著作的麻煩，就給它一個如雷貫耳、卻不精確的稱號，這種做法實在太輕易！」 《事物的類別》英譯本前言 「無疑的，我不是唯一一個爲了失去容貌而寫作的人。不要問我是誰，也別要求我永遠不變。留給我們的官僚和警察去觀察我們的文章是否循規蹈矩。至少，在我們寫作時，別管他們的那套道德！」 《知識考古學》導言 **************************************
一, 結構主義的統一性 「傅科是不是結構主義者？」這樣的問題或明或暗的不斷出現在關於傅科的詮釋著作中。雖然傅科再三否認結構主義者的稱號，並且刻意的避免使用結構一詞，許多詮釋者、批評者仍然一再的在他的書中發現（三條魚修正：“發現”應改為“尋找”）結構主義的痕跡、結構主義的影響、乃至結構主義的方法運用。 當然，這個問題的產生是基於傅科的話語實踐的分析和結構主義的方法兩者之間確有類似之處，在〈知識考古學〉這本書的序論中，批評了先前的著作： 「在〈診療所的誕生〉一書中，結構分析常有凌駕問題的特殊性和考古學的正確層次之嫌；最後，在〈事物的類別〉，由於欠缺方法學的精確指標，以致給人一種以文化總體來分析事物的印象。未能避免這些危險，我覺得非常痛心！」（New York出版、A.M.Sheridan Smith的英譯本〈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1972年的版本，以下簡稱〈AK〉。上面的自我批評的引文出自〈AK〉p.17。） 但是，不能太誇大這些自我批評的意義，因為所謂的「嫌疑」或「印象」正意謂他否認自身可以被歸入結構主義，就在這本書的結論，他說： 「我並不想把結構主義的工作帶到它的合理界限之外，而且你必須承認在〈事物的類別〉，我一次也沒有用過『結構』這個詞。」（〈AK〉pp.200-1） 但是，正如其他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等等經常面臨的命運，傅科也同樣的無法藉由自我澄清來免除結構主義的稱號，或許，當傅科關於話語形構的理論宣稱終止對說話主體的指涉，應該早就預見這樣的命運：相對於傅科所作的自我澄清，我們看到相反的主張不斷的提出。 不過，對文本的詮釋若是不斷的遭受相關文本的反駁，這種詮釋終究會失去自身的正當性，於是他們逐漸地和傅科妥協，承認傅科確實不是嚴格的結構主義者，不過他的著作卻無法避免結構主義的方法；就算他在1970年代以後的〈規訓與懲罰〉、〈性史〉逐漸脫離結構主義而尋求對社會制度和權力的分析，但是〈知識考古學〉之前的著作仍舊難以脫離結構主義的潮流。 結果就是「後結構主義者」、「超結構主義者」、甚至「沒有結構的結構主義者」等等的稱號輪流加到傅科的頭上。 下面是一些爲傅科“增添榮譽”的典型方法。Richard Kearney在〈Modern Movements in European Philosophy〉，將索緒爾、李維史陀、拉康、傅科、阿爾圖塞、羅蘭巴特並列為結構主義者；認為〈事物的類別〉「明顯地掌握了結構主義的前提，將意義、意向、意志、理性、以及個別主體這些傳統的概念，當作潛在的符號系統運作下的浮面語詞。發展了結構主義的詞彙，傅科肯定任何特定時期的整個話語系統，必定可以恰當地理解為結構化的關係叢結。」（〈Modern Movements in European Philosophy〉台灣森大出版社1987年版本，p.284。） Madan Sarup的〈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以拉康、德希達、傅科為“後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後結構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共同之處在於兩者都從事批判：(1)對人的主體的批判，主要是針對笛卡爾以來將人視為意識的主體；(2)對歷史主義的批判，所謂的歷史主義是指歷史具有全面的模式；(3)對意識的批判，針對邏輯實證論的語言觀，強調能指和所指的區分；(4)對哲學的批判，關於這點看不到清楚的解釋，似乎主要是指阿爾圖塞。而後結構主義是指「他們的典型哲學立場和結構的概念不相容……駁斥索緒爾的語言模式中隱含的預設。」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pp.1-5。） 至於傅科的部分，Sarup主要是強調他以系譜學的方法進行權力運作的分析，認為「不像傅科其他大部分著作，〈事物的類別〉和〈知識考古學〉不關心當代管理形式的出現。可能的一個理由是1960年代的結構主義者拋棄任何形式的政治分析，而他受到他們的影響。」（Ibid.p.70。） 傅科到底爲什麼積極排斥結構主義的稱號，傅科對於後結構主義、超結構主義這些後來加上的稱號是否同樣的厭惡，如果是、又是爲什麼？是基於某種心理動機、還是有某些深層的意義？這些問題不只由於傅科去世而永遠無法得到回答，而且，依照考古學的分析來說，它們根本就是沒有答案的問題。 這裡，一方面把傅科和結構主義的關係作為案例，討論考古學分析的疑點，另一方面透過考古學的分析來釐清這個關係的有效問題，並提出可能的解答。 ************************************ 【2008/9補充】 本篇文章關於〈知識考古學〉的引文，都直接譯自〈AK〉。台灣在三條魚唸研究所的時期，已經有王德威先生的中譯本，書名譯為〈知識的考掘〉，要求完美的三條魚寫這篇文章之前，唸完了整本的英譯本，中譯本方便閱讀，但是譯者王先生是外文系的背景，造成許多用詞不夠精確。 Richard Kearney在〈Modern Movements in European Philosophy〉，列舉為結構主義代表的六個人，是二十世紀人文科學六大領域的六個巨頭，分別是語言學、人類考古學、心理分析、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其中，三條魚認為最有代表性、並且最為台灣學術領域熟知的是人類考古學的李維史陀，桂冠出版社有一本〈結構主義之父〉，對於李維史陀的理論、結構主義的概念有清楚的介紹。 “結構主義”在這篇文章是預設的背景知識，爲了方便一般讀者的閱讀，三條魚稍微說明它的概念，簡單的講，結構主義的“結構”是針對“人”、不是針對“物”，它們認為“人”具有先天的、普遍的內在結構，這種觀念可以算是承襲了哲學家康德以來的思想，這種先天普遍的內在結構會反映在人類社會的各種層面，包括語言學、心理學、考古學、社會學、文學等等……，想要找出這種先天普遍的內在結構，方法就是從全世界各個人種的“共同制度”去找出他們的內在特質。 從這種角度來分析，就很容易了解傅科對結構主義的稱號避之惟恐不及，他認為人的制度是權力造成的結果，是做出來的，不是內在特質“自然”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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