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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麼多，目前，對於哲學和科學之間的關係。

但我還沒有指出，為什麼駁斥關於哲學家的“大師級科學家”的概念，不需要、並且不應該導向下層勞工概念。我說過摩爾提醒我們，某些措辭事實上是怎樣被運用〈三條魚插註：上篇末尾提到「外在物體」這個措辭事實上以怎樣方式來使用〉，並且我也強調在哲學中闡明概念的想法是多麼重要，這些說法乍看之下都相當完美地符合下層勞工概念；並且事實上，這個概念一般而言出錯的地方，與其說是出自徹底虛偽的學說〈downright false doctrine〉，不如說是由於系統性錯誤的強調〈systematically mistaken emphasis〉。

哲學的爭端，很大一部分，確實指向某些語言學的措辭的正確使用；一項概念的闡明，很大一部分，在於澄清語言學的混淆〈linguistic confusions〉〈三條魚插註：參見2-1〉。儘管如此，哲學家的關注不是正確的慣用語本身，並且，不是所有的語言學的混淆都同等地和哲學相關。

它們是相關的，只在關於它們的討論能夠投射出理解的光芒，投射在實體可以理解到何種程度的這個問題〈the question how far reality is intelligible〉、以及他能夠擁有對實體的掌控的這件事實對人的生命造成怎樣的不同。所以我們必須問語言的問題、以及哪些種類的語言問題，如何有可能容納這些爭端。

問實體是否可理解，就是問思想和實體之間有哪些關係；在考量思想的本質中，一個人也就被導向考量語言的本質。

和實體是否可理解的這個問題不可分割地密切關聯的，因此，就是語言如何和實體連結、什麼是“說”某件事的這個問題。事實上，哲學家對語言的興趣，與其說是在於解答特定語言學的混淆〈particular linguistic confusions〉、只為了它們本身的緣故，不如說是在於解答關於一般語言本質的混淆〈confus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language in general〉。

我要更加爭論性地詳細陳述這個論點，參照威爾頓的〈T. D. weldon〉《政治學辭彙》。我選擇這本書，因為在裡面威爾頓運用他關於哲學對語言的關注所做的詮釋，來支持哲學和社會研究之間的關係的一項概念，而那和這本專文推許的概念不一致。

威爾頓的觀點基於這個國家對近代哲學發展的一項詮釋，已經發生的，他說：

是哲學家已經極度強烈地自我意識到語言，他們終於領悟到他們的前輩發現不能克服的大多數的問題，不是起因於這個世界中任何神秘、或不能解釋的事物，而是起於語言的中心偏離〈the eccentricities of the language〉、在那裡面我們嘗試描述這個世界。〈第35頁，第一章。〉

社會和政治哲學的問題，因此，起於語言的中心偏離、在那裡面我們嘗試描述社會和政治的制度，而不是起於在那些制度裡面任何神秘的東西。

依照哲學的下層勞工概念，威爾頓這裡忠實地遵循著它，在推進我們關於社會生活的理解中，他把哲學視為只有純粹消極的角色〈a purely negative role〉〈三條魚插註：參見2-1〉可以扮演。這項理解的任何積極的進步，必定由經驗科學的方法所促成、而不是由哲學的方法。形上學和知識論本身的中心問題的討論，沒有絲毫徵兆可以〈就像我將在後面討論的〉產生光芒投射在人類社會的本質上〈There is no hint that discussion of the central questions of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themselves may have light to throw on the nature of human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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