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投的時候，我很喜歡玩那架“放聲機”，
把唱片放上去，開了電源，唱片開始轉，
再輕輕的把一根金屬桿尾端的唱針，放在唱片上，
然後就有聲音發出來，
把唱針放在唱片的不同位置，
就會出現不同的曲調。
記得自己就經常拿著一本唐詩，一邊玩唱片，一邊背詩。
這種簡單又安逸的狀況，後來完全消失了。
我開始慢慢越出老爸設定的界線，
革命家馬克思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歷史上同樣的事至少發生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
在我的身上，這句話有個不同的版本：
「生命中同樣的事至少發生兩次，第一次是無意，第二次是故意。」
這些當然都是馬後砲的解釋，
一個唸國小的小孩心裡想些什麼，
應該是連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講到這邊，那些在我背後搞東搞西的人，如果看到了，或許暗暗竊笑：「“故意”？抓到你的小辮子了吧。」
無所謂啦，“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台灣法庭的法官，可以沒有任何的證據，
只因為某些人串通的指控，就把我們家的人定罪，
三十年前對我的老媽是這樣，
當初我家就住在眷村裡面，居然倒了左鄰右舍的會，
我老媽雖然不識字，她可不是白痴，
倒了會以後，我家要躲到哪裡去，
倒會的目的是什麼？等著被人掃地出門嗎？
就算真的有欠錢，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廟，能夠不還嗎？
這種簡單的道理，台灣的法官都不懂，
在我看來，原因是他們背後有一群特定的佛教畜生在撐腰。
三十年後的今天對我還是這樣，
我自己上到法庭的時候，
終於看到台灣法官和檢察官那種無恥下流的嘴臉，
台北市建成分局的警察，沒有在現場做任何錄音錄影的搜證，
沒有任何證據，不管我的辯白，
就直接把我定罪，真是他媽的偉大到極點。
既然這樣，那些暗暗竊笑、那些五四三的小辮子，
愛怎麼講、就怎麼去講吧。

成福國小的那件事，忘了大概發生在什麼時候，
有個早上，坐在我前面的林姓同學，
帶了一本漫畫書到班上，借給他旁邊的陳姓同學，
我從來沒看過漫畫書，
下課的時候，陳姓同學在看，
我坐在後面看，覺得好有趣，
就向林姓同學借，他只告訴我好多人等著要看，
沒說什麼時候要借我，
再一次，就像生命發生過的許多事，
我照例只對最後的結果印象清晰，
忘了什麼原因，那天有個全班同學都出去的時間，
〈打預防針嗎？忘了。爲什麼我有機會一個人在教室裡呢？〉
只有我在教室，就偷偷的把那本漫畫拿來看，
我只想趕快看完，再放回去，
可是同學很快就回來了，我只好把漫畫藏起來，
忽然，前面的陳姓同學在翻抽屜，發現書不見了，他對林姓同學說悄悄話，
我很緊張，怕到時候來翻我的抽屜，
就把漫畫藏在我的衣服裡面的胸前，
陳姓同學應該是懷疑我，不斷斜眼往後看，
可能是我太緊張了吧，漫畫在我的胸前往前倒，
〈其實，當時直接還給他們就好了，可能是我還想看吧。〉
剛好陳姓同學轉頭看到，
他又悄悄的對林姓同學說，
我心裡清楚他們已經發現了，
最後，怎麼結束的呢？
我記不清楚，只記得後來沒發生事情，
〈真的沒發生事情嗎？坦白說，這是讓人尷尬的問題。〉
好像是趁著沒人注意的時候，把漫畫丟到他們的位置下面。
在一天八小時正常的上課時間裡面，這個意外的插曲，是我唯一記得的事情，
那麼，半年辛苦通勤的上學過程，到底對我的生命有什麼意義？

2010/0908/1840，請注意，三條魚沒說『三十年前的老媽沒錯』，也沒說『我沒錯』，問題是證據在哪裡？只憑幾個人串供，就可以把人定罪，這是台灣佛教操縱司法最偉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