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們經常看到莎士比亞的名劇，以及希臘神話中的著名片段，被改編成京劇等傳統藝術，在舞台上搬演。觀眾看戲之餘，也能進一步思考，西方經典轉譯成東方語言之後，反映了東方世界如何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西方文學。反之，中國經典在西方讀者眼中，又是一部甚麼樣的著作？這其實也是一項有意義的比較文學課題。

以《紅樓夢》為例，我們考察西方人眼中的紅學，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將是人名的翻譯。在中文詞義上「林黛玉」這個人名烘托著女主角「眉黛春山，秋水剪瞳」的形象特質。作者形容她眉似春天的遠山，眼如瑩瑩秋水，透著一股「風露清愁」的神韻，然而這一點卻不一定能透過翻譯來表現。目前的通行英譯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由牛津大學中文系David Hawkes依中文拼音所做的音譯，這裡就看不出林黛玉名字的意蘊。至於早期節譯本，由哥倫比亞大學中文系王際真教授所翻譯，他意譯作”Black Jade”。雖然「黑色的玉」並沒有字面上的錯誤，然而就文學的意境而言，究竟不可以道里計。

此外，西方文學界雅愛蒐藏《紅樓夢》者，可以俄國列寧格勒東方研究院一套清乾隆抄本為代表。這套《紅樓夢》一共三十五冊。據1973年潘重規的研究專著指出，這套藏本的出土，最早見於緬希科夫與弗京合撰的〈新發現的石頭記抄本〉一文，收錄於《亞非人民》第五期，事實上，這篇文章還介紹了當時蘇聯各大學圖書館裡所藏各種《紅樓夢》版本的狀況。而眾所矚目的新抄本則歷來已經過各國漢學家的審訂與研考。首先是1965年日本小野理子翻譯了其中十三本，刊載於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中國研究室《清末文學言語研究會會報》第七號。接著還有京都大學小川環樹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文系柳存仁教授，均對此抄本有所討論。

這套抄本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俄國人帕維爾‧庫爾梁德采夫由北京帶回俄國。庫爾梁德采夫當初在北京的希臘正教教會學習漢語，後因病返國，遂將此抄本交付外交部圖書館，俄國外交部又將這套《紅樓夢》轉交列寧格勒分院圖書館收藏。這套抄本最特殊之處在於以清乾隆御製詩的正頁做抄本的襯頁。而乾隆御製詩印成於乾隆六十年，我們據此可以推算抄本的年份。此外，《紅樓夢》早期抄本第十七、十八回沒有分開，直到宣統三年(1911年)上海有正書局出版石印戚蓼生序本八卷八十回，封面題：「國初抄本原本紅樓夢」，才將十七與十八回分開，並且各有回目。而列寧格勒圖書館的抄本，第十七、十八回雖已分開，卻用著同一個回目；而且第七十九到八十回，文章一氣呵成，沒有分回。反觀戚本，則已為兩回，還補上了第八十回的回目。因此，在俄國抄本與有正本的比較中，亦可見此流傳到俄國的抄本，自有其過度特色與重要性。而西方學界對於《紅樓夢》的翻譯與研究，也在上述的基礎之後，有了長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