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橋溫泉

李先春上任之初，很多事情都需要他親手處理，但他仍舊擠出時間來著手改造二道橋溫泉。

二道橋溫泉在離康定縣城四公裡處，溫度在攝氏四十度左右，能治療風濕和皮膚病等，從前僅在露天掘成澡堂，供人沐浴。清朝乾隆年間蓋了簡陋的浴室，古人對二道橋溫泉有這樣的描寫：“多情最是春三月，浴罷東風送晚妝”。

     二道橋溫泉歸屬康裕公司後，李先春派專人經營二道橋浴池，重新修建了木結構的房子。第一次在溫泉處傍河邊挖坑造池，每個浴池約十平方米，深約一到一米五，下鋪木格以阻泥沙，池水清澈見底，旁邊有階梯入池。修建的十間單間浴室，以“復”、“興”、“中”、“華”、“民”、“族”、“健”、“身”、“運”、“動”命名，由洗浴者自己選擇哪個字號的浴室。因為來此的洗浴者總是很多，大家還要等著喊號入池，每輪一小時，由此便形成康定二道橋溫泉的獨特管理形式，一直沿用至今。人們在沐浴時，看水霧繚繞，串串水泡從池底向上涌出，別有一番情趣；而身臨池中，被泉水沖激著，身體隨著涌流的泉水輕輕地在池中忽左忽右地蕩漾，使人覺得飄飄然戲游於水天之間，其樂無窮。部分浴池泉水涌出時如同沸水般翻滾，一次，有一內地青年初次來康定洗溫泉，剛進入浴池即大驚失色，高叫：“師傅，燒不得火了，水都開滾了！”惹得滿堂大笑。單間外面還修有大澡堂一所，免費為平民百姓供浴、供茶，讓每一個來到此處的普通老百姓都能享受大自然的美妙。

二道橋溫泉距城有四公裡，為方便洗浴者，李先春從成都購回十多輛人力車，每天從城內拉客人到二道橋，一時間二道橋溫泉就成了康定一大休閑勝地。溫泉旁邊，李先春又修建了“與點樓”。這座洋派小樓內設留聲機音樂茶座、房間、餐廳、小賣部等。在康定的建筑史上，第一次集旅館、餐飲、茶座為一體，堪稱當時康定最漂亮的建筑，是康定唯一的風景線，它曾吸引張大千、吳作人等名人雅士來此流連忘返。吳作人先生還特意為李先春夫妻各畫一肖像留念。建政後，這兩幅畫像一直由兒孫們悄悄保存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大規模破“四舊”的浪潮中，兒孫們嚇得毀掉李先春的畫像，而妻子李妙臣的畫像由孫子李國智冒險帶出關外，得以完好保存下來。

於佑任先生曾親筆為二道橋溫泉提書：“與點樓”。這是援引《論語》：

     “暮春三月，冠者六七人，童子二三人，舞乎霓，泳而歸……子曰：吾與點也。”

     意在借孔子與高徒曾點等人春游沐浴時既歌且舞的情景，來形容二道橋溫泉沐浴的樂趣。於佑任先生行雲流水般的草書，有些人認不清楚，竟念成“五點鬆”，鬧了一場笑話。

     二道橋浴室修建完工後，李先春不再去爬山。每天早上，大家都還在朦朧甜睡，他就在晨曦微露之時到二道橋去洗澡，這習慣冬夏不更、雨雪不改。一天，他沒有帶隨從，獨自走到北關卡子。執勤警察是新來的，不認識他，問：

    “這麼早，你出去干什麼？”

    “我去洗澡。”

    “要洗澡也得等一會。”

    “我是李會辦。”

    “李會辦？你會辦不如老子會辦。”說著，就給他兩個耳光。

    “對，對，對，你是履行公務，我叫李先春，我在這裡等著，你打個電話去問問你的上司。”

     接電話的人一聽就著了慌，馬上趕來道歉，還打了那警察兩耳光。李先春忙說：“不要打，他是執行公務，是對的，這樣的人要得，我們就是要用這種人。” 事後，城防司令前來請罪並請示對士兵的處分事宜，李先春坦然地說：“守城衛士沒有錯，他們盡責執行公務，何錯之有？”士兵們為他一席肺腑之言感動不已。此事在康定傳為佳話。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紀，“你會辦不如我會辦”的說法還在康定人民中廣為流傳。

     傍“與點樓”沿坡而下有一條小路，路邊種有花草樹木，環境十分幽雅，坡下修一水榭亭台，取名“先春亭”。亭前有溫泉涌流，暖池一處。池邊綠草四季如茵。幾十年後修繕此亭時，發現亭頂部木板裡刻有文字，左邊是“李公章甫六十歲時修”（李先春又名李章甫），右邊是“中華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西康省財校全體同學賀”。後來此亭改為“仙春亭”，康定人民以此來表達對慘死獄中的李先春的懷念、崇敬和愛戴之情，相信他已經乘鶴“仙”去。歷經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仙春亭”始終屹立不倒，見証了時代的變遷和李家人命運的可怕變化。

升航水電廠建成後，康裕公司又入股興建康定第一所小型戲院和第一座電影院：“康樂電影院”（當年是無聲電影），由李萬均任經理。康定人民的生活裡，又增添了新的歡樂。

李先春主持下，康定擴大了原來的印刷廠，增設藏文印刷設備，他十分重視藏族文化事業的發展，特增設藏文印刷設備，以印刷藏文經典、資料和書籍。

康定是內地通西藏的重要城鎮之一，過去習稱“打箭爐”。從宋代的“茶馬互市”到明清時的邊茶貿易形成了近代的“鍋庄”, 形成從四川的成都、雅安經康定、巴塘、昌都入西藏的“茶馬古道”。英國覬覦西藏已久，清朝光緒三十年英軍侵入西藏，滿清政府才意識到管理好西康地區的重要性。趙爾豐（清末成都總督）奉旨管理康地，推行新政和改土歸流，但他進康為時不久。民國以來，派去康地的邊使，皆因康區生活條件極端惡劣而不願久留，故頻頻換人。   

李先春不僅舉家前往，而且不顧苦和累扎根康定十幾年，他潛心於干實事，搞實業，為康定創造了多少個“第一次”！在康區的發展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殺的光輝的一頁。當時四川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重慶有個盧作夫,康定有個李先春。”

李先春為人正氣凜然、無一不良嗜好。他不拘言笑、神態威嚴，生活上卻十分簡樸，規定全家日必用一餐粗糧，各房一律不得有奢侈陳設，無論是誰一律不得在家搞任何宴請及娛樂活動。李先春的妻子李妙臣在住宅後面的子耳山麓開出荒地六十多平方米，種植瓜豆蔬菜，搭棚圈養豬及家禽，收獲的菜蔬夠全家半年食用。她一直保持勤儉的習慣，每年夏、秋兩季常帶領家人外出採野菜；她在糧食市場看到浪費在地上的糧食便拾起來。她的行為常招來官場上夫人們的非議，而她仍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她說：農民種庄稼，一顆糧食一滴汗，還要靠背夫千難萬難背到康定，應該愛惜。

李先春對佛教經典的研究也非常向往和努力，他確認經典的真諦是幽深而奧妙無窮的，並常寄望於年老退休之後，能潛心鑽研佛學，希望自己的老年能進入清靜無為的精神境界。

李萬鵬和李萬均

李先春有兩兒兩女，兩個兒子真正起到了他左膀右臂的作用。長子李萬鵬竭盡全力為西康省財政創收，幼子李萬均則投身於建設一線，艱苦創業興修和管理升航水電廠。

大兒子李萬鵬（我叫他大伯），從日本歸國後，曾任成都民眾教育館館長，兼任成都培英中學名譽校長，曾出席過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後遵從李先春旨意，毅然離開他熱愛的教育事業，攜妻帶子從成都來到康定。他協助李先春籌建西康省銀行，為新建的西康省的經濟發展、財政創收、企業開發、資金籌集等方面馬不停蹄地工作；曾任西康省銀行協理、副總經理、西昌分行經理、康裕公司副總經理、主任秘書、西康公司經理。公事千頭萬緒，方方面面的具體事務都需要他計劃、安排、檢查，有時忙到深夜，卻總是有條不紊，盡力為父親李先春分擔。

鍋庄是康定地區特有的一種文化，曾在漢藏文化交流中產生過重大作用。由於鍋庄的發展，康定迅速成為一個十分繁榮的藏漢貿易口岸和商品集散中心。李萬鵬深知鍋庄對發展西藏和內地商貿關系的重要性，他十分尊重當地鍋莊業主，並與藏商和睦互利交往；對來自外省的川北幫、雲南幫、陝幫等商家均能做到友好相處、共同發展，他和各方之間建立了既是商貿夥伴又是好友的關系。如康定瓦斯碉包家鍋莊主包文光，是他十分敬重的摯友，有數家鍋莊主阿佳（小姐），聯姻的是內地漢族上門女婿，有的還是李萬鵬的家鄉人，因此他和他們交往非常融洽，經營上也能彼此關照。

面對諸多頭緒的工作和紛繁復雜的狀況，李萬鵬有時也深有力不從心之感，但任憑創業道路多麼艱辛、坎坷，他都以他超凡的學識及素養來處理，以誠信嚴謹的作風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不盡人意之事。

1948年底，康定的升航水電廠早已正常運轉，李萬均因為不滿依然動蕩的國家狀況和戰亂不已的局面，無法安心工作，他借到成都購買電廠物資的機會，於1949年秋回到安仁鎮老家。李萬均寫道：“適逢王泗營地下黨組織武裝，進行‘二．五減租’激怒了王陵基4，他調保安團前往鎮壓，槍殺了激進分子，地下黨組織人員紛紛避難至李育滋二哥家，由我接待，掩護他們繼續搞地下活動，他們接受我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實踐社。由我組織了崇大新支隊武裝力量，配合川康邊人民游擊縱隊阻擊胡宗南逃於四川的殘余部隊，在二野進攻邛崍的戰役中，一舉全殲了國民黨殘部，並率隊參加了在王泗鄉舉行的與劉鄧大軍的會師大會。建政前夕，曾和負責同志一道潛入大邑縣和崇慶縣城內向有關人員進行策反工作。”

這得到了官方確認。中共大邑縣黨史研究室編寫的《川康邊人民游擊縱隊》有這樣一段文字：“與此同時，還做了李育滋堂弟李萬均（知識分子、技術人員）的工作，吸取他為新民主主義實踐社社員。又經過他與知識分子李國藩合作，發動和組織了幾十人的武裝，以後，編入安仁支隊。陳萬堂由李萬均陪同去崇慶縣城，對一些人做分化爭取工作。”

1949年，中國的命運發生巨大變化，12月初，李先春以西康省委委員、財政廳會辦的身份，李萬鵬以西康省省銀行副總經理的身份，小女婿劉石岩以西康省政府工作人員的身份隨劉文輝起義。西康省本不屬於蔣介石的勢力范圍，在這歷史大轉折的重要關頭，李先春作為西康省的工作人員，理所當然跟隨劉文輝行動。李先春在起義書上帶頭簽上自己的名字，並以他的深謀遠慮立即責成有關部門清理、保護好所有的財產賬目、企業設備，做好移交給新政權的准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