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至親遠走，被遺留下來的家人的心中，便被畫下一道永不癒合的傷口。沒有人教過我們如何正視，也沒有人教過我們如何包紮；對失親的孩子而言，生命中的某個秒針就此停止轉動，大人卻不見得能察覺。「我能做的或許就是拍一部片，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談起新作《心靈時鐘》的拍攝源起，導演蔡銀娟輕柔地說。

　從初執導演筒，拍下探討城鄉差距、新住民和不孕症等議題的《候鳥來的季節》，到關懷失親兒、家暴和霸凌的《心靈時鐘》，對社會的關懷一直揉合在蔡銀娟的影像創作裡；這或許與她台大社工系畢業的背景不無關聯，但蔡銀娟在畢業後卻經歷過一段很長的摸索期。

踏上拍片路 覓得熱情所在

　自覺對社工一職沒什麼企圖心，她改行跑去畫畫，赴英國肯特藝術學院（Kent Institute of Art and Design）取得碩士學位，出了繪本《夏綠蒂的愛情習題》和《我的32個臉孔》，也陸續擔任中學教師、刊物編輯、配音員等工作，還待過靈骨塔、任職馬戲團專案助理，卻無論如何都無法乖乖坐在辦公室待滿一年。直到開始協助同為導演的先生李志薔寫下向野百合學運致敬的電視電影《你現在在哪》，和外省老兵故事的《十七號出入口》劇本並擔任製作人，蔡銀娟才終於找到足以安放熱情所在的工作。

　「電影改變我很多，我常會開玩笑，說拍片讓我的臉皮變得很厚！」感受到將故事化為影像的快樂，蔡銀娟一改過往遇到困難就放棄的態度，成為一個「麻煩解決者」。拍片過程會遇到的各種瑣碎問題先不說，沒錢拍片，她就到處寫企畫書尋求贊助，像《候鳥來的季節》為取得地方政府補助，劇本設定就改了逾百回（說到此，蔡銀娟兩手一攤：「沒辦法嘛，像男主角最初的設定是高雄人而非雲林人，林媽媽打的零工就不會是串蚵殼，弟弟的工作也要換，才會符合當地的產業型態呀！」）；要宣傳了，就硬著頭皮邀請認識或不認識的對象看試映推薦。而原先跟3C產品一點兒都不熟的她，也「被迫」拋下「惰性」，向年輕夥伴討教如何操作各種通訊App。

新作《心靈時鐘》 碰觸隱晦議題

　工作改變了行事態度，生命角色的轉換，亦影響著蔡銀娟的創作。「以前的我對小孩沒有特別的感覺，可是有了女兒以後，開始覺得孩子好可愛，也愈來愈關注相關議題，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過得幸福一點。」回頭談起新作，蔡銀娟說，《心靈時鐘》的靈感，是多年前看著年僅七八歲的小姪子，懵懂面對父親因病過世的歷程而產生。

　然而即使是大人，也不見得就能正視失去。「不管是疾病遺族、車禍遺族，以及自殺遺族，家屬的心中除了悲痛，還懷有愧疚感，認為自己做得不夠，或覺得是自己的錯。」構築劇本的過程中，蔡銀娟納入台灣社會普遍隱晦的自殺議題，閱讀《說不出是自殺》和《我是自殺者遺族》等書，並求教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的諮商師，試圖讓大眾看見這些被家屬隱匿在貌似正常的軀殼底下，需要長時間癒合的傷痛。

　「宗教裡有『自殺者會下地獄』的說法，可是，我們都不是神，無法得知一個人死後會不會上天堂；而我們一輩子一定都會做許多幫助別人或傷害別人的事，所以我認為沒有誰有資格審判別人。」蔡銀娟說，她想探討的不是人是否有自我了斷的權利，而是想帶給所有歷經失去的人，一些關愛和力量。

濕地、候鳥、海洋 台灣意象入創作

　隨著生命經驗改變關注的議題，蔡銀娟的影像創作中卻有一樣東西不變──那便是台灣意象；《候鳥來的季節》裡是溼地與冬候鳥，《心靈時鐘》裡則是海洋、遊艇與船藝品。

　台灣曾是拆船王國，今日的遊艇製造業則排行全球第四，「這很有趣啊，希望能有更多人為台灣的產業感到驕傲。」船藝品是拆船業的延伸，亦承載了片中許多情感與意象，至於扮演關鍵角色的經線儀如何引領主角一家走出傷痛？就待觀眾進戲院挖掘。

　拍完了「心靈三部曲」中的前兩部，接下來還想拍什麼？「可能有單親、癱瘓者和跨性別的元素吧！」透過作品不斷關照家人間的感情、傷害與相處難題的蔡銀娟這麼說。

Q：夫妻倆都是導演，在繁忙的拍片期，如何兼顧孩子？

A：我們有個共識，就是儘量將彼此的工作錯開，這樣至少有其中一人能照顧女兒，我父母也幫了我們很多忙。像從九月起，為了宣傳新片，我很忙碌，只能抓緊時間陪女兒吃早餐、抱抱她或親親她；等電影上映，十二月我就不接工作，專心照顧她，送她上下課、到學校當故事媽媽等等。

Q：您希望成為什麼樣的母親？以及您的教養觀為何？

A：我希望無論到幾歲，都可以成為和女兒有話聊、像好朋友般的母親。至於教養觀沒什麼特別的，我希望女兒可以快樂長大，早一點發掘出屬於自己的熱情所在，像我自己就起步得晚，看著身邊的年輕夥伴，覺得他們在念書時期就找到自己熱愛的事，真的很好。

Q：請與讀者分享幾部您喜歡的電影。

A：《悲情城市》、《太陽的孩子》、《白色緞帶》、美國版《香草的天空》，和紀錄片《看見台灣》、《拔一條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