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本文开头侃的主题，如果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以科技和财富竞争胜出，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这条竞争发展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下面又应当怎么走下去？

不管怎么看，我们应该是非常幸运地站在了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人类祖先出现大约二十万年前，最后五万年左右基本定型在目前这个进化状态，拥有超过其他任何生物的智能。在现代人存在的五万年里面，人类对科技的掌握是一个极其缓慢，甚至经常有反复的发展过程。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工程科技的知识，就没有流传下来，让今天的人类只能依赖考古和推敲猜测这些上千年前的工程技术历史文物的原理。石器时代一直到两三千年前，才缓慢地让位给青铜和铁器时代，这样再过了几千年，没有什么大变化。到了两百年前的工业革命，方开始了翻天覆地的突飞猛进。用李鸿章的话说，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上唯一未曾间断过的文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数千年”而已。从那一霎开始，地球人类的科技和财富水平就从先进和落后群体之间开始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地球上有人可以乘太空飞船漫步月球，有人依然靠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方法刀耕火种过日子。

中国开始面对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的确完全没有概念如何应对，第一反应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几千的的皇权结构是维持中国文明稳定持续不断的一个基石。在过去那几千年的变，是改朝换代，变的是做皇帝的那个人，那家人，而不是那个皇权政治结构。在这种结构里，政治、宗教、经济、市场结构都是基本重叠的，升官和发财几乎是互相依赖的行为，虽然有些突出的例外，有当官两袖清风，也有富贾不入官门，但毕竟是例外。中国人的财神是谁？其中一个说法是福禄寿三星中的禄星。禄就是皇帝给的俸给，也就是说不当官是没有财的，当然即使有财也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中国传统的社会地位是按照“士农工商”排。打铁补鞋的工匠地位也比市场上卖肉的卖布的商贩地位高。于是，中国千百年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基本就围绕在如何当官，甚至如何取代皇帝的焦点上。虽然宋朝明朝有大量记载民间制造业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蓬勃的局面，明朝甚至存在有相当规模的对外贸易，但终究未能突破皇权的钳制，爆发出工业革命。皇帝感到海外商业开始威胁到自己的权威，下令海禁，一切海外贸易活动就此停顿。

这种事情在欧洲不可能发生的。欧洲历史上唯一接近过大统一的罗马帝国，就是靠海上交通维持自己的帝国结构和统治。到后面欧洲四分五裂，更不可能有一个权力中心可以下令海禁。欧洲的社会结构当中，政治、宗教、经济、市场是不重叠的。这就给商人创造财富的市场领域大于国家范围的空间。以人之常情看，国王们虽然能享受商人们带回来的美洲金银、中国丝绸茶叶瓷器、阿拉伯骏马、东南亚香料，但可以想象开始并不特别喜欢商人们在不受自己控制的条件下通过财富积累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力，但在欧洲的结构下，他们这些为数众多的小国之君无能为力，因为即使一个或一些国家如果对商人不好，商人还有别的地方跑。当财富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就开始流向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来支持更进一步的财富创造。而财富的积累和科技的发展，也逐渐地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了国家实现自己在（欧洲范围内）国际竞争当中的意志，从而也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默许，到最后全面支持。于是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欧洲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奠定了欧洲人在全球维持至今的领先地位。

日本进入工业化的过程比较另类。虽然中日当时都有皇帝，但日本在欧洲进入工业革命后的那段关键时间里政治体制却不是如同中国清朝所承接延续了数千年的皇权（尤其是清朝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一样的结构，而是比较像中国周朝后期的东周，实权在幕府将军手上，天子是个傀儡，要听诸侯的。因此日本天皇没有中国皇帝打心底就对任何能影响他权威的独立势力，比方说商人，有天生的压制反应（像海禁）。日本的天皇本身处境就赖，任何能改变现状的独立势力外来势力都不是个太坏的选择。特别是在睦仁（后来的明治天皇）在同幕府争权的过程中，他小而精的西式陆军将幕府庞大的旧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最后胜利夺权，更让他认定只有西方的道路才能让他的政权和国家有未来。因此他废除幕府时代统治阶层曾高度依赖的武士制度，让那些失去生存依托的武士一部分去西方留学（日本武士阶层本身就是受教育最好的阶层）加入政府和军队，另一部分进入国家引导建立的工商行业，形成了最早的日本垄断财阀体系，也由此消除了武士对天皇的不满压力。因此工业化得以在日本能顺利推行起来，成为了先进国家中的一个刺眼的非欧洲、非基督教的异类。

人类社会的任何重要变动都伴随着暴力，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也不例外，更何况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核心就是竞争。暴力竞争是一种最常见竞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旧有的人文把戏，特别是道德、法律、政治、制度、规矩等，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就多有不灵光。不灵光就会产生社会动荡，大家的日子就都难过。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统治阶层资产阶级同它所代替的封建主义统治阶层王公贵族所不同的最大之处是资本阶级所追求核心的是财富而王公贵族所追求的是绝对政治权力。因此，从根源上，从定义上资本家就不太介意是谁掌握国家政权，前提当然是那掌权的不要挡了他们的财路。如何能保证国家掌权的那些老哥或大姐不在上台后挡他们的财路，就需要一个非常稳定有效的游戏规则，而这个游戏规则当中，法律的无上地位就自然是必须奠定的，任何人，不管你出身是女王殿下还是捡垃圾出身的白痴狂人坐在掌握国家大权的位子上，你必须要服从法律的约束才能行事。于是我们看到了西方由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开始，到最后进入了民主政治结构的一个发展过程。在国际关系结构上，资本主义的开头似乎有延续封建主义的疆土扩展，奴役欺榨弱小民族的传统，也同样面临了被奴役被欺榨人民的必然反抗。同面对国内政治形态的背景一样，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作为财富竞争的胜利者，因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统治而是利润 ，当看出了统治弱国的成本过高，而发现有另外低成本的方法可以同样在弱国赢利润的时候，先进国家就不在意让弱国国民们自己统治自己。所有的国内外政治决策，都可以以成本和利润比率计算结果来决定。像蒙古人对被侵占民族反抗进行屠城屠国，在资本主义统治者的角度看，是完全不必要的野蛮行为。把组成市场的人给灭了，就等于把市场给灭了，没有市场就不可能创造财富。

不管从什么角度看，资本主义社会比它所代替的封建主义社会，更加比之前的奴隶社会要在整体上文明进步很多。统治者不能像皇帝那样，两句话听了不高兴，就算说话的人是社会地位崇高的大臣高官，也能叫左右拖出去砍头。另外，当大量的财富创造出来后，在物质上统治阶层有条件采纳一些可行的方式，提高在创造财富竞争当中不太成功的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过来也扩大市场交换的规模，推动财富的进一步扩大），最后在社会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将掌握国家大权的机会也开放给有能力从开放性政治体系中爬到顶层的社会各阶层，包括底层出身人物。形成一种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

在落后国家里，这个模式因为缺乏财富积累的渠道而无法产生足够的财富，因而无法惠及社会中下层。同时也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富去推动科技的发展，反过来进一步阻碍了财富的创造。在有限的财富条件下，追求财富最有效的的手段便还是老办法，控制权力。于是我们看到落后国家无论披上什么样的外衣，骨子里仍然是掌握政权才能有财富或有享受的封建社会老套。而且，比货真价实的封建主义社会更糟糕的是，披着各种现代民主共和外套的落后国家，反而因为失去了封建政体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政权更迭法统而导致政权的更迭难以预测，国家和社会陷入永恒的不稳定和混乱的政治局面，这样更加恶化市场交换产生财富的条件。在这种四不像的社会结构里，绝大部分的落后国家变成同未来的良性发展绝望的群体。它们最好的结局，也就是活着，等着先进国家的财富太多了漏点出来让它们吃上些残菜剩饭。

先进工业国家面对这种情况的心情是两面的，既高兴也担忧。高兴的是在这种局面下，落后国家无法有效地同先进国家进行竞争，在财富的作用下，先进国家事实上掌握着整个地球的资源和命运。先进国家从上到下享受着比落后国家高出以倍数计算的高生活水平。否则落后国家都追上来，面对竞争压力先进国家就必须更努力创造财富，还要享受没那么高水平的生活。于是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特别喜欢挑它们看不顺眼的发展中国家去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欧洲在那个经济发展阶段，有自由民主人权吗？欧洲看的顺眼的，即使实行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西方也不多说半句。先进国家担心的是当这种差距越拉越大，落后国家的人民再笨也看得出有些不对头，先进国家在搞鬼！于是后果不外就是两个，一是越来越敌视先进国家，到了头就是恐怖主义，反正已经绝望了，那就同你同归于尽；二是想办法进入先进国家去享受那里高水平的生活。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趋势是这两者都在发生，并且同时发生。还看不出先进国家对这样的担忧有些什么好招儿来对付。

同别的先进落后国家发展历程看，大家不难发现中国的发展轨道完全独具一格，同西方完全不一样。同苏联比在发展的前半截很相似，但后半截完全两样。与同属东方儒家文明的日本韩国比也有巨大的差异。最接近的，还属同是自家兄弟、互相敌对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只是在规模上，在发展的深度的处于两个几乎不能相提并论的层面。

中国先是学苏联，在发展道路上完全彻底的向左转。打烂了一切阻碍向中国左转的人文、政治、经济、传统、宗教、规矩、阶级、信仰、组织、社会结构等。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全国都疯了，要打烂一个旧世界，说法是这样才能迎来一个“新世界”。连左派的祖师创派开山嫡传掌门苏联都认为毛泽东是疯了。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让自比为有孙悟空猴气的毛泽东给大闹了一次天宫。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生命的最后年月要将对中国传统的革命推向更极端的高度，以及他的革命是否真的达到目的或者仍是学术界争论的题目。但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本族政权运用本族民众对本族文化传统的破坏还没一个能超过毛的革命。

在评价毛的革命之前，我们先侃一下毛的政治遗产。无论是拥毛还是反毛，有几个事实大概都能接受的；

毛用一个左派高效率的政党建立了一个政令可以从北京城的中南海达到中国几乎任何一个边远山沟里一个小村的高效率的集权政府，并成为了中国当时唯一的一个（从他掌权时的四亿到死时的九亿）全民接受的（不论被迫还是衷心）精神上和政治上（带有个人神化）的双权威。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上基本上由面朝土地背朝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农民组成的人口主体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上面这个史无前例的前提下，中国也创造了几千年来从来未达到过的三项成就，（一）清除了全境所有土匪恶霸和各种形式的政治、军事、民族、地方等独立王国土匪山寨的武装割据。（二）基本完成推行全民教育。这两项基础成就，是中国走向全面工业化的前提。同中国相比，印度今天仍无法达到这两项中国五六十年前就达成的目标。（三）推行全民皆兵，也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最后一项、全国人民行为准军事化。大规模地改变了作为历史最悠久农业国国民的散漫、将就、一盘散沙等的行为模式进入了一个组织化纪律化的行为的训练和概念。这对全面工业化铺垫的人文行为基础。

在这些基础上，在当时的盟友苏联的帮助下，中国迅速建立的初步完整的基础重工业和军工业，并在主要是欧美所培养的归国尖端科技人才的带领下，成为五大（刚巧也是后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核武器国家，奠定的中国战略的基本安全。

这种政治结构和行政效率是建立在一个接近宗教般的政治信仰上。按道理要转个弯改变方向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失去了信仰往往也意味失去所连带的组织结构和效率。然而，在建立的这整套中国从来未有过的系统后，毛在生命的后期搞了一个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人类的左翼思想推向最极端。“斗私批修”（对自私观念做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在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改造人的本性，放弃自私自利的欲望）、“批林批孔”（批判林彪批判孔子--？林孔自己也懵了，咱俩完全不搭界呀！怎么就弄一块儿挨批呐？）。当左翼的苏联体系已经出现难以运转的现象时，毛却要走向更左。

世界上的事情物极必反。毛去世之后，忠实于毛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理论的四人帮在失去毛的支持后，以一边倒的党政军民人心所向推动下迅速倒台让位给邓小平。邓在全国上下厌恶“革命”折腾的情绪下，以高度的政治技巧的保持毛所建立的政治体系的效率和结构，用“不搞争论”回避左翼共产党政权先天性坚持对经济手段理论依据的纠缠，以“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简单明了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中国人自己的调侃话说，中国在国家发展上“打左灯，往右转”。

于是，一个毛泽东、甚至邓小平自己，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人类奇迹在中国出现了。已经完成了全民性基础教育，有高度军事化纪律习惯，加上民族文化的勤奋吃苦的传统，依托已经成形的基础工业和辅助设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迅速的落后国家全面工业化的现象。中国从制造业产值从改革开放初期在世界排名十几开外，短短三十年多的时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今天囊括了几乎所有“已发展”和“发展中”国家所有高中低科技制造产品。中国走了全世界的路，让全世界都无路可走。

其实，中国自己本身也在十字路口上。

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内容是国家和自由资本主义和少量社会主义的混合体）本身就名不正，言也不顺。共产党的价值基础，平等均富，因为从来没办法“富”而变成实际上的均贫而失去基本吸引力。至于平等，在现实上已经证明极难维持不说，即使能达到，维持在一个均贫的水平上也没有意义。原来在理论上一套套才识五车的共产党变得拿不出什么能亮出来的价值观。

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因为资本主义并非是一个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可以类比的“主义“，当然如果同封建主义类比还是合适的）原来的价值中心是自由，即让人能不受限制地创造财富，在左翼运动风起云涌的压力下，逐渐接受了在某种程度上分享部分财富和权力的安排。因此，西方国家逐渐将“民主”这个左翼的在平等价值下的措施逐渐以某种形式接过手去实施起来。西方的价值观开始以“自由民主”展现在人类社会。再加上一个相对新的价值观，“人权”，这个三合一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让所有非西方国家政权难以招架。

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西方在推行它的价值观上的虚伪性。比方西方在最近阿拉伯茉莉花革命时大力支持西方所不喜欢的利比亚叙利亚人民推翻各自政府的行为，甚至自己赤膊上阵。但对同样是非“民主”的波斯湾王国们，西方却反过来支持亲西方丝毫不民主的君主政府镇压人民的反抗。再比方说美国白人霸占了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家园，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种族绝灭性种族清洗而至今拒绝纠正（不宣布美国建国是一个非法非人道非人权的基础，怎么纠正？）。更比方说美国和西方发起人类最大规模的对非洲人的奴隶贸易，并一直坚持到一九六五年才允许黑人有实质投票权，等等等等。

但明眼人也都知道，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社会或人文价值，并不会因为鼓吹者本身的虚伪甚至邪恶而失去价值的本身意义。民主自由人权必然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有广度、有深度地以符合自己实情需要地开始实施和推行。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并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人权才能发展经济，这已经是被广泛的实践所证明的。

但中国的必须进一步改革才能持续地继续发展是海内外全国上下的一个共识。改革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个问题。

在人类近代到现代发展历史当中，是先进国家做对的事情多还是其他国家做对的多？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会五花八门，首先对什么是“先进”，什么是“发展”就会有不同看法。佛教徒同伊斯兰教徒看法也会不一样，共产党同共和党看法也肯定两样。为了避免争论，本文开头就定下了道，两个标准缺一不可，科技加财富。科技加财富多的国家就是先进的发展国家。科技加财富少的就是发展落后国家。财富多科技少（沙地阿拉伯？科威特？），或科技多财富少（乌克兰？俄罗斯？）都不算先进，当然也不能说很落后。用这个定义，美国英国是先进国家，阿富汗索马里是落后国家（如果后者还能算国家的话）。好，不再争论。

那么近代这一两百年时间里，先进的美国对发展自己国家做对的多？还是落后的阿富汗做对的多？大概大部分不是爱抬杠的读者会选择美国。

那么中国目前同那些先进国家在类似的发展程度的时候相比，中国最不同，或者说发展的最缺乏的是什么？读者们的答案可能也会是各自不同，而且也肯定各有道理。笔者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法治。

法治是中国文化里从来没有过的传统。没错，中国历史上百家之中有“法家”。法家所主张的以“法”治国也的确有点现代法律的意思。但近似之处也就是到此为止。中国和西方在法的观念上最大的不同在于“执法”。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刑不上大夫”，法只适用于被统治者。这个传统观点在中共执政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更加被加强了。毛泽东就洋洋得意地自我宣扬是“和尚打伞”（歇后语—“无法无天”）。

说到这里，不得不指出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法治同民主自由人权都是西方体系的价值观念之一。但西方只会向他们所不喜欢的政权强加后三个价值，而没有听到过西方向落后国家和敌对国家推行过“法治”这个价值。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这几种体系价值里面，其实法治是最能同西方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价值体系，只有落后国家实行健全的法治系统，才能保障西方企业在该市场的正当权益和竞争条件。而前三个价值体系，说得不客气，干卿底事？

而恰恰就是法治，才是最能让落后国家有开始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的一个西方价值观念。法治是一切工业化社会稳定的基石。没有法治，财富是没有根本保障的，当然同时穷人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更加没有保障。西方的口头上鼓吹的神圣价值，民主、自由、人权也是根本无法保障的。社会的缺乏公义、官员贪污腐败更是是无法控制的。华人社会里贪污腐败程度最低的新加坡和香港都是高度法治社会并非仅仅是一个毫无关联的巧合。法治能让落后国家稳定，民主自由民权能让落后国家陷入混乱。西方国家不愧既是伪君子，也是真小人。

中国的法制系统基本是失败的。（中共喜欢用“法制”一词来代替“法治”的说法，显示中共的用心只是要一个形式上的法律制度，但内心并不要它来作为治理国家的的依据）。失败的的最明显的现象是排山倒海的“上访”行为。所谓“上访”就是到“上”级政权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办公室》投诉下级政权的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作为。在全世界除了中国外，这是百分之一百法院的要干的活儿。这说明了两点，一是中国的司法系统的作用已经不被人民认可，二是人民仍然信任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但即使是上访系统，也是基本不起作用的。典型的上访程序就是上级上访机构将投诉材料直接交送给被投诉的对象，让被投诉对象自己处理，直接出卖上访人员的利益，只有少量的案件，可以通过上访得到合理解决。人家当你是铁面无私包青天，你将原告直接交给被告，叫被告看着办，你说能有什么结果？世界上大概也只有中国有这样的裁判系统。这一点也不出奇，看一下中国足球的裁判的德性就很清楚。

中国自古以来就留下这样的传统，见到黑不要说黑，见到白不要说白，见的马不要说马，要先搞清楚说什么（当然最重要是对自己）会有什么相应后果再决定说什么。是什么不重要，对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最重要。到了毛泽东时代，在这种行为还要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理直气昂掷地有声的说法，叫“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治觉悟”（中国还没无产阶级的时候就有这种高度觉悟）。

王力军事件后，海内外各路英雄好汉都围绕着政治路线、民望、能力展开是是是非的辩论，并不愿意从法律的观点看问题，说明中国人，包括了海外和台湾的人在内，普遍人为事实是什么不重要，必须要从一个政治觉悟的高度，才能发现事实的本质。

当世界货币基金的总裁卡恩纽约被抓，被控性侵害酒店女服务员，海内外中文的评论铺天盖地展现五千年中国智慧，指出那是一个政治阴谋。当女服务员因为同本案无关的事件中有作伪证的嫌疑，控方避免辩方必然采用质疑受害人诚信度的法庭纠缠策略而撤销对卡恩的指控，这种政治阴谋论更加直冲云霄，铁定就是美国或法国某些人的阴谋。当这些阴谋论尘埃落定，那位已经毫无政治价值的卡恩老哥再度因为多项性行为不检点而惹上麻烦，那些阴谋评论员们全部消失，不愿意面对事实真相非常可能就是卡恩性骚扰酒店女服务员。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酒店女服务员受害以后是否可以伸张正义完全不在大部分中国人华人的思维当中。中共的上访办公室将上访人的投诉交给被投诉人，基本是追寻着同一个思路。投诉是否是事实不重要，最重要是是否能够从一个党、国家、民族、历史的战略高度，明察秋毫地看清楚国内外敌对（以前叫“反动”）势力利用部分人民群众不明真相，破坏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的阴谋…，才是问题所在。

仍然必须指出的是，落后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初步阶段，法治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台湾和韩国的经济起飞就是在一个独裁政权缺乏权力制衡的条件下取得的成就。但落后国家在达到了一个初步经济发展成就之后，要进入一个同先进国家可以相比较的稳定的社会环境，无法建立法治这一道坎，基本上是看不出希望的。南美一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济发展地位，就不比今天的中国差，例如阿根廷的人均产值就基本达到了西欧的底部水平。一百年后整个南美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地位上基本原地踏步，同南美国家的司法腐败不能说没有关联。

薄书记在重庆的作为，完全可以为这个情况作一个注脚。薄在重庆唱红打黑，似乎不在乎用非法的方式产生了几千一万，甚至数以十万个冤案（何况也不完全是冤案，甚至可能大部分不是冤案），并不妨碍薄书记争取到两千万重庆人民中的大多数的拍手叫好。那是可是一个“好”的土皇帝。但谁能保障这个“好”的土皇帝有一天不会自己成为重庆（或全中国）最大的黑帮头子，建立最庞大的顺从土皇帝的黑帮网，吃定重庆人民（或全中国人民），谁说个不字就要谁人头落地投入大牢甚至的出现呢？如果薄的确能为中国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作出一个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动作，推行在他管辖下的重庆王国下的中国以打黑为契机的法治进步，将必然能在中国历史进程上浓浓地写下一笔。

但种种迹象显示，薄是反其道而行之。整个王力军事件似乎就是作为薄以无法无天的手段牵涉全套黑帮形式的刑事犯罪行为，作为帮凶的王局发现中共的法制结构对薄没有丝豪制衡作用，唯一能保自己和自己手下知情者办案警察的生命安全，就是他跑进美国领事馆。明白中共的法制结构的所有人，都会明白王局所选择的道路是在中共法制迷宫图能走出致命危险境地的非常精准的唯一道路。

行文至此，要对必然会有的阴谋论者作一个小说明。笔者同薄书记完全没有任何瓜葛，没沾过光，也没受过气。同网上许多网民们感觉一样，觉得薄书记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有个性有作为之人。说到薄书记的铁哥们周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呵呵，至少间接上还知道好些朋友要求周老爷子办点事。因此也知道这个口的规矩。

建立法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世界上的落后国家还真的没人能跨过这道坎。印度就闹出记者收买法官，让法官拿了好处后连看都不看文件内容就签发了总理官邸地址的主人（也就是印度总理阁下本人）的逮捕令的笑话。居然西方媒体还高度赞扬印度同中国比较下的法治和制度制衡。但话还是要说回来，采用多党制的印度政治结构，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功能，还是远远高于中国的法治体系对薄大哥或周老爷子的制衡能力的。这就是为什么八九成接受调查的中国富人（据说至少有两千万人数之巨）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全家或至少家人移民国外，另外那一两成大部分是不愿作答。有意思的是，北京当局在称呼薄夫人的名字时，用了“薄谷开来“这个海外华人才会使用的名字，间接点明了薄书记是个“裸官”的事实。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个月亮，说它是“法治”的月亮，恐怕是争议最少的观点。

虽说建立法治不容易，但是也不是一件完全办不到的事情。中共完全知道建立法治的原理：在许多审理高官腐败案件的程序里，中共就采用异地审讯的方式。让能在当地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们在一个完全没关联的地方接受审判。所谓的回避，就是避免作为中立裁判同控辩双方有利益纠葛。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裁判者的中立地位被视为是司法系统的灵魂，用一个蒙住眼睛（不看你一切无关的因素，好人长的像坏人，坏人长的像好人没用），一手拿天平（看谁证据实在，谁有份量），一手抱法典（审判的标准尺度）的女神形象来表达，表示除了法律和证据之外，法庭的审判依据同所以其他的一切无关。这里特别要挑明一个西方法治的原则，就是法院只是根据法律作裁判的衙门。法律的好坏不是他们的事情。比方说，某地某国如果有法律说随地吐痰要只有一种惩罚：杀头，某某随地吐痰给逮到，铁证如山，某法官感到根据普世人权价值，人家某某就吐一口痰判他人头落地实在有违良心，判某某扫街三天。从司法的角度说，这个法官是个坏法官。好法官只能做两件事情，判某某杀头，或辞职不干，打死也不作出判决。法律的好坏是立法衙门的事，不是法官的事。法律是一把尺，法官是用尺去衡量法律案件的裁判人，法官不可以自己造尺。

英美的陪审团制度就是针对任何一方收买或影响裁判者的可能性所设立的预防措施。在这种陪审团制度下，法官只是维持法庭议程按照法律规定的规矩进行，并提醒陪审团控辩双方那些言论是在法律规定上合适还是不合适，真正判定谁对谁错，是陪审团的责任。这种针对每一个法庭审判案件临时组建陪审团的形成和运作过程的设计都围绕加强审判中立的原则。配审团是由双方各有单独否决权的条件下，以各自单不透露身份（因此想作弊偏帮某方的候选人难以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独面谈的方式的共同选出来的，也就是说控辩双方任何一方只要有丝毫感觉某候选陪审员会有任何可能偏帮对方，就可以筛选出局，一直筛选到足够数量双方都没意见的陪审员为止。在一些重大案件审理过过程，应其中一方的要求，法官可以下令陪审员全封闭，集中住宿，有守卫禁止出入和禁止外界接触，不能看报听广播看电视打电话，隔绝一切可能影响陪审员的外来信息，换句话说陪审员在审案期间自己也要类似坐牢。

今天高科技的功能已经达到要开发出来一套裁判者和法庭控辩双方完全隔绝的的审判系统已经完全可行的地步。换句话说，让裁判者（法官）不知道自己在审判谁，被裁判的法庭控辩双方也不知道谁在裁判自己是完全有可能的。比方说在线审理和审判。法庭诉辩双方结束辩论后所有陈诉形成文字，所有证据都形成编号并经过匿名鉴定。证据的鉴定和审判都可以通过异地多个互不知悉，随机抽签选定的专业证据鉴定室和专业法官同时进行。最后进行判决的法官们看同一份经过匿名处理的诉讼答辩文件和同一批证据鉴定报告。根据这些事实，作出他们没有利益影响下的专业判断裁决。根据多数裁决结果最后得出判决的结果。法官们的专业水平可以通过一个比例的匿名测试证据和测试案件来保障。法官知道有一个比例要他们裁决的案件是测试案件，并知道这些测试案件只有一个正确判决，因此他们必须以最专业的的水平去审理每一个案件。如果他们的测试案件有很大比例的错误，这些法官将失去资格。另外可以采用体育裁判的通行办法，有多个互不知悉的法官同时在审理同一案件，譬如五个、七个、九个，采用一个比例的原则来判定赢输，譬如简单多数或黄金切割。

我们在这里是侃大山，不是在设计一套同科技与时俱进公正法庭裁判系统。但要说的是，如果任何国家，任何政权要建立一套在今天科技条件下能保障就算是上到国家主席总书记、黑帮头子亿万富翁，下到同法官是夫妻、父母子女关系，都没办法影响司法判决结果的系统是没有技术上的问题的。这种科技条件，在不久之前还是不太成熟可性的。

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人治社会，而且权力不存在体制内的制衡力量，大一统天下的中国皇权是政权和神权的综合体。规范权力行为的就靠两招，一权力本身的自我道德约束和二天意。不愿意自我约束的权力们到了某一个档次，被权力的蚁民们都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人替天行道，改朝换代，让权力遭“天遣”。不过，这个权力放肆到了那个要遭天遣的档次具体尺度的灵活性是比较宽松的。何况狗官狗皇帝们也不都是笨蛋（虽然不少），说害千人万人他要遭天遣吧，他就害一人帮十人帮百人，按这个比例办，天就不遣。蚁民们没办法，但心理安慰还是有的。“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日子能过就过吧，这么几千年就过来了。中国人的社会正义概念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时空概念，改朝换代大概都以两三百年起算。如果时候未到，蚁民感到还是太冤，解气阀还是有一点点的，中国历史不是没断过梁山泊的故事吗？中国没率先成为一个工业社会，我们不能说这个传统没一点干系。

因此问题不在唱红或打黑。

在工业化社会 里，要维持社会稳定，红（左）是要的，公平是要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要遭天遣的，共产党最明白这一套。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红”的含量不比中国低。要维持社会高速发展，黑（右）也是要的，要让人能先富起来，能各自想方设法，八仙过海，欲与天公试比高，创造一切人类天赋使命里注定要创造的财富和科技，最终能达到维系人类的永生。

（当然用这个“黑”形容右只是一个文字上同“红”有点对称的对号。打“黑”的中“黑”指的是黑社会，非法团伙。但如果任意将看不顺眼那些发了财的人封个黑名堂把他给黑了，自己取而代之就说不上打黑，是黑吃黑。虽然黑吃黑很多时候也是挺能赢得民意的。因为黑吃黑中的第一个黑是取之于民，民冤。第二个黑取之于黑，民喜。没得实在的，出冤口气也高兴。不过要客观地说，重庆是的确有突出的便民利民措施，也的确由此得到额外的民意。不过这又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是否目前就需要、或应该、或条件成熟去建立以民意为主导的民主政治？）

但红与黑真正能和谐相处的好的，或者还要加一个颜色，白，我们暂且给“法”起个颜色叫白，法的原则就是黑白分明嘛。

应该说，自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以后，中国在名义上就没有任何人地位高于法律。当然中国人也都明白那是个名义上的说法，从来就未能成为过一个事实。对手握大权的官来说，法律仅仅是其中一个用来统治社会的工具而已，在这个工具不好使的时候，完全可以废除不用。甚至还要发动舆论给以批判谴责，比方给予某段时候有人人喊打地位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称呼，含有当时要引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必须要彻底决裂的其中一个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疯狂过后，中国现在还是回到要建立“法制”，同世界接轨的观点上。中国在走向法治上，虽说达不到国际标准，但还是多多少少有进步的。

中国可不可以在不建立法治的条件下完成工业化，最终进入先进国家行列？我们至少可以说还看不到到目前为止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办到。中国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实质性的法治结构？或永远停留在某一种人治状态，让少部分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国人在事实上脱离任何法律约束的历史传统？目前的事实是，无论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事实根据的切确答案。

我们侃了这么多，留下来的还是一个问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