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色

从美国的角度看今天中国，似乎结合了苏联和德国的相应特点甚至优点，同样避开了落后国家的各种问题，成功进入高速发展，接近可以全面挑战美国和西欧优势竞争根基的局面。而且，虽然中国过去几十年时不时爆发出让美国内心窃喜的一些落后国家常见的麻烦事情，勾起美国对中国崩溃的高度期待，却最终又似乎让中共有效解决或控制，没有明显阻碍中国前进的步伐。美国人看得出对这种情况想不明白。美国有非常多专吃研究中国饭的各色专家学者。随着时间和美国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些立场观点南辕北辙的专家们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的青睐程度也随之变化。不过，美国作为西方集团当中政治形态最保守反共的国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即使追求客观公正的学术界要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这一百年的中国，也存在先天性的严重缺陷和偏见，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脉搏。

要研究现代中国，就不可能绕过研究中国共产党。本文没有企图要深入探讨中共这个课题。但既然本文涉及谈论中国和世界问题，自然无法完全绕过讨论中共。

在切入讨论中共这个政治组织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个人性本质的问题。说到人性，中国人有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千年争论。其实所谓善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道德判断。道德是没有绝对标准的，因此争论便没有结果。但人的行为模式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观察和归纳预测的。我们这里要讨论一个涉及中共课题的人类行为模式---利他行为。这是一个相对于利己行为的反面。所谓利他行为，就是采取行动去争取有利或有益于他人的结果。这种行为或多或少是损害自身利益的，因此在人类行为当中是一种小比例出现的模式。但这种行为并不罕见，而且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存在。不但人类社会存在，少部分动物物种当中也有存在。比方在危难环境下救人就是一种利他行为。比方给在街上穷困潦倒的乞丐，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一些施舍，也是一种利他行为。所有利他行为有一个明显的共通之处，就是行为的受益方都必然属于，或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属于，需要被帮助的个体或群体。因此没良心的骗子会装扮成非常可怜无助的乞丐相貌，冀博路人的怜悯解囊。人类社会里不会出现头脑正常的人不计回报地捐钱给马云或盖兹，让他们可以不掏钱或少掏钱去宴请美女丰盛豪华浪漫晚餐。利他行为在人类社会大部分文明里都属于一种被褒扬的行为，除非这种行为损害到第三者的利益。一个大人在大街上打小孩，小孩被打得五颜六色。毫不相识的路人甲出面制止大人。这个路人甲的行为便属于典型的利他行为。但施暴的大人肯定不满，并很可能引起争议。大街上其他人的观点就有可能分成两派，支持和反对路人甲的利他行为。反对的观点一般会是路人甲多管闲事（侵犯了大人的利益，或因自己也有可能做类似的事情）。

政治上，人类个体或群体的诉求大部分是利己的，或者可以称之为利己主义诉求。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存在利他主义的诉求。如果一个政党的成员主要来自于某些范围的群体去追求伸张另一个不相干需要被帮助的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从定义上可以称之为一种利他主义的政治诉求。除了党的政治诉求之外，党员在追求实现诉求的具体行动上也可以包含利他行为。具体可以比较早期的西方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终极社会目标上，社会党追求改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提升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品质，而共产党追求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以共产主义社会替代。虽然两者终极目标不同，但为社会底层成员提升利益的方向则大致相同。社会党主要在体制内活动，因而社会党人在追求政治诉求不太容易因违反法律而损害个人利益。但共产党则因为追求以革命手段推翻现有体制，在绝大多数西方社会不为法律接受而要被惩罚，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便面临严重威胁。在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里，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威胁往往包括丧失生命。因此，从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角度而言，参与党的活动基本是一种利他行为。

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存在或曾经存在共产党组织。有的国家甚至还有很多个互相竞争的共产党组织（仅印度一国就有超过一百五十个大大小小的共产党组织）。在各国的共产党当中，中国共产党属于极为突出的一个。首先，能够靠自己力量发动革命最终夺得政权的共产党在全球除了创始的俄国之外，仅有中国、越南、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古巴等几个。其余的东欧各国、蒙古、朝鲜等共产党国家靠苏联红军武力推动下建立。至于七八十年代的一些名义上的共产党国家像埃塞俄比亚、也门、贝宁之类，则是苏联利用同当地一些军事强人的联系，用軍事政变或换旗的便宜方式建立的，没有典型共产党国家的党政结构。不管怎么说，世界各国数百个共产党和二十多个（任何形式的共产党国家都算上，共26个）共产党国家当中，仅有六个共产党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推动本国共产党革命，建立典型的共产党一党制政权。其次，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身处于全球人口最大的国家，因而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共产党革命，而且遭受掌握国家政权的另外一个列宁式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的暴力打击，革命过程极为惨烈。数以百万计的中共党员和中共支持者在共产党革命当中丧失生命。两个创党人，李大钊被北洋政府处决，陈独秀被开除。两个曾任党最高领导人向忠发、瞿秋白被国民党俘获后处决。中共一大十三个代表，六个脱党，四个因共产党员身份被国民党处决，还有一个病逝。最后能撑到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领导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本人在中共胜利掌权之前有六位亲属死亡。五位被国民党捕获处决（妻子杨开慧、弟弟妹妹妹夫侄子），一位（弟弟）战死，（中共掌政后长子在朝鲜战场战死）。在1949年前的中国，参与共产党闹革命是一个对任何人自身的一切利益直至生命都是有极高风险的事业。

当然，反中共人士会说在中国历史里造反的人多得是，要造反当然要冒被杀头的风险。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冒着杀头风险起事造反者里大多数出于被迫，不造反也是死路一条或者活不下去，因此所谓的风险没有替代的选择，不反也面对同样绝境，所谓官逼民反。其余的起事造反者和绝大多数的追随者则是机会主义者，发现造反的风险和回报比例对自己有利，所谓乘势而起。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比较少见的一部分是基于某种宗教信仰，像白莲教、明教、回教、太平天国等带有宗教色彩的造反。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里宗教气氛并不浓厚，所谓的宗教起义也往往参杂上面两个最主要的造反因素才能形成气势。中共革命部分参与者的动机或许同数千年历史中造反者有相同的原因，但仍整体而言还很不同。最关键的一个不同点是，共产党的造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以推翻现存社会经济制度为目标。造反者以颠覆相关所谓政治上层建筑，以改善（或称解放）社会穷苦人或被统治阶级的普罗大众生活环境为几任而进行的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改朝换代，追求皇帝轮流做。当年中共核心成员当中非常大部分属于社会精英，其一大代表全部都是衣食无忧的读书人（包括两名前清秀才），自身的政治经济生存条件无需造反。在此之上，中共其实还有一个不特别强调但在实际中起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中国近代在被列强欺辱之下，尤其是国家遭受日本侵略之下被刺激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的救国氛围。因此，救国救民是驱动大多数对马克思理论并不熟悉的中共党人前赴后继不畏牺牲进行社会革命的两大核心目标。救国从定义上，或能说对中共党人有多少利己成分。因为即使身为中国国民，能保存自己国家与民族在世界上得以独立延续，对自己无论如何还是多少有益处。不过，在国家危亡之际虽没有必然义务和责任必须要挺身而出为国献身，但仍愿挺身而出面对生命威胁救国这一点，也肯定要具有强烈的利他精神。而救民，尤其是拯救社会底层的民众，对当时大部分来自中上阶层受过在当时仅极少数人口可触及的中高等教育，属社会精英的中共当年核心层而言，则完全属于利他行为，尤其是他们更要面对失去自己生命作为代价的风险。这种存在于中共党内普遍类似宗教殉教式的无私献身精神，是中共能在那不算太长的二十八年间，在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中与对手对比常常处于绝对劣势下，仍然最后取得胜利的一个极关键的因素。这是许多当时中国政治斗争里中立的观察者们，包括外国记者、外国政府驻华尤其是驻延安联络人员、海外华侨访问团等都可以轻易观察到的现象。但这样一个事实，是反共人士和西方世界主流媒体完全不愿意甚至不敢承认或面对，甚至因为无法理解而拒绝相信。不仅这些中共的对手们不理解而不相信，甚至连从中共内部叛逃出来的人，也都众口一词言之灼灼说那种利他思维行为绝不存在的，更加强化了反共集团和西方主流社会的偏见。正是这样一种走向极端的偏见，让反共集团和西方朝野对观察、理解和预测中共和中国事物上谬误百出。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1950年美国判断中国跨过鸭绿江参战的意向，尤其是即使参战，装备简陋给养匮乏的中共军队战斗力完全错估，结果便有了签署停战协议的马克·克拉克将军最后说出那句著名的“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军司令官”的感言。在惨烈的朝鲜战争中，除了各级将领指挥得当的因素之外，在武器装备与其他各种物资处于极端劣势的条件下中共志愿军几乎独力对阵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表现出前线官兵上下一致、勇猛坚毅、无惧死亡和高超战艺是取胜的关键，一洗中国正规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上常被人数劣势的日军追打的世人见惯的窝囊表现。另一个典型案例是蒋介石在1960年代乘中国大陆陷入近代历史里少见的饥荒之际，认定大陆民众吃不饱活不下去，必会对其率领反攻大陆的国军表现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忱，因此启动国光计划威海行动。向大陆沿海省份派遣几十支反共救国军，结果一上岸就被大陆民众民兵抓捕歼灭，完全没有出现蒋介石大脑中想象饥民们要摒弃共产暴政的场景。为什么都是同一群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有脱胎换骨的精神面貌？国民党不理解因而说中共党人邪门而中国大陆民众都被共产党洗了脑。其实原因就是反共阵营和西方世界所逃避面对的，而事实的确在中共党内所凝聚的那种强烈的利他主义精神。中共军队各级指挥官和士兵骨干接近清一色是中共党员，在危难时刻往往会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在朝鲜战场不断出现两军相遇勇者胜的战局。而当中国大陆陷入严重饥荒时，在尽量公平分配极度短缺的粮食之外，从最顶层到最基层的共产党官员干部，同民众一道束紧裤带共度艰辛。这种大难当头官民平等一道承受艰辛，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在中华大地上从未曾有过的现象。中国民众对这种新气象非常受用。共产党也自然的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实质支持。

共产党当然清楚这个情况，而且也正是它向外做宣传的重要信息。建党一百年所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奖者当中许多都是因曾表现突出的利他主义行为而受褒扬。说明中共到今天仍然认为利他主义是党的一个精神支柱。利他行为和精神是人类的一种天生行为模式，存在于所有形态的人类社会包括发达的西方社会。不久前河南郑州发生千年一见的特大暴雨形成突发性水灾，一位母亲在危难时刻将自己的婴儿推举到安全处而自己遇难。这种令人动容的举措，即使救的是自己的子女亲人而含有延续自己基因的利己因素，但在千钧一发时无需思考就能下意识舍己救人，说明人类基因当中天生就有这种利他的遗传。不过，利他行为毕竟不是人类社会主流的行为模式。在自然界，大部分动物物种不存在利他的行为模式。而利己则是生命个体生存的必要的行为模式。中国人有句非常直接的说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在中国大陆文革时期被严厉批判的成语到今天或者仍不普遍被视为有特别正能量的哲理意义，因为似有点太过赤裸裸的感觉。但即使不说追求生存，就仅仅日常的经济活动，就其实是一种利己行为：卖方追求财富，而买方追求自我满足，是一种理性和以利己目的的交换。不管怎么说，利他行为是需要有某种刺激之下少部分人才会迸发出来的现象，比方有他人陷入极端危难或非常悲惨绝境而需要帮助。换句话说，利他行为虽不罕见，但不是一种平常人类行为主要模式，利己行为才是。这个事实和现实，对褒扬利他精神，批判利己主义的共产党是个大挑战。

在革命年代，人类利己本性的挑战不是问题。因为参与共产党革命所面临的严峻危险对共产党队伍就是一个最佳过滤工具，一切太过于自私自利的人，自然就避之不及。但当共产党成为了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后，任何人加入共产党队伍便无需面对日常各种乃至生命危险，反过来还对增强自己利益有无需明言的帮助。换句话说，中共之前吸收利他主义者，排除利己主义者的天然过滤的社会屏障，在夺取政权后第二天早上便陡然消失。利己主义者必然陆续加入共产党。而且之前的一些利他主义者在革命胜利后也逐渐重新回归利己主义本性，这些人不可避免的会改变共产党的初衷。人类社会利己的本质，对共产党坚持利他精神追求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和无法逃避的挑战。创建共产主义设想的政治经济理论大师们，从马克思到列宁，似乎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直至到毛泽东，他在共产党北京建国之前就有先见之明的说过共产党不做李自成，后来更亲自发动对抗共产党陷入腐败趋势，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国全社会政治运动，将亲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搅合成几乎无法正常过日子。客观的说，直至到毛的文革之前，当时中共的腐败，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其他共产党国家，相对于中国后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日子，还是相当的轻微的。毕竟，在位掌权的还是当年在战场上枪林弹雨中踏着战友尸体冲锋陷阵、或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性命今天不保明天、耳闻目送同志高喊口号走向刑场，最后活下来的那些革命者。这些人都非常清楚当年倒下的很可能就是自己，因此还是怀有强烈的要继承献身同党先烈的遗志，为最终民族复兴和实现主义理想继续奋斗的精神境界，故绝大部分都能做到保持相当程度的克己奉公。中国当年在中共治下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穷国相比，属于政治廉洁程度非常高的国度。不过，文革却要将共产党原来就追求极端的意识形态推向更加极端，不仅要求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党员，甚至非党员的支持者，即所谓的革命群众，都要做到无私心无私念，而且互相监督批评，大大超越了人们能够承受的界限。在那些极端的年月里，大家嘴上不说，心中有数，出现物极必反的结果。毛的文革不但没有将本已相当廉洁高效的国家管理进一步提升，反而超过十年的政治动乱下来，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国家整体濒临崩溃，最终并引发党内原来日趋极端思潮进行广泛和深刻的反思。反思文革带给中国的正面结果，就是邓小平复出后纠正文革，引导国家走向改革开放，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迅速认同和拥抱，而没出现像毛说的，他身后会有人带队重上井冈山再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个你死我活，甚至也没出现仅仅党内有规模反对改革的争论。文革带给中共和中国民众的政治动乱和生活失序，让整个社会对延续口是心非的生活，光开批斗会喊口号不干实事的政治斗争都产生严重的厌恶。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以及后续一系列毛泽东周恩来主导的打开国门的举措，让长期闭门锁国的中国人看到真正的世界，惊讶地发现一直被告知需要中国人民去解放的全人类，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万恶的老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通劳动人民，日子过的比自己好，而且不止好一点点。下面图二是图一的局部放大。显示除了建国第一个十年，各种政治运动和极左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到七十年代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长期低于本身起点就高于中国的另一个穷大国印度。换句话说，中共建国后长期保持比印度还穷的状态没改变。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看清世界的中国民众支持中共改革开放是由内心深处由衷地萌生出来的选择。

图二 中国、印度、美国与全球四个指数自1960至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对比。

于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当年的民心党心条件下势不可挡。而其核心意识形态意义，就是中共对人类社会利己本质在事实上的接受。

这个接受是对共产党的理论一个达到了动经骨级别高度颠覆性的冲击。因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度，而私有制度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利己的本质基础上的。利己既带给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带给人类社会无数的罪恶和不公。而后者是许多人类社团，像宗教的、慈善的、政治的、尤其是像共产党等，想要消除的。共产党的设计是不仅仅要消灭社会的罪恶和不公，而是要从根除产生这种罪恶不公的土壤。可以这么说，共产党的理论就是不接受人的利己倾向。再说直白一点，也就是共产党要改造人类社会利己的这个本质。然而，人类社会这个本质其实远远超越人类，是源自于生命追求生存的这个大自然演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的核心理论推演出来的政治目标是一个有彻底颠覆性同时也无法达至的诉求。大自然规律是否能被人类社会某些成员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强行改变？至今一切实践的结果看，并不乐观。不管怎么说，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本质上是追求利己目的的富裕生活，是对中共坚持党的利他主义本色的努力比取得政权后的前三十年，产生了更严峻更彻底的挑战。

不过有挑战并不等于结果就被注定。人类社会的利己本质也并不代表人类社会不能存在一部分人或群体能够坚持利他主义目标的追求。中共并没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体。中共对于建党时所立下的救国救民和解救贫困这种含有利他精神的志愿，即使口是心非的党员或者在不断增加，仍得到党内广泛的高度认同。对于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执政集团这种思想信念信仰其实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重要。人类社会的演进，让成功国家的现代政府必须有能力排除或防止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掌权。或即使这些人掌权，也有办法制止公权力被这些人放肆地用于谋求私人利益。西方国家一般通过社会道德规范（通常有强烈的宗教因素作为助力）让政治人物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加上比较完善的法制法治保障公器不会被私用。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有效的法治体系，政治人物对利己本性的自我约束便是唯一一道保障公器公用的屏障。而然，发展中国家中除少数例外，大多数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集团没有意愿去为难自己的利己本性，甚至完全没有这样的道德规范。虽然在台面上，今天世界上所有需要在程序上聚集民众支持才能掌握政权的政治集团都必然有各种为全体或部分民众争取利益的政治纲领，因此没有政治集团会公然宣称自己掌握政权的的目的就是利用公权为自己谋求私利，但这种上台便谋私的情况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心照不宣---而且看不到能被改变---的现实，即使有个别人物或集团以改变这种公器私用状况为执政口号得以上台执政，也仅能昙花一现无法维持。穷国们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随着全球整体发展的步伐或者可以差强人意。归功于其他穷国都是差不多的德行，没国家会太过难看，或即使难看也没人在意。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占人类两成的最大穷国、历史传统最悠久、和社会最复杂的中国由一个以利他主义意识形态的执政集团执政，在世界上便成为鹤立鸡群，属于非常罕见的案例。西方观察者认为利他主义精神不可能长期存在。认为中共，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共除了共产党的名字之外，将无可避免地必然同第三世界无数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集团趋同，台面上继续有各种光鲜堂皇为民请命的政治主张，而实质则由一群口是心非自私自利的蛀虫式人物把持。认为中共的一党专制政治结构，必然僵化，必然会遭到民众的反对而陷入政治动荡，甚至导致最后的垮台。

西方的判断并非没根据。改革开放后，中共的腐败现象的确越演越烈，甚至一段时间到了产生给外界一种“逢官必贪”形象的地步。这个趋势到了胡锦涛执政期间达到高峰。主要原因是其前任江泽民在胡的执政团队当中安插了大量听命自己的人，冀求自己在胡执政期间对各方面决策的最大甚至是最终影响力，成为事实上的太上皇。在此之上，江并不特别关心反腐败。江有句广为传播的上海方言名句“闷声大发财”含义隐晦。在江影响力掣肘之下，胡的执政团队形成了多个由江心腹控制的独立权力山头。而这些心腹和扩散到其他派系高官的严重贪腐行为在社会上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引起党内外严重不满。习近平上台前后，中共雷厉风行地办了大批从初级中级高级以至到顶级的贪腐官员。官员贪腐现象最近已经不再猖獗公然，相当程度改善了社会对官场贪腐状况的观感。

虽然争权夺利中共党内从来就存在，这种亦存在于所有人类政治集团的现象，严格说也可以界定为一种利己的表现。但争权也包含追求推行自身或本派系的政治主张和策略主导地位的动机，因此同将国家财富转到个人手中或使用国家力量扩张个人利益等赤裸裸利己行为还是有差别。中共在政权贪腐这个问题上，没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从根基上失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掌握最高权力的领袖们无论在反贪腐方面的态度如何，但个人自我克制利己行为（无论时主动还是被动）仍还明显存在，并没出现如同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由精英核心群带头，政权上下全面放任自流的公器私用情况。而且，国家机器始终能相对高效率地分配巨大的资源给予---同时并执行实施---既定的国家发展战略计划。有这个现象的原因，或许是中共建党时所秉持的利他主义精神在其诞生一百年和执政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全党尤其是最高层圈内仍然有相当的惯性式的认同。或许也有东方文明传统对治国理政的士人官吏操守行为存有某种奉公信念的约束力。或许两者兼有之。对于全球人口排名首位，国土幅员排名第三的超大型国家、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延绵至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中共获得政权之时也是全球最贫穷落后的国家，能做成任何推动国家进步的事情其实都极其的不容易。要做到对古老的中国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并带领它从国家民族命运的泥坑（近来拜特朗普所赐，更流行的形容叫“粪坑“）中爬出来走向强盛，必然需要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有力同时也要坚强团结的政治集团不可。当年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也似乎察觉到要有效驾驭如此庞大复杂的中国，需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但在推翻满清，同共产党决裂，获得名义上中央政府控制权后，国民党失去了吸引那些富有献身精神励志为国为民仁义志士投奔效命的能力，这些人大部分投奔了共产党。国民党或者曾想做但不到的事情，共产党做到了。

习近平近年除了大力肃贪，也借百年党庆之机，大力推动中共党内不忘初衷的活动。冀望重塑一个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凝聚民众的支持拥护。如果能如所愿，自然会提升中共和习本人的声望，方便推行施政，也有利于自己在历史里的评价。在有司马迁的中国，自认为有资格进历史书的人物大部分都在意历史怎么写自己。声誉一旦定格就流传千年。不过，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至今撑死也就是三五千年，唯一用今天还存在的活文字记录历史的文明只有中国。而这点时间同大自然比较，形容为一瞬间也真的太长。中共成立百年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其实已经足以写进能让后人传诵百千年的历史。因为没有任何地球上其他的政治集团能带领一个如此庞大失败民族在国家竞争长跑赛从队伍的最后包尾位置追赶到队伍的前端，同领跑者的差距从原来的一骑绝尘，到今天的望其项背。但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对于一棒接一棒的具体中共领袖每一个人而言，是否有能力带领中国从今天国家竞赛的前端位置再上升到领跑位置，则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接力赛是否能让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成功进位人类发展的领跑位置，或不幸在今天或下一个或某个领袖手上掉了接力棒，中国崛起失之交臂，历史仍然还在等待结果。

那么历史在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