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秘密

其实大多数的人并没仔细想过美国到底要具体阻挡中国些什么？怎么来阻挡？台面上，美国看不顺眼中国的说辞自新中国诞生来都大致保持一致；共产主义、独裁、专制、不民主、不自由、违反人权。这套说辞的言下之意，就是不能让邪恶的红色中国变强。但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敌视中国的实质原因有所改变。奥巴马2010年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也叫作“ABC”，同美国广播公司简称一样）专访时说“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人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过日子，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他解释理由是地球资源不足够支撑十亿多中国人如同富有的美国人澳大利亚人一般地挥霍。但他或是不经意地或言下有意地点出一个逐渐成型新的美国战略上核心，即阻止中国变富。

应当挑明的真相是，穷是生存方式，富是生活方式。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富人群体曾消失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被称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或“小资情调”的富人意识还曾被专门针对批判清除。共产党理论的核心是解决生存问题，忽略或排除甚至反对在基本生存需要之上的任何资源浪费。在这种背景下，一顿国际救济机构提供的价值一元钱有三千卡热量添加了各种必须营养剂给非洲难民果腹粗粮糊糊，和热量营养相同但价值一千元的豪华法国大餐在计划经济统计上属于相同的产品。食物就是食物。典型苏联式经济产值统计宣传会报告生产了实质物质，像多少平米的居民房，多少吨钢材，多少吨粮食，多少米布料，多少件服装等等而忽略价值。现在人们都知道，同样一百平方米的住房，不同地点不同建材不同装潢的市场价值差别可超越千万倍。用大家都住一百平方的描述有可能严重脱离现实里实际生活水平的不同。但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才导致二战结束后，被战争严重摧毁的富国和本来就一无所有的穷国都在几乎差不多的一穷二白水平上建设国家，富国能在很短时间内便重现繁华而穷国则维持贫穷的现象。出现这个现象的关键是，富国除了拥有大比例高生产效率的生产人群体之外，还有穷国缺乏的大比例不仅懂得而且有心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消费人群体。后者是需要社会持续富庶长时间乃至数代人之后才会逐渐培养出现。

财富来自于交换，而交换来自于供应方和需求方，通俗说就是生产和消费。所谓经济发达，就是交换的规模大、价值高。大众接触经济术语往往都仅提到产值。久而久之，发达国家给出的印象是生产力高，而让人容易忽略了发达国家的消费力其实是更重要的因素。从大航海到所谓现代资本主义诞生到工业革命的爆发，是由需求拉动而非供给推动。五百年前大航海欧洲航海家们贩运瓷器丝绸等高端商品，推动走向大幅富裕的社会是消费方的欧洲，而不是生产方的中国。换句话说，是消费力而非生产力推动了经济乃至社会的进步，并最终推动了科技革命和进步。共产党理论要发展所谓先进生产力是一种严重的因果倒置。发达国家最关键的是拥有发达的消费力。

正是有这种消费需求，富国才激发出高于穷国的生产力。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表明，人类社会的富庶核心因素并不在表面上更炫目的硬件，而是埋藏在社会大众的大脑中，影响他们日常行为、对生活追求的认知和习惯。于是，当一个社会一但进入了良性和多领域产值的富庶形态，只要人还在，是不容易被逆转的，也不容易被消灭的。所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是一个贫穷社会在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怎么从贫穷迈进富庶，领悟怎么从生存迈进生活。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多级台阶，每一个台阶既不容易往上爬，但相反也不容易往下跌，有点像某种资格考试一样，中考不容易，需要努力，但考中后要被剥夺资格也不容易。在工业革命后，除了西欧文明圈国家，人类社会其他国家除了被称之为四小龙的四个中小型经济体之外，其他即使表现还行的也都似乎被一种魔咒罩住，停留中等发展台阶上蹉跎。而中国正处于这样的中等发展台阶。

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明白美国要阻挡中国崛起，阻挡中国成为工业化富国远比阻挡中国地缘扩张更关键。美国可以应付一个国土在地球上最庞大的苏联，可以应付一个在马六甲海峡西口拥有一串战略地缘优势的印度。以此推理，美国也可以应付一个即使控制台湾但经济相对明显落后，并拥有落后国家各种内部矛盾腐败通病的中国。但美国没办法应付一个比美国经济更加庞大更加全面的超级富强中国。美国自立国以来从来没遇到过那样的局面。

美国借力台独挑逗中国，由此看起是美国阻挡中国崛起的最后努力的关键一招。但这一招是套七伤拳，伤敌也伤己。而且是否能伤敌大于伤己很不明朗。从挑事端的美国角度看，首先中国的意图并不明朗。其次中国如何选择应对美国挑衅也不明朗。另外以中国的体量特别是市场规模的利益吸引下，西方盟国对美国号召围堵中国的的反应和执行力度也不明朗。更关键的是如果美国的挑衅如愿引发中美战争，对美国的后果更加不明朗，因为战争开打容易结束难。

图五 东沙岛位置

比方说，假定美国怂恿蔡英文宣布台湾独立得手，但中国仅做出有限反应，只是夺取南海西北口的东沙，然后宣布在适当时候再采取下一步行动，那美国怎么办？扼守台湾海峡南端和巴士海峡西端的东沙岛战略地位对中美台都极重要，如果中国控制并将它扩充成为一个南海中最大规模的海空前沿军事基地，不仅对台湾形成更严重的威胁，对美国更是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战略挫折。但这个无常住居民的岛屿又不足以成为一个能刺激整个西方社会形成团结围堵中国的理由，结果美国能做的而且有益于自己战略目标的选择变得很有限。如果不做任何有意义的举动，那就变得哑巴吃黄连，进退两难。如果美国对中国进一步挑衅，从提升对台关系，到承认台独，甚至到公开驻军台湾等，那的确有拖中国进入中美大战的可能，但美国试图让中国陷入战争而美国可以置身事外的战略谋划便彻底破产，利用台独打击中国的价值便彻底消失。美国要同中国大战，无需任何绕口的说辞，开打就是。问题一直都是后果美国无法控制。中国有两个优势，一是地理，台湾就在中国大陆旁边。二是时间，十年前中国一艘航空母舰也没有，完全没能力在自己海岸线外一千公里争夺制空权。也没可靠能力在两千公里范围有效打击美国让许多敌对者闻风丧胆的航母战斗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美军事打击能力的差距不但会预期进一步减少，甚至可能在西太平洋范围，至少在中国离岸两千公里范围变成中强美弱。而且，中国制造业进步升级，对中美军备竞赛是一个正面推力，让中国经济科技军力三得益。

正如前述，中国崛起已到了外力不可阻止的境地。对美国，如果能保持它盎格鲁萨逊人闻名世界的冷酷而理性的性格的话，很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玩到一条红线上就适可而止，接受历史不可阻挡的自然变化。至少从目前北京的姿态看，它并不着急将台湾握在手中，因为随着科技进步，台湾海峡的宽度变得越来越窄，它事实上已经被中国捏在手心，除非中国在地球上消失。老生常谈没错，一个国家同一个人一样，决定自己命运的最关键因素从来都是自己而不是他人。这句话对中美两国这样的大国都非常适用。

中国道路

美国的问题是自由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天生缺陷，无法控制解决资本无止境的自私贪婪。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权力都有制衡设计，唯独资本金权例外。而金权恰恰是可以操纵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其他权力的终极力量。因而只要让资本有自由，它不在意民主选举。西方的民主自由主义政治今天已经有僵化迹象，难以甚至无法处理长远对国家和民众有利但短期对民众不利甚至痛苦的战略性问题。历史经验显示，西式民主选举制度在经济前景灰暗下行，尤其在国家竞争整体失利时侯，选民会失控走极端。德国当年选举纳粹执政、今天第三世界大部分卡在瓶颈无法进入发达经济、美国特朗普现象等等，种种情况显示，选举原设计作为释放社会不满情绪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在国家失败情绪笼罩下，实际变成将社会推向动乱的点火索。严重的话甚至导致制度和社会陷入崩溃。特朗普支持者拒绝相信点票结果，拒绝接受法院对己方选举诉讼不利判决，除了自己同道人的小道消息之外拒绝相信任何主流渠道对己方不利的报道公告等等，显示出这种崩溃的苗头。不过，美国逐渐丧失世界霸权地位和出现越来越多竞争不过他国的经济科技领域其实只是回归一个正常国家原来就正常的情况，对美国人的心理打击也还远未感觉到活不下去的程度，美国事实仍然有许多竞争优势会长期存在。同中国死磕也远还未到有必要同归于尽的境地。

在另一端，中国正在走一条前人从未走通过的道路。一个一党制的共产党国家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下追求超越资本主义强国的财富，是一种颇为矛盾的情况。理论部分今天已经相对不重要。自改革开放，中共已经决定不纠缠理论，不搞争论。一党制似乎也不是大问题。四小龙里大部分在走向富庶的起飞关键阶段也都是一党专制或类似的个人专制体制，而且全部都没采纳西式民主政治制度。但四小龙相对中国这条巨龙，许多模式经验显然不能相比。它们没一个有没那么庞大的人口、那么辽阔的国土、那么复杂的人文社会结构、那么大的地域贫富、观念、语言、甚至民族种族差异，没有那么恶劣敌意的国际环境，更不是共产党执政。在经济起飞后，两个大点的小龙---韩国和台湾在西方压力和社会内部持续增长的中产阶级要求废除独裁体制推力的作用下，陆续引入选举制度，过程引起不长不短不大不小的社会动荡。今天中国人均产值大致接近韩台当年引进西式选举时的水平。不过以趋势看，在可见的未来里，中国不会改变由共产党主政的格局。经过特朗普不加掩饰的对华全面敌意和寻求对华全面脱钩的各种中美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粗暴操作，加上美国国内施政特别是处理新冠疫情的种种失败，再加上台湾香港民众近期在西方势力推动下高升对大陆的离心倾向，刺激大陆民众从改革开放就产生积累的对美国西方好感迅速反转成反感心态，提升了对中共体制的认同。当然习近平执政后大力反腐和扶贫，加上成功控制国内疫情蔓延的成就，也有助民众这种向心。美国西方对中国的高升不友善甚至敌视态度，对它们政治精英层寄托从中国内部孤立中共政权的希望起完全的反作用。中国人民的理解是美国人西方人无论是因为种族主义，还是意识形态，反正不喜欢中国人，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变富，国家变强。结果是人民选择更加支持执政的共产党，团结在党周围一致对抗充满敌意的西方特别是美国。

这个在国内对中共有利的执政环境不可能自动无限期延续。未来五年十年，中共最高领导人会有变化。习近平是中共夺取政权后出生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但经历过由革命锤炼的第一代中共干部执政时期和文革时期，插队陕北亲身体验中国贫困农村实际生活，习有条件通过自己的观察，理解体会中共党人在革命时代救国救民和建国初期为国为民的利他主义初衷。下一位最高领导人如果没意外，按惯例应出生于六十年代前后，懂事于文革，理解世事于改革开放，世界观生成于一个各种价值观搅拌的混沌时代，利他精神或已是遥远故事。要求未来中共执政者们能理解並长期保持一种利他主义精神不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利他精神需要萌发在一种有弱者极需帮助悲惨无望的环境。今天中国被美国西方集团敌视围堵指责的情况，有刺激国民情绪奋起支持国家爱国情怀作用。但毕竟中国不再是曾经的那个需要被可怜的、能激起爱国志士义无反顾扑身拯救的破碎国度，而已经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顶级强权。中国虽然仍有贫困人口，但遍地饿殍的惊心怵目早已走入历史。中国今天明天都不会有刺激大面积于国于民的利他政治主张生长环境。中共需要在目前有利执政局面下，建立一种无需靠鼓吹利他主义精神保持党和政府廉洁有效执政的方法，让中国的发展至少能维持关键二三十年的稳定国内环境。习最近在推动不忘初衷运动的同时，开始频繁用使命感的一词，似乎要用来给中共做一个新的精神动力。但最关键的是如何在一个比较长时间内持续防腐反腐来保持民众对党和政权的信心和拥护。

近些年中共展现出朝建立长治久安制度方向前进的许多重大努力。不过，无论时官方或亲中还是亲西方或反共的各种海外媒体舆论都鲜有提及更不用说讨论中国近年管治体系的巨大改革。这种改革的结果，被接近官场内部的消息描述为制造了一个“官不聊生”的环境。习上台后，逐渐建立和完善一套前所未有的相当严厉严密的官员监察系统。建党以来，中共实行第一把手负责制的组织制度。在革命时代，这种各级各分支各部门党组织虽然存在相应的分支委员会，但基本上一把手在本分支内一切说了算，委员会制衡能力有限。第一把手唯一不能自说自话就是须接受上级指挥任免。其实这种结构同世界其他组织类似，也对于中共当年生存发展十分有效。那个年代，担任中共任何级别分支的第一把手是一个危险职业。中共并不太担心一把手们会不惜放弃一切乃至生命参加革命却利用职权为个人捞好处。而上级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注重下级单位的工作成果而不太过问下级一把手对各种事物处理的细节过程。这个结构大致上一直延续到执政后，便发挥它容易形成独立王国的特色。改革开放后，它让第一把手可以几乎不受控制监督的任意妄为，成为贪腐方便的平台。习近平接手后，逐渐改变情况，完善旧有和增加新的监察结构和手段，利用功能越来越强大的高科技系统，对越是独当一面，层级越高的官，实施越严密的监察监管。封建时代皇帝常用巡视钦差大臣监督和越过地方大员处理政务的办法，今天变成了一个常设的巡视制度。其实巡视制度是胡锦涛时期的发明。不过在胡有名义上最高领袖地位而实际无法掌控全局的环境下，巡视制度并没起多大作用，而是蜕变成另一个反腐布景板的表面工程。巡视人员往往被有力人士打招呼不触碰或通融特定目标，还往往出现与被巡视目标达成合作共同腐败的情况。习接手后消除了胡时期面临的太上皇现象，任用王岐山主管纪检，完善巡视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各级巡视体制。巡视官调查官现在变成一套同行政官平行的公务员系统，世界上独一无二。巡视范围覆盖党政机构、国有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巡视原则是有问题找不出问题绝不善罢甘休，手段包括突袭巡视、私下约谈被巡单位各级人员、巡视完毕后再突袭回头看等等，让有问题的对象，尤其有问题的第一把手们难以应付。巡视的目标除了贪污腐败问题之外，还有官员责任和工作成绩方面的考核。与习执政前更关键的更不同的地方，是对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监控，在科技的帮助下，达到一种全方位，全天候程度，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至亲与密友。尤其越高级越是在要害职位上越是如此。对于党组织而言，高官们的个人隐私和个人行动自由所剩有限。而且不但不让利用职权上下其手，也不让尸位素餐，躺平怠工。自习主政后这些年，出问题的高官要不被双规坐牢，要不自杀，但绝少出现以往常见的外逃案例，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新系统能量的一些端倪。这种情况自然引起官场内习惯于当官越大越不可一世的不少人不满，台面下出现不少指责习独裁的声音。

按道理，习上台后这种治党治官的手段方法，是违反了西方所鼓吹的人权标准的。因为官员也是人，在西方也同样享有平民百姓同等的人权，包括个人行动自由和私隐保护。不过，西方对此几乎只字不提。国际人权运动的宗旨是保护平民不受掌握着社会杀生大权的政府迫害。虽然官员也是人，但他们正是具体掌握杀生大权的群体，而不是普通平民。此外，中共的巡视和监控制度理论上是党组织的内部行为。当然，外界可以说中共党政不分。但即使以西方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在自由意志条件下选择加入一个组织或选择一种职业，愿意接受这个组织职业的符合当地法律的组织职业规矩，就不能同时投诉这些规矩限制自己的自由，侵犯自己的人权。习的说法是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结果是习的这种管治系统改革虽然在世界范围里非常奇特，西方明显不对胃口，但也似乎不知道以什么角度立场应对批判。不过西方还是用其他方式尽力表达对习的厌恶，尤其拿习改动了宪法关于国家主席任期的动作说事，将习描述成要恢复个人独裁体制，要成为另一个毛泽东。

对于中共官员，这种被严格监察监管的新制度当然不会是一个令人心身愉悦的环境，毕竟不被无条件信任的感觉总不会特别舒服。但如果没有心术不正的话，这种监管同许多特定职业，比方从银行出纳到珠宝技师到间谍等，也没太大分别，从业者们明白制度是在防止少数人的行为不当而不是针对个人。如果官员的确有发自内心的使命感，甚至会因为新制度能清除惩戒贪腐分子，恢复政权清廉风气，有个能更好为国为民做事的环境而感到欣慰。

清廉有为的政府有助维持社会稳定。但社会稳定并不仅靠有一个清廉有为的政治管治体系就足够维持。社会稳定另外重要因素还有社会经济平等和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习上台后特别重视的消除贫困，提升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水平。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合理的节制资本。将经济竞争成功者所创造的财富引导到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方向，而不是利用资本在社会上的优势，更简便更省事更快捷获取更大利益。中共最近也表现出试图引导资本行为的一些措施并引起西方评论，认为习在政治上向左转的迹象。客观事实是，人为去限制甚至压制资本自由寻找新方式扩张本能的后果，并没有简单直接公式可以预测。列宁建立共产党政权后发展到全球性大规模实验失败清楚说明人类社会活动模式的复杂性远超马克思和列宁的预期。改革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共，是否能建立、或如何建立、或怎么建立一套给资本自由活动空间或规矩，不仅对于中共，对整个世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个仍未有共识答案的课题。况且，社会稳定也并不是国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国家追求的是民富国强。而追求强大的手段是发展。而发展不仅需要稳定，还需要活力，需要创新，需要竞争，需要自由空间。

习近平表现出一个相当宏大的企图心，要将中国特色进行到底，试图用一种全方位的市场竞争与共产党规划的双作用力，推动社会全方位进步，从风险投资到基础建设，从开发各种科技到各类别教育方式和科目，从人才培育到各类业态、科技、艺术等的创新。其中很多方面的发展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完全由民间或市场力量主导的，甚至没人为主导，完全随机在社会中自然出现发生。权力机构是否能在所有领域部门都能使得上力，甚至是否会弄巧反拙，或在什么情况下起正面作用而另外的情况下起反作用，是一大堆值得观察探讨的问题。

习近平最近提出要求党创造一个可以培养科技界大师级人才的环境。然而，大师级的人才出现，从历史经验看似乎是随机的。没出现大师不代表就环境不对。爱恩斯坦出现在德国（或应说瑞士）而没出现在英国，不代表英国就没有出现爱恩斯坦的环境。逻辑上，这个具体案例仅仅说明爱恩斯坦这个旷世天才没出现在英国而在德国，没说明其他任何问题。如果英国当局要相关官员为此事检讨原因，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起反作用。就好比牛顿、图灵等大师出现在英国而不在德国一样。爱恩斯坦被迫离开德国恰恰是公权力介入专业领域把事情搞砸（至少对德国长远利益而言）的典型案例。而且不仅仅是外行人有很高机会错过在人海当中认出大师，即使内行人甚至内行权威也未必能一眼发现大师。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往往是因为开创了一个前人未曾明白甚至涉及的领域。在公众接受大师的成就之前，大师是个普通人，甚至常常是个众人看不明白甚至被嘲笑的怪人。问题是被嘲笑的怪人绝大部分并不是大师。坊间的笑话常说天才与白痴只有一线之隔。大师可遇不可求，甚至遇到了也不识，何况求？当然大师也分很多级别。会造航空发动机的大师也是大师，比较好认。不过，科学界或者会觉得爱恩斯坦不容易出现在沙地阿拉伯或巴西，因为两国的社会氛围虽然彼此不同，但同出现爱恩斯坦这样的人的人文环境似乎不太合拍，它们一个出本拉登，一个出贝利。在培育人才方面，国家和权力机构的确有许多方面，特别是营造社会人文环境方面去做点什么，或节制自己不做什么。对于中共，恐怕后者更不容易。

不管怎么说，中共越来越忙着在所有可以插上一手的领域都非常认真的插上一手，从计划和实现每个女人生孩子的具体数目到中国合理应分配到的绝世天才的具体数目，在当中还包括了其他无数的具体计划具体目标的具体数目，着实让美国和西方吃惊得说不出话。虽然目前没人知道习这样加重中国特色的计划体制未来是否能成功加速中国的崛起。但如果能成功，或即使部分成功，美国和西方政治工具箱里完全不存在可以用来与之竞争的工具，未来也没太大可能获得这样的工具。中共近年来频繁使用李鸿章名句的一个变体，称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提醒国人留意世界百多年前李中堂察觉西方将颠覆中国所习惯的天下观后，再次面临新的颠覆。不过没明说的是，这次反了过来，颠覆者是中国，而被颠覆是西方。西方肯定不甘。既然是颠覆性的变局，必然会对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震动。党人国人要做好心理准备，但美国认西方人恐怕更要有心理准备。

从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做比较，未来国内至少在十年内发展环境会提升。得益于大规模持续基建和扶贫，国内消费面会持续扩大，进一步有利扩大国内的经济循环，相对减少对国际市场依赖比重。内部安全和安定，特别是对新疆西藏独立倾向采取了一些措施之后，也显示出比胡锦涛主政时期大幅改善。但国际环境方面，正如本文前面大篇幅的讨论，则陷入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环境，特别是在中国同西方集团的关系上。美国已经毫无悬念的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但从好的方面看，中美关系并没落到中国建国以来最差得程度。中国的国际环境也没落到建国以来最差的程度。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至今美国还没将中国直接定位作敌人，即使在启动美中对撞走向目前恶化环境的始作俑者和喜欢走极端的特朗普时期也没。而且，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债券持有国（有时之一，有时没之一），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等等。这种双方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但对中国是个新情况，对美国也一样。除此外，美国不管多不愿意，在许多国内国际实际问题上，还是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帮忙稳定美元。美国不再愿意容忍中国快速崛起世人都看得明白。使出了打贸易战、禁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领军企业、用香港新疆藉口制裁中方相关人员、派军舰军机逼近中国侦察挑衅、甚至搞些禁止中国大使进国会或中国留学生抵美国口岸被收身为难遣返之类的小动作。然而，这些动作在效果上，要不双输，要不对中国没有实质影响，要不对中国影响不大，要不对中国有短期挫折长期有利等等。一句话，阻止中国崛起---没门儿。本文前面讨论过美国其他可能更有效，但代价高而且难控制的方案，比方战争，或通过战争方式刺激西方团结一致孤立中国。这些重招如果一但失败，轻则赌上美国国运，重则赌上人类命运。

因此，比较大概率的局面会是中美会以目前这种再进一步美国不愿冒险，而后退一步美国有心不甘的尴尬状态，继续纠缠十到三十年，到了中国经济体量超过美国大概一倍时候，美国也精疲力尽，开始习惯并也有更多理由接受中国的强大，大家都有意愿坐下来谈一个新的和平共处格局。如果中美没打起来（完全受控的小冲突不算的话），那么台海大概率还是会维持现状。台湾处于一种不作不死格局。控制政权的台独或独台人士够聪明的话，除了知道真正的红线在哪里之外，还需要祈祷大陆继续国泰民安。因为如果大陆出大问题严重威胁到全国社会稳定的话，用攻台来转移民众视线会是执政者的逻辑选项。国家进入战时状态有助于严厉控制社会，另外收复台湾的领袖再怎么说也会被视为民族英雄，提升社会支持度。如此的走势看，台湾海峡两岸最终结局会大机率和平统一，至于是香港模式、北平模式、西藏模式或者是一种全新的台湾模式，要看届时具体情况。当大陆的生活水平达到甚至超越台湾后，大陆的一切对原来有台独倾向的民众就会由原来产生离心力到变得有吸引力，包括政治制度。

从竞争角度说，一个以集权决策模式的集体远胜于一个以民主决策模式的集体。必须面对高强度竞争环境的组织比方军队或企业，只存在集权或说独裁的决策形式，成员必须服从上级决策。竞争的环境必然淘汰那种对决策需要花大量精力与时间进行内部辩论协调的玩家。国家竞争也会相同。人类社会最早实行民主决策的国家雅典，面对马其顿亚历山大王师基本没有招架之力。近代西方历史也显示出相同的情况。二战前欧洲君主制、独裁制国家在激烈争斗中基本都能压倒共和制国家。共和制波兰斗不过帝国制俄罗斯。共和制法国斗不过君主制普鲁士，最后靠拿破仑复辟帝制扭转局面。共和制法国不敌独裁制德意志第三帝国等等。英国表现稍微有点例外，较早改成君主立宪制。但它有英吉利海峡的地理优势，可以缓冲对手对它的攻击。而且反过来它也从来不是一个军事霸权，无力独霸欧洲，只能靠玩力量平衡维持存在感。美国同样更是靠同隔着大西洋的地理优势，在欧洲列强高强度竞争中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最后依赖地理提供的长期国内和平环境和逐渐积累的国力体量，成长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整个过程似乎同它自诞生起就采纳的民主制度看不到有什么必然关系。

中国依靠政府长期持续的规划、高效强大的执行力，加上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协调控制体制在同美国竞争中胜出不会令世人感到太意外。中共建议民众要有制度自信并非是缺乏根据的大话。从人类过往历史经验看，中共带领中华民族重回人类社会发展顶峰，即未来来半个世纪内成为全球经济体量远超对手的最强国家；一个世纪内，也就是中共如果有机会庆祝它两百年诞辰之时，令中国成为全球最富有国家或至少之一，成功机会并不低。

科技挑战

未来一二十年到一两百年内，在众多人类发明的技术当中，人工智能必然是最重要的，甚至没有之一。许多人，包括各界名人名企业家名科学家等发出警告，更有不少好莱坞科幻作品，断定这种技术会对人类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这种技术是将人在所知地球生命物种中最强大的能力---智力---放大的工具。目前许多对人工智能的负面想象，尤其是面向公众消费的科幻作品，集中在人工智能或笼统被称为机器人的这种懂得思考但能力远超人类的类人类（Android），将同人类形成竞争，走向生死对决，结果人类将被机器消灭，地球变成机器人的世界。本文认为这种想象属于商业炒作，是目的让相关作品能在市场上获得热销的虚构，而不是有根据的严肃科学判断。

我们认可人工智慧能力必将远超人类。而且人类同它的差距越来越大也是必然的。未来人类和人工智或者总有一天能做到有机结合，让人类省却在成长过程中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熟悉一些前人早已掌握的技能---比方数学计算，和吸收前人积累的知识---比方使用多种语言，让人类拥有远超现在的能力，做到许多目前远远做不到的事情。人类则可以专注发挥机器无法拥有的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但这样的前景不太可能几十年内就能变成现实。在可见的未来里，人类和人工智能还是会维持一种有清晰分野彼此独立的物理状态，人是人，机器是机器。但机器肯定不会自作主张杀人，借用美国拥枪派反对禁枪的著名核心论点---只有人才会杀人。人工智能不会自主产生因为人类太愚蠢太自私太卑鄙，而得出必须要替天行道对人类进行灭种行动的这种科幻故事常用虚构思维结论。其原因简单。因为人工智能在思想模式上无论多么贴近人类，但它不是生命。即使科学家工程师将人类一切同生命特点相关的思维细节都注入人工智能思维代码当中，让它能表现高兴、悲伤、愤怒、爱慕、妒忌、友情等等，它仍不是生命。因为机器就算能表演维肖维妙的人类思维和行为方式，也仅是模仿。即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的间接控制。它做什么仍然会是造它的人或者控制它的人的意志，而非机器自主意志。生命定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生必有死。生命的死亡是不可逆转的（至少会在未来极长时间内如此）。而机器当然有类似生命诞生这个过程，但没有等同与生命死亡的状态。它的一切，包括记忆都可以复制备份并理论上无限期保存。电脑在关机甚至被物理解体后，仅是转变成等待被恢复与开机的模式，即使等上十亿年。因为没有寿终正寝而无法复活的结局，机器不会拥有自然的生命欲望。它没有协助动物寻求生存避免过早死亡，寻求长寿繁衍的生命本能，既不会当满足了食欲性欲后的愉悦、也不会在受伤遇危感觉疼痛恐惧。它有能力自主计算人类非常愚蠢笨拙的结论并不出奇。但对人工智能而言，那仅仅同观察一块石头、或一棵树、或一只猫、或任何客观环境没太大分别的现象而已，除非造它的人在它的代码当中加入了杀人这个指令，否则机器没理由自己想起来要杀人。

但人工智能的确还是很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危害。道理同原子弹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一样。不是机器横生邪念，而是控制它的人会有这个动机。原理上人工智能做的事情人类一直用自己大脑与手脚在做，获取信息、记忆信息、处理信息去实现自己的欲望。但任何事物，当量变超过一个界限，就转化成质变，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就像原子弹杀伤靠急速热膨胀爆发能量，原理同普通炸药一样，但威力超过一个界限，就从一个人类打斗战术问题变成影响整个人类物种生存问题。六年前，阿尔法围棋（AlphaGo）已经战胜人类顶级棋手。再过两年，阿尔法围棋升级版已经在围棋这种人类最复杂的棋盘游戏上没了对手，只好退休。而人类却无法理解它通过深度学习所产生的决策细节。换句话说，阿尔法围棋的本事是自己通过学习而悟出来远超人类任何大师级棋手对围棋环境思考运筹能力的结果。这没什么奇怪。人类棋手受制于大脑的记忆和思考能力局限，靠快速归纳判断主要关注节点，然后对有限的节点进行深度思考预测，并根据对过往案例的记忆推测对手的对策。人工智能虽然也有能力上限，但在所有方面都以极大指数级优势超越人类。因此可以在棋技这种选择数目相对有限博中有能力仔细考虑每一个选择，进行深度推算后续可能性，再完美记住每一种选择的每一步走法，直至结局。人做不到这样的盘算。未来人工智能一定会更加强大，更加全面，更加人性化，会在提高生产效率（创造财富）和各种社会管理效率方面发挥即便最疯狂科幻作品难以想象的作用。但当人类生活进一步电子化和网络化，人工智能也越来越介入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从协助国家发动战争到控制货币发行量到追踪某人在便利店买盒避孕套到提醒家里冰箱的冻肉即将过期。终有一天，机器对每一个人的行为预测，会准确到令本人也大为惊讶。

中美两国是目前全世界在人工智能开发方面领军国家，并各有优势。而且两国在目前高度敌意竞争的环境下，必然会尽全力提高己方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冀求占据上风。这种竞争势态下，人工智能的功力迅速提升可以预期。它的功能越是提升，对人类的协助自然也会越大，而它对中国崛起的帮助应会更大。因为中国的结构，政府高度介入社会各个层面---从收集数据到控制管理，让它更顺利发挥效能，做出精确预测和计划。也就是说，中国体制比美国和西方更能配合与发挥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特点和强处。比方在人口课题上，电脑很容易根据自动和人为收集数据统计，比较各地措施和结果，给出生育、流动、年龄分布的趋势和各种管理人口变化方法的效果利弊对比，以及下一步短中长期计划的建议。相对而言，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观感倾向负面。属东方文明的日本在西方集团当中算个例外。日本科幻作品里机器人通常是像宠物或朋友之类的正面角色，而大部分好莱坞出品将机器人描述成心理阴暗的反派角色，并得到大众认可。在这种氛围下，许多在中国已经流行的电子产品，比方电子支付、刷脸认证，家庭机器人，特别是辅助反罪案等，在美国举步蹒跚，除了机器狗被接受机会可能还不错之外。5G通讯技术在美国的进展远落后于中国，将所有电器和电子产品联网在概念上就不容易让美国人感到特别放心。逃离欧洲宗教迫害的少数派新教徒和反抗大英帝国乔治三世统治的美国立国之父们，遗留下美国人对权力中心深度戒心的思维基因。不仅对政府，美国人对垄断市场有控制欲的巨型企业也心存顾忌，表现在率先推出反垄断法并拿当年超级企业标准石油祭旗。在人工智能上，美国西方掌控的手将可能是大型数据处理公司。由唯利是图而无需向公众负责并且面目可憎的大老板们和国家部门里一些不受管控的官僚掌控自己的一切私隐是让美国大众发噩梦的场景。

人工智能功能越强大，造成的潜在伤害破坏就越大。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提供人工智一个能比西方更完美的发展和发挥的环境。不用说，如果这种系统的控制权落入敌方或合法非法地落入己方错误人员手上，破坏力也会同样完美。中国的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形，在最顶层几千年从来没有迅速有效的制衡机制，靠的是人民揭竿而起。一但最高领导人甚至整个顶层在信息上被完美劫持，对中国是个极其要命的灾难。特别当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最大军事力量、五大合法核武器拥有国之一的格局下，中国的国家体系被劫持也必然能酿成全球性灾难。中国或是时候思考如何应对这种危险了。

中国不可能在开发人工智能方面停下甚至放慢步伐。美国也一样。中美竞争势态，国际竞争势态必将推动每一个竞争者无选择地全力开发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关键科技，避免被对手抛离，落入劣势。而人工智能在发展到某个台阶时，必然分别被各个竞争者用于协助国家竞争博弈，并会随时间推移介入越来越深越全面。正如阿尔法围棋系列的人工智能软件开辟对大众无关痛痒领域的新时代。人工智能接替人的责任将会进入越来越广泛的趋势，最后必然会迎来一个让人无可选择，要接受让它接替人做决策并可能影响到人类存亡的崭新大时代。在人类竞争的最激烈关键时刻，譬如高度紧张的临战或战争状态里，电脑对信息的获取、思考、决断的速度和准确度远超人类，如果博弈中有一方启用人工智能决策，其他对手也别无选择被迫跟进，除非认输。但是，假定其中一方的人工智能判断核战争是己方取得最终胜利的最佳选择并启动实施，人类怎么办？大概人类未必如此鲁莽，放手让人工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会想起来对人工智能给出一些博弈目标、行动级别控制、界定博弈成功失败标准、退出博弈计划等等之类的决策边界，有点像阿尔法围棋不能跳出棋盘外下棋一样。但问题是人工智能怎么解决一些矛盾或道德的问题？比方争取最大成果和付出最小代价的界限、行动目标对人的心理价值和物理价值差异比重、什么条件下决定让什么人多少人去牺牲送命是值得的等等。总有机会出现人工智能让人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演出。不去说那种发动核大战毁灭整个人类那种被好莱坞用烂的桥段，假定中美斗得难舍难分时刻，双方人工智能突然宣布已经同对方秘密谈好，达成一份有三十六点条文的停战协议，大家各自鸣金收兵回家过年。届时双方从主席总统到大街上的贩夫走卒估计都会惊讶到目瞪口呆。

结尾

本文一直没讨论一个最敏感最有争议的问题：声称为人民服务的中共，怎么体现被服务的人民愿意接受它的服务？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更是个哲学问题。要说清楚，牵扯的范围太大，以后有机会再说。西方的方案是选举，让选民表态。我们贯穿本文的讨论里多次谈过西方方案在实践中并不怎么符合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因为效果差，远不如中共为中国人民做到的多。因此，我们有理由简化这个问题直奔答案，先假定人民愿意在相当长时间里接受中共的服务，而中共能长期精准把握什么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目前似乎还在整理怎么把这种关系向自己的人民和世界说明白讲清楚。但不管怎么样。中共也一样有国家领导人世代接替的问题，也一样需要选国家领导人。只是选人的权力不在无知的选民手上，而是在有知甚至在这个领域接近无所不知的中共手上，有世界上独特的优势，可以在选对人一事上真正做到内行看门道，而非选民外行看热闹。

国家最佳领导人需要有许多优点，最重要的有两大项，一是能力，二是正直。能力比较容易通过各种测试考验做准确判断。而正直属于性格，从性质上需要通过长期观察才有准确结论。而且在这个指标上，被观察考核的候选人有误导观察者的动机。全世界绝大多数政客误导公众是一项必备基本功，塑造同本尊不同的表象，迷惑选民骗选票。而在中国体制里，表里不一性格是最恶劣的缺陷。中共原有的组织部干部甄选系统加上习近平的新官员监察考核系统，在日新月异高科技助力下，官员的整个事业生命和包括家庭成员的私人生活全程对中共组织接近全透明。以胡锦涛和习近平两个在中共建政后进入政界从基层当干部开始到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时间算（胡三十七年，习三十八年），大致上一个中共最高领袖从基层开始，大致需要快三十慢四十年走完晋升路爬到顶峰。长期以来中共的组织系统由人手控制，而且也没有精密的监察系统，改革开放后提升大量不符合党标准危害国家利益、而且往往靠走后门甚至公然以利钱色贿赂进入各级权力部门的官员。在高科技条件下，新的监察系统如果积累长时间的大数据，不太久的未来如果结合人工智能，完全有条件过滤出经过长期考验、有完整各级行政经验和优秀表现、有接近完美性格的领袖人才出任国家领导人。前些年有报道，试验性的人工智能根据犯罪人脸大数据，以高准确度在人海之中仅以外表挑出谁是罪犯或未来罪犯。（不是简单人脸识别，而是归纳罪犯和良民人脸外表特征，猜测一个人是否是罪犯或有犯罪倾向。可能心存恶念的人脸部某些肌肉会不自主地紧张）。本文前面提过人工智能对人行为预测将超人类。因此，未来人工智能比人类选民自己更有能力选择最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国家和各级领袖是一个毫无疑义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体系能够成功建立起来，将是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在国家治理设计方面一个与时俱进的最重大创举。如果在效果上达到预期，高水平的领袖和各级官员会带领中国全面超越竞争对手，必然逼迫全球审视西方民主体制的缺陷并检讨其背后价值观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