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于文2020年12月27日第一次发表）

自強

前文指出，從宇宙角度，科學技術知識的擴展是所有活動當中唯一能讓人類這個生命物種在宇宙尺度持續生存的關鍵因素。而財富是目前似乎唯一有效能持續刺激人類擴展自己的科學知識以及應用這些知識在技術上創新的催化劑。無論科技的發展和財富的擴張，整體而言，都需要穩定的和平的環境。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進入了這樣一個和平穩定的國內外兩個大環境，並充分利用了這個機遇，在科技和財富的兩方面的擴展取得不俗的成績。即使美國表現出不再願意在維持國際環境上繼續玩相同的遊戲，目前的國內大環境不但保持而且較前成熟、有利於中國的持續發展。美國的壓力雖然在國際上對中國維持過往三四十年發展模式形成前所未見的阻礙，但同時，中國也可以利用這種新的國際環境，在國內進行一些穩健的政治改革，提升管治的合理透明公平程度，增強國內民眾對自己政治治理體系的認同，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治理體系的認識和接受，增強中國治理體系維持社會長治久安的持續力。為中國科技和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一個有利環境。

但一切的治理方案回過頭來，都必須面對發展科技和經濟的兩門大考，尤其在今天。百年一遇的全球偏高死亡率病毒大瘟疫無差別地沖擊全世界富國貧國，考驗各自控制抗擊疫情的能力。中國作為首個受到疫情沖擊的國家，在疫情對應上達到了堪稱教科書上完美的成績。中國也成為第一個大型國家全面恢復國內經濟和其他民眾日常活動。除了中國與個別少數亞洲國家和一些微型國家之外，全球大部分國家都陷入一種難以控制的狀態。一些國家在實行了某種程度減低聚集保持社交距離措施而獲得減少感染成果後，因意圖挽救經濟而放松控制以及人們對社交隔離產生心理疲勞而松懈，感染也隨之再次擴大。另外，科學界普遍認為即使目前感染數量減少的國家和地區，到冬季會如同感冒或流感一樣再次進入一波高峰期。對於世界大部分國家，要擺脫病毒疫情只能依賴有效的疫苗大規模的推廣。根據不同方面的綜合估計，在相對樂觀的疫苗推廣條件下，全球疫情也要在2021年底才受到控制，而經濟恢復則要在之後，也就是2022甚至2023年才會穩定地逐漸顯現。因此，中國在經濟重啟比世界大部分地區，尤其是比美國領先一兩年時間甚至更長時間會是個大概率情況。特朗普政府在疫情處理上對應失當，更加劇美國統治精英集團近十多年已經累積與中國競爭失利的憂慮。在這之上，特朗普政府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最鷹派好鬥的的政府，沒有之一。

特朗普的各種匪夷所思的作為，尤其是對中國的各種敵意和挑釁，實際上是一種美國社會在坐實國際競爭和國內治理雙重失敗環境下的掙紮。這些挑釁雖然帶有強烈的特朗普個人情緒色彩，但在針對打擊中國的目標上，還是有其戰略邏輯的。它激發和帶動了國際上尤其西方和親西方第三世界中對中國有成見的國家與和香港台灣部分民眾對北京政府的同步敵意對抗行動，惡化了中國的國際發展環境。與此同時，也激發了中國國內民意與之對抗情緒高漲。

在不太久之前的二戰和冷戰裏，美國經歷了對經濟和軍事規模雙方面都比自己弱小的德國和日本的熱戰勝利，和對經濟規模比自己弱小的蘇聯的冷戰勝利。美國鷹派反華戰略策劃者自然希望對中國也照劇本再演一次。相對於二戰時期的德國日本與冷戰時期的蘇聯，中國雖有明顯相對優勢，但更有明顯的劣勢。中國最突出的優勢有兩個；一有相對於當年德日兩國所不具備的對美國本土戰略打擊的能力，二有相對於德日蘇三國所不具備的經濟規模。中國的最明顯的劣勢是相對於當年這些挑戰者，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水平兩方面都明顯大幅落後於美國和它的盟國集團。因此，窒息中國經濟發展、封鎖中國獲取外界科技知識，在美國戰略策劃者看來是針對中國國情特點合邏輯的打擊手段。特朗普今天的對華政策基本表現出這種思路。蓬佩澳要求西方國家團結起來同中共對抗基本就是要求西方國家合力窒息中國經濟發展，加強對中國的技術封鎖等也都是這些政策下的具體操作。

如果能假定美國執政集團是由一群有理智和理性的人所組成的話，中國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地位所帶來合法擁有的戰略核威懾能力應該足夠讓美國決策者排除采用熱戰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選項。但外界對中國最近核軍力擴張的報道，顯示北京開始不太確定美國執政集團有足夠的理智與理性。即便如此，即使還有一點理智，美國的最高決策者也應能推斷對美國最有利打擊中國的方案，是采用對美國風險最少，成本最低同時效果最高的措施。其中首選是誘發中國的大規模內亂。於此，雖然特朗普從上臺執政就表現出對全球各地的顏色革命沒有興趣甚至厭惡，但很快被說服插手新疆和香港問題。但新疆香港問題對阻止中國崛起效果還是很有限。退一步的次選對美國就有強烈的誘惑力；讓中國卷入戰爭。最理想的方案是讓中國全力以赴而美國無需直接參與或有限參與，卻能促使世界特別是西方一致對中國進行禁運制裁，如同今天朝鮮和伊朗所陷入的困局。這種戰爭熱點依次為中印邊境、南海、台灣。

中印最近邊境不安寧。中印矛盾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領土爭議，二是國力競爭。前者從歷史背景看不容易解決，因為這種對峙是一個零和博弈。最近雙方沖突的阿克塞欽地區而且還關聯到中國在全球範圍國力競爭的大戰略，因此中國方面退讓的空間有限。而印度在其政治體制結構的束縛之下要在領土聲索方面退讓似乎沒可能。雖然印度熱衷於虛張聲勢，但中國的軍事實力和武裝力量戰鬥力比印度強大很多是包括印度獨立評估在內的國際共同觀點。然而，兩國用軍事手段徹底解決領土爭議的可能性很低，因為中國不想打，印度即便想打也打不過。中國不想打的理由不復雜。小打不解決問題，大打無論結果如何，即使不談失控風險，都會讓中國從崛起道路上走偏，讓期待中國崛起列車脫軌的其他各方高興。本文下面會再探討大國戰爭特點。目前的沖突似乎在中印雙方認定的實際控制線具體位置上的分歧。從報道看，沖突似乎是由印度軍方挑起，莫迪加以利用的事件。拉達克-阿克塞欽沖突對莫迪有利之處是減輕和轉移了印度社會對政府控制新冠疫情和推進實質經濟發展不力的註意力。升高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同時也能因為同中國沖突實際上配合了特朗普蓬佩奧反華戰略而拉近印美關系，提高印度對西方的戰略價值，提高印美戰略合作的層次，有助於印度在中印矛盾第二個方面，即國力競爭上努力，比方說向印度轉移一些技術和軍事裝備以及加強與西方的經濟投資合作等。但要讓印度替美國火中取栗打中國，莫迪似乎還未至於到願意當炮灰的程度。換句話說，印度還是有自己作主的空間，沒到華盛頓想它幹什麽它就會唯命是從的地步。

南海同印度不同之處是它關系到美國自身利益。中國控制南海就等於抵消了美國對六大海洋通道關卡之一馬六甲海峽的控制，因為南海與馬六甲海峽是同一條通道的不同路段。類似同一條水管，美國長期控制現成閥門，現在中國在水管的另一段裝上了另一個閥門，水管是否通水就不是一個閥門說了算。而且中國控制了南海也相當於啟動了中國最終直接控制馬六甲海峽的進程。這個變化是美國自二戰之後對全球海洋全面控制水平的一個關鍵且難以逆轉的削弱，直接影響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此外美國也喪失了一個理想的核潛艇對中國和其他東南亞目標攻擊陣位。美國希望在南海對中國進行反擊是符合邏輯的反應。美國最完美的劇本似乎是能夠鼓動其他南海主權聲索國，尤其是菲律賓或越南同中國一戰，美國作為主持正義的保護者提供支持，在最有利的時機出現時考慮是否直接下場參戰，再制造出一出身為自由世界無可爭議領袖的美國為保護弱小國家對抗惡霸侵略者---這次是中國---的正義之戰大戲。美國幻想將打敗中國，並在南海趕走中國軍力之後，領導自由世界團結一致對中國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作為懲罰。理想很豐滿。但問題是即使越南菲律賓分別都有各自獨占南海的想法，但要它們沖在前頭同中國開戰還是不太有可行性。而且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證明並沒有意願要用自己壓倒性的武力快速解決南海爭端。於是，如要在南海啟動戰爭，美國就要沖在前頭。那或者還能吸引越南菲律賓在一旁搖旗吶喊。美國在南海讓中國陷入戰爭並非十分靠譜。

台灣海峽戰爭相對前面兩個熱點對美國而言就靠譜許多。蔡英文執政當局是真確在想辦法追求台灣獨立。而北京的底線同樣真確，即台灣如果真的要法理獨立就一定會用武力統一。在這之上，民進黨政府對美國的施壓難有討價還價餘地。如果美國有一天命令台灣宣布法理獨立，台灣方面即使感到會大難臨頭亦難不從命。美國人連即使喜歡走極端的特朗普仍未走到利用台灣獨立刺激中國大陸打仗最主要的原因，是一旦走到這一步後，台灣被大陸統一是個沒太多懸念的結局。雖然大陸在攻占台灣後被美國推動整個西方世界孤立制裁也會是一個沒太多懸念的事件，但美國在地緣戰略上的代價是包圍封鎖中國的第一島鏈被斬斷。中國從此便不可逆轉地成為名副其實直面美國的西太平洋軍事強權，徹底終結二戰後形成的對美國這種有利的戰略地緣勢態。在具體操作上，雖然美國同日益強大的中國軍力對比實力已經無法阻止中國攻占台灣，但美國在未來一段不太短的時間內，仍然有大幅增加大陸武統台灣的難度和代價的能力。然而要動用這樣的能力，美國需要自己親自下場同中國打一場，自然需要面對不可估量的代價和風險。中國自然也清楚自己的處境，即武力統一台灣在能力上不是問題，而是占領台灣後面臨的國際發展環境和對台灣的治理。

特朗普和後任美國政府如果仍然接手推動的美中脫鉤，其實是一種窮途末路兩敗俱傷的措施。因此以台灣為由經濟制裁中國，在嚴重打擊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必嚴重傷害美國自身，包括美國最前衛的高科技企業。美國的盟國們除了個別如走火入魔的澳大利亞，大部分不會願意為了全力支持美國而失去中國這個世界第二並且必然會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美國的世界霸權即使為西方世界帶來眾多好處，但同時也有數不清的壞處。因此，即使在一些領域中國會遭受西方相對一致的抵制，中國只要堅持開放，走和平崛起道路，應該仍然可以維持同西方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經濟交流甚至相當的科技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能挫敗特朗普中美脫鉤的意圖，維持中國崛起勢頭不被打斷。中國崛起不僅僅是中國人的追求，同時在一個非常廣泛的領域裏也有益於西方和全球，尤其有利於西方資本。

這個局面在武力統一台灣後必然改變，具體規模多大和時間多長是一個未知數。統一台灣將拔除一個困擾中國幾十年的地緣心頭刺，了卻民族撫平國恥的百年夙願，終結國際社會綁架一個中國政策的恒久勒索，但也同時也必然動搖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基礎，引發整個西方世界更傾向支持美國孤立中國的努力。目前的西方主流民意本身就不特別正面評價中國。此外，因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令歐美許多工作流失，讓其民眾容易認同反華勢力對中國的抹黑。中國武力統一台灣必然會被描述成獨裁的中國吞並民主的台灣，有觸動西方從民間到政府在這個問題上行動一致的孤立封鎖中國的風險。這樣的局面將對中國崛起不利，特別是今天中國正處於一個從中等發展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上升的關鍵發展臺階上。在兩百年前工業革命發生以來，中等發展經濟邁向發達經濟的節點是後進經濟體們難以突破的一個門坎，許多發展不錯的南美、東南亞、中東歐國家都卡在這道門坎之前，再也無法前進一步。而中國是否成為例外，未來二三十年是關鍵。在這個骨節眼上，觸動中國在過去四十年賴以高速發展的國際環境基礎，自然會對中國的持續發展添加新的巨大的未知因素，不能排除中國失去國際發展環境後也會止步於發達經濟體的門坎之前，如同眾多其他國家一樣，變成另一個俄羅斯、阿根廷或土耳其。

至於對台灣的治理，如果說北京在設計一國兩制時想象香港的治理可以歸納成“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並且想象台灣也可以照此辦理，在經歷了2014年占中抗議和2019年反送中抗議之後，今天的北京肯定看到在自己的控制下，治理香港，並且可以延申到未來武統後的台灣，並非原來設想的那麽容易一切照舊，僅需擇個吉日換面旗子。尤其當台灣要經過流血死人的暴力占領過程之後，社會隱藏的不滿甚至仇恨情緒肯定在香港那種和平換旗氛圍之上。北京要迅速控制台灣社會，可運用手段當然不少，但幾乎都會被美國帶領西方利用來制造新冷戰格局，結果還是會改變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而這正是目前特朗普和其他極端反華勢力想要達到的目的。

如果中國遭受西方緊密團結一致全面制裁，是否就會徹底失去崛起的機會？這個的確難說。需要特別強調，這裏所討論的問題是崛起的機會而非生存的機會。後者相對簡單，過往大量案例顯示無論多嚴厲的國際制裁封鎖杯葛，都不容易動搖一個不屈服政權乃至國家的生存。但今天中國所追求並不僅僅是生存，而是在工業革命以來一個後進國家和民族前所未見的崛起。用北京的語言說，是要（其實對先進國家有某種威脅性的）富起來和強起來。從好的角度看，對中國持續崛起利好的因素有自身市場規模，加上應有相當比例第三世界的支持。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大致有一定保底的能力。另外中國今天掌握的科技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和全面性，西方全面封鎖幾乎可以肯定不能達到完全扼殺中國科技發展的效果，甚至很高機會倒逼中國開發出一些領域裏獨步世界的科技。但從壞的角度說，先進國家市場仍是更有利可圖的市場，也是更能接受消化中國制造的市場，有助於中國創造財富的規模和速度。西方世界至今在科技水平上除了為數不多的領域之外幾乎全覆蓋領先中國。通過與這些先進國家持續的科技知識和具體工業產品的交流，肯定會對中國的科技人有提示借鑒作用，有助於快速提升中國的整體科技能力。人類社會至今沒有任何後進國家可以在被先進國家群全面孤立之後仍能擠進先進國家行列的先例。最接近的實例是蘇聯。西方集團在二戰結束後很快全面孤立蘇聯，但它仍有能力在接下來的二三十年內，在經濟和科技兩方面的發展都創造出舉世矚目的成就，甚至不少領域超越西方先進國家。然而，過了那段不長不短的輝煌年代，發展前進的動力和慣性消失，發展同先進國家相比開始停滯繼而走下坡，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換句話說，蘇聯不但未能最終完成崛起，甚至還未能最終生存。先進國家對蘇聯的制裁封鎖或者不能同蘇聯崩潰劃上等號，但肯定是關鍵因素。

蘇聯的案例自然不能簡單套在中國之上。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中國同西方世界全面翻臉進入冷戰式敵對狀態，其結果是不確定的。這不僅對中國而言，對西方集團中的每個具體同中國有規模交往的國家也一樣如此。因為這次西方面對的是達全球五分之一的，超越整個西方世界總和還多的，而且素質還相對不錯的人類。美國和西方要讓中國付出代價，自己也將必然要付出代價。不過，即使美國和西方付出的代價在可計量的指數比中國更大，但對中國有一個關鍵點，即前文所提的所謂發展瓶頸門坎。西方對中國的圍堵是能否徹底杜絕中國升級發達國家機會？或僅拖慢的中國成為發達國家的速度？或者對中國崛起沒任何決定性影響？沒人有可以窺視未來的水晶球得到確切的答案。

北京表現出來的抉擇，是不願意在這個時間點與美國特別是整個西方作對而對自己崛起有不利影響。中國對美國咄咄逼人霸淩反應低調，遠未達到針鋒相對。不過對台灣的態度倒是大幅度轉向強硬。解放軍艦機打破七十年的慣例和默契，跨越所謂的臺海中線甚至作戰艦機抵近台灣海岸。像似要將美國制造出來的挑釁威脅壓力放大後轉移到台灣身上。蔡英文在雙十講話中原話幾乎照搬大陸語言，說台灣不願打，但不怕打。北京看準華盛頓並沒有底氣的挑釁背後的空虛，打出一把要在台灣攤牌的姿態。美國不管是因為疫情還是選舉還是其他原因，短期內的確沒有準備好真的要陷入一場同中國爭奪台灣的潛在核戰級別的危機。特朗普還真的摸不準北京是否真的要在美國大選的前後發動臺海統一戰爭。無論美國是否能在台灣被攻占後迅速組織西方盟國們形成對中國的統一政治經濟制裁，但如果在台灣統一之戰上的美國的角色如果還沒準備好就輸的話，將對美國在全球尤其是盟友眼中的地位和信譽絕對是個災難。這個情況也感染了蔡英文，在雙十講話上態度出奇的溫和，基本不提台灣的命運要由台灣人決定之類的臺獨標準訴求，而是要同大陸和平共處。但北京似乎看透是否會爆發臺海戰爭並不完全由中美臺任何一方單方面就能決定，那麽準備好主動開打會對自己更有利的一種態度，似乎在將美臺的軍，擠壓美國鷹派。

國家之間博弈姿態虛虛實實，精妙策略和部署或能為博弈者贏得戰術上的進退，但最終決定國家戰略層面競爭勝負的只有實力。而說到國家實力最符合客觀實際的定義，就又回到本文的核心，即一個國家實力是由該國的全面科技能力和財富規模的合成，而且在目前人類的發展階段，缺一不可。基於這個本質，美國二戰後即使輸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面對揚言要埋葬美國的蘇聯擁有對等軍事力量和軍事科技、接著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潭等一系列相當難堪的失敗挫折和嚴峻的局面下，仍信心飽滿未曾慌張過。然而當面對中國的崛起，即便今天中國仍處一個在人均產值遠遜於美國，軍事科技和實力明顯不如當年蘇聯相對於美國的水平，即便中國一再強調無意也無力挑戰美國世界地位，美國無論是精英階層還是整體社會已經出現心慌意亂煩躁不安的跡象，民粹主義開始大行其道，選出特朗普這樣喜歡在言辭和行為都走極端的人做總統，有點德國社會上世紀三十年代選出希特勒納粹黨上臺的氛圍。因為美國當年無論面對什麽失敗和挑戰，從未感到會威脅到它在地球上財富和科技的無可爭議地位。面對中國，美國這種信心不復存在。

特朗普在四年執政當中所作所為不但激化美國社會兩極政治分裂，也造成了二戰起一直以美國馬首是瞻的西方世界政治震動。美國社會支持和反對特朗普的意誌在分裂沖突的氛圍下上升到一個前所未見的高度，刺激2020大選的投票率突破歷史記錄，拜登和特朗普雙雙打破美國歷史最高得票的總統候選人，反映出雙方的支持者都竭盡全力誌在必得。特朗普超越了以往所有總統候選人的總得票數但仍然敗選。這種破紀錄的政治高燒折射出一種全社會的政治歇斯底裏狀態。美國人表現出來被中國崛起逼瘋的樣子。

中國人顯然無需被美國人這種喪失理性的情緒感染而陷入非理性的對抗漩渦當中。美國人要惹事是因為不甘中國人的競爭力上升到威脅到自己飯碗和美國世界霸權地位的程度。而中國人正處於五百年來國家人民最富強國土最安全的時代。義勇軍進行曲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已完全不復存在。如果說美國人憤怒還有道理的話，中國人過好日子還要憤怒就沒有太多理智。特朗普的挑釁的確會嚴重影響中美經濟合作，對雙方都造成不利影響，但仍還未達到能阻止中國崛起的效果。兩千五百年前孫武在簡牘上刻出“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的千古智慧結晶，提醒炎黃子孫保持理智的重要。今天的中國人肯定比祖先對人類和自然界積累有更豐厚的認識。如果說中美對峙的趨勢由不得中國人，那麽將局面導向三分天下乃至多極世界，還是被動或主動配合美國節奏共舞，形成中美、甚至中西、更甚至中外對抗，肯定是對中國統治集團的一個考驗。

正如前述，今天中國參與的人類社會競爭環境同過往已經大不相同。對頂級的玩家像中美，還有中印，競爭最珍貴的標的已經不再最看重對手的土地，更別提要奴役對手的人口。而是爭奪能壓倒對方的掌握科技和創造財富的能力。從這個角度看，美國二戰後已經打敗了地球上所有的對手，除中國外。留在決賽競技場上的中美只有兩種方式競爭，非和平與和平。

今天的非和平競爭，即戰爭或武裝沖突的方式之戰略目的，是摧毀對方，同時維持己方，掌握科技和創造財富的能力。形成這個與延續了千百年來的古典模式不同的新型戰略目的的環境，其實在工業革命後已經逐漸顯現，而且越來越明顯。但人們直至今天仍未完全清楚認識到它的完整意義。於是，在一戰、二戰和後續的其中一些戰爭裏，沖突的各方仍然延續人類歷史戰爭千年不變的理由；土地、資源以及有時會包括人口（甚至女人）。當然這些戰爭的標的其實就是財富。雖然財富本身可以利用來創造更大的財富，但財富本身並不完全等同於創造財富的能力。

人類越發認識到財富其實來自人與人之間的交換行為，可以由人無中生有的創造出來，而無需是天然存在或生成的資源，至少無需百分百依賴天然資源。只需有一方創造性地制造出一種有形的物件（通常叫商品）或無形的心理滿足（通常叫服務）吸引另一方願意以自己的財富交換，那麽一種新的財富就誕生。退一步，即使財富完全天然生成，如果沒有人願意去交換，那也就不成為財富，就像沒發明內燃機的兩百年前的石油，或像如沒有中國人視為含有某種神秘功能而為之瘋狂的被稱之為翡翠玉的緬甸綠石頭。說到底，財富即使不等同於人，也同人有共生的性質。而科技，工業革命後最新形式的財富，基本完全---如果不是徹底地，脫離了天然屬性，純屬人工。這一點，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裏納粹主義德國的希特勒和日本天皇以降一幹軍國主義者愚昧的關鍵。這些失敗者認為奪取戰略地理要地和戰略資源對推進本國的競爭能力有生死級別的重要意義而不惜賭上民族的生存機會。但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局勢，包括德國日本在經受了接近滅頂的戰敗，丟掉了大塊的地盤，被人吸走了世界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在說德國）等慘重損失之後仍然迅速恢復、重回世界競爭力最強的國家之列的結果，另外戰後自然資源貧乏的四小龍展現的經濟奇跡，再加上今天的中國崛起，歷史事實說明工業革命後，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是本國人民創造財富和掌握科技的能力，才是國家和民族全面競爭能力的核心基礎。在另一方面，無論是基於理想主義的原則，還是地緣戰略的策略，還是對工業革命後人類社會變革超前的深刻認識，或僅僅只因某種國運巧合，美國在戰後放棄了自己的殖民地，但加大吸引全球各國尖端人才到移民美國成為國民，從二戰前的愛恩斯坦到今天的馬斯克，無數這類科技和商務創新卓越人人士加入美國推動了美國國力舉世無雙。特別是中國的崛起，完全在沒有擴張領土，處於大國當中最惡劣戰略地緣條件下所取得的成就。這些事實雄辯證明了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人，或者具體說有能力掌握科技和創造財富的明白人，才是絕對最重要的戰略資源。

在這個背景下邏輯推演，人類社會的頂級競爭者之間如果爆發戰爭，將有幾個特性。

第一，常規戰爭攻擊一方不必派士兵占領甚至進入對方的國土，集中力量摧毀對方一切可摧毀的軍事、經濟、制造和科研設施即可。

第二、戰爭的勝方如僅限於常規手段，則無論破壞性多大，也不能完全摧毀戰敗國掌握科技和創造財富的能力，只要它生存下來人口主體部分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生活形態，國家的恢復在幾十年內就有可能重現。

第三，戰勝者在這種情況下的措施將會設法限制戰敗者接觸發展特定範圍的科技來閹割它重回頂級即全面競爭者地位的能力。在德國日本的案例裏，這些科技包括核武器、大型火箭和完整的飛機工業以及其他攻擊性武器，像航空母艦等。但只要戰敗國的科技和財富持續進步，這些限制似乎終究有一天可能被突破。不過即便如此，戰勝者階段性的戰略目標或者已經可以得到滿足。

第四，如果要徹底消除競爭對手恢復的能力，目前只有實施全面核打擊或使用類似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才能達到目的，即試圖完全消滅對手的人口。不過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自然會引發對手對等甚至加倍回擊，從而可能有違前述的保護和維持己方掌握科技核創造財富能力的戰略目的。因此，掌握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決策者需要判斷和評價這種選擇潛在損害的程度。弱方如果沒有表現出可以擁有足夠能力接近對等、完全對等、甚至超越對等加倍反擊強方的核打擊，邏輯上便有引誘強方賭一把爭取徹底和永久性的勝利而發動核戰爭的風險。弱方期待強方基於人道或其他因素有自我克制防止核戰爭爆發的良心並沒有客觀與確切的保證。

在大部分時間內，理性或者能主導西方世界，但二戰前希特勒、墨索裏尼，最近特朗普通過民眾支持執政，顯示西方制度可以產生極其極端和惡性的政治人物帶領世界走向末日，而且沒有特別有效的制止機制。愛恩斯坦曾預言第四次世界大戰中人類武器只有石頭和木棒的景象絕對不是一個黑色幽默玩笑。

基於上面的推演，作為弱方和防守方的中國的理智選擇是迅速增強自己的軍事特別是核反擊能力，同時全方位努力避免陷入戰爭，盡力追求和平發展機會。本文前兩節，備戰與低調正是針對這個推演的討論。

和平發展的環境經過特朗普政府的四年來的演示，情況看來並不一定比戰爭來得更能讓中國人心情舒暢。不過實際上，這個不特別令中國人舒暢的情況只是因為同過去四十年中國所經歷的經驗相比較而言而已。過去四十年也正是因此而被形容為歷史機遇，那是相當上檔次的一個描述，也同時就是說那並非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那什麽才是“正常”的情況？

如果說中國過去這四十年情況再不濟也還不至於遭遇像這些年古巴、朝鮮或伊朗那樣惡劣的國際發展環境，那麽同前南斯拉夫、今天俄羅斯或者過去幾十年巴基斯坦的國際環境的情況相比也應該八九不離十。當然，客觀地說，南、俄、巴等國各自的國際環境並不能斷定同中國過去四十年相比差。的確，所謂機遇只存在於有意願、有能力掌握機遇者的眼前。當年汗衫襪子（也包括像飾品、玩具、塑料制品、家具、小五金等其他類似勞力密集產品）出口訂單對中國人就是機遇，對南斯拉夫人就不是，只有汽車或飛機出口訂單或才會受到他們的青睞。並非會造汽車和飛機的才看不上造汗衫襪子的活兒，巴基斯坦既不能造飛機（至少在中國指導下裝配梟龍之前）也不能造汽車，但一樣不把賣汗衫襪子看作是什麽機遇。雖然英美意日等許多發達國家早期都曾以服裝業的出品聞名於世界，而且四小龍也曾跟隨發達國家的腳印一度有相當規模的出口服裝業，但中國至今尤其在網上仍有不少人大肆抨擊這種被形容為血汗工廠的業態，即便客觀上服裝業和相關產業鏈以及其他類似制造業在高峰期直接間接提供了上億中國人的生計，為中國貧困地區進城農民工提升數倍到十數倍的收入，推動了中國人幾千年從依靠土地打糧食養家畜為生的農耕經濟走向工業化轉變，尊定了中國脫離世界最貧窮國家的基礎。的確，西方開放給與中國的機會，僅僅就是讓中國在一個大致上和平的條件下，被允許參與國際經濟的大循環環境而已，這個所謂的機會，對於世界大部分國家而言是再普通不過的尋常環境。而然對被從立國就被排除在世界體系之外的紅色中國卻是個稀罕。北京抓住了這個機會一發不可收拾。

縱觀全球各國工業化歷史，絕大部分的發達國家當初都是從簡單的低科技的密集勞力型制造業開始起家，並且經歷了初級階段的原始工業財富積累以及其附帶的粗暴和對勞工和環境高度非友善環境過程，曾激發此起彼伏的社會動蕩和相應的左翼政治理論體系。隨著財富積累和科技進步，先進工業國家普遍提升生產手段和財富分享機制，成為世界裏相對少數的並且被其他後進社會民眾所羨慕的富庶國度。爾後的四小龍的發展過程基本類似，雖然沒有陷入同西方在相同發展階段相同嚴峻的社會動蕩，但也一樣經歷了從初級工業化向中高級工業化社會過渡的明顯臺階。工業化的誕生和成長類似生命，從容易折夭脆弱幼嬰成長到無知闖禍的青少年最後才進入成熟穩定的成年。正如生命無法出生即成年，財富和科技的積累，社會對工業社會的調整適應等各種發達國家因素也必然是一個疊加進化過程。如果有人期待吃最後一個饅頭就可以飽肚子或剛學會認字算加減就可以跨越十年寒窗直接寫作博士論文，會被認為屬於違反常識。但不少人，無論中外，甚至包括許多受過高深教育和在各種領域有名氣地位的人士，卻認為落後國家變成先進國家可以一蹴而成。大部分國家都曾面對過與四小龍和中國接近或相同的機會，卻不屑一顧。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看這種現象並不是機會。不但不是機會，更是一種惡劣的陷阱和淩辱，讓自己的人民不體面地接受被先進國家所淘汰的工作，和與其難以分割的低技術、低報酬、長工時、甚至有害有毒汙染的附帶情況。不可接受。但中國與眾不同，或者中國也沒太多的選擇。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當時是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人均產值僅超越用兩只手就能數過來的非洲沙哈拉沙漠以南幾個人間赤貧悲劇。貧窮中國的最貧困地區人民生活的駭人貧困，讓曾誓言使人民脫離貧窮的中共黨人深感愧疚。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承接一切能掙到小錢錢的活兒，夢想終有一天可以讓人民徹底擺脫饑饉過上小康日子，或者有著今天網上許多說三道四評論人所不能理解的悲壯。中國這條巨龍於是跟隨四小龍的腳印，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

但中國不是雖處於邊緣但整體隸屬西方世界一部分的四小龍，從本質上西方應該提防中國，應該限制中國，應該圍堵中國。這是特朗普政權裏那些極端反華鷹派一直忿忿不平的，想起來就要發瘋的事情。但西方資本對中國格外著迷，竟然讓中國享受了四十年代的機遇。四十年後的中國已經今非昔比，在世界經濟地位坐二望一。更重要的是中國在過去四十年間成為了目前世界唯一一個具有完整工業產品類別的制造大國。原則上說，如果中國今天同世界完全隔絕，也就是所謂的脫鉤的話，中國仍然可以相對有能力地自產絕大部分工業產品滿足自己的市場需求，即使其中相當部分的產品未必在世界市場上最優秀最有競爭力。但如果中國的生存或安全必須要依賴這些產品的話，中國大致上可以完全自力更生。不過那當然不是中國的目標。競爭的精粹就是要勝過對手，讓自己的產品在市場上成為買家面前最優秀最有競爭力的那一個。中國完整的產業鏈是在被封鎖環境下升級自己的產品和技術水平的一個關鍵有利條件。

中國被特朗普政府大面積禁運既有害也有利。有害部分路人皆知，對中國社會和企業打擊相當直接迅速而且明顯，也是特朗普要實施這些禁運的理由。有利部分則相對沒相同的戲劇性觀感，因為效果需要滿足一些前提條件加上時間才能逐步顯現。不過有利效果一旦出現，對於中國的益處和美國西方的害處是更加深刻和永久性的。財富、科技、競爭是貫穿本文三個定性人類社會特點的本質因素，也是今天西方發達國家稱霸人類社會的決定性因素。如果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每個單元（個體、企業、團體、國家等）孤立進行，那麽各個單元對某種具體科技的掌握應該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許多案例都能顯示這個知識擴散滲透的特性。比方中國古代的火藥、絲綢、瓷器技術擴散到歐亞大陸；比方現代中學數學代數幾何知識；比方常規水泥制造技術；比方基本汽車修理技術等等。這些相關知識和技術起源於發明起點國家，隨著時間推移擴散到全球每一個角落。然而，當加入了在這些人類社會單元之間財富競爭因素後，知識的擴散就發生嚴重扭曲。特定知識就不再隨著時間從發明者免費或低成本低向全球擴散。不過，自然界的本質令這種擴散無法完全被截止。於是在保守秘密之上阻止知識擴散的有力手段就是依靠市場競爭壓制技術後進新手。而這個手段非常有效，直至面對今天的中國。

用一個典型，飛機制造業可以很好的說明情況。一百年前飛機出現後，許多國家的眾多個人企業都投身入這個新型技術產品。但市場的競爭環境與快速技術升級很快淘汰了大部分的早期參與者，尤其是工業技術落後國家和企業。這個工業以技術水平、價格利潤和市場開放程度分割成多個次級分類工業與部件配件零件工業。整體上，飛機工業基於科技含量的特點，很快由最發達的國家主導，但具體還是有發展中國家逐步掌握飛機制造技術，建立自己的飛機工業。而且技術的擴散成功率明顯表現出與市場競爭開放程度成反比的勢態。換句話說，落後國家越難從先進國家在公開市場上獲取的飛機類別，越能令自己的飛機工業通過各種方法掌握相關技術，造出可用的相關產品，即使在產品性能和技術水平方面比先進企業的產品有明顯差距。科技界評估這種差距，習慣以年份作為差距的計量，即以後進者掌握的技術或制造的產品相當於先進者若幹年前的水平。自然，科技發展的過程每一個開發者都不盡相同。這個以時間作差距的量化比較僅能用於粗略的參考。但其背後折射出科技界認可在各種條件，比方投入財力和人力等相若的前提下，後進者只需要努力，達到先進者某個水平僅是時間問題。先進者固然有優勢，所謂先發優勢，尤其反映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後進者也有其後發優勢，比方說有清晰的技術發展路徑，有先進者開發技術的各種成敗參考而減少走彎路死路的機會。後進者如果沒有市場競爭這道阻攔，只要願意努力，會跟隨先進者，依次掌握同類科技，因而存有可能追平甚至超越先進者的希望。但現實是科技同財富和競爭的關系是人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大部分後進國家基本就陷入一種難以同先進國家競爭絕望的境地，除了少部分國家，除了中國。

特朗普政府過去幾年出臺了禁止範圍廣泛的各種硬軟件科技產品出口中國的法令法規和行政措施。這些是在原有的西方軍事技術封鎖之上，再對許多完全民用的科技產品近似不分青紅皂白式的一網打盡切斷中國同美國聯系的措施。這個行動肯定並不能完全窒息了中國的科技發展能力，但卻再清晰不過地讓中國當局和業者拋棄幻想，完全清楚不能依賴美國和西方會在一些同軍事和國家安全沒有直接關系的技術上會遵循市場規律同中國交流。美國對華為和中興的打擊而後果不一樣，給所有同美國有聯系的中國科技企業都是一個絕佳的嚴重警告，再也不能相信美國的善意，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像華為一樣建立好備胎準備時刻被制裁禁運。否則只能像中興一樣任美國宰割淩辱。

這樣其實已經足夠了。中國就是需要某種臨時性的競爭保護環境發展科技，有如當年蘇聯。

如果刨除競爭的因素，如果說中國人整體在聰明和勤勞的水平上同美國人相當（有些嚴肅的研究像付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圖表，認為中國人平均水平有跡象稍在美國人之上），那麽，美國人和西歐人今天掌握的所有中國人還未掌握的科技知識終究有一天會被數以倍計規模且仍然急速擴張的中國科技人琢磨透是一個合理的推斷。誠然，會有些技術和產品有可能中國人在有意義的時段內琢磨不透或琢磨不精，但肯定中國人也可能琢磨出來另一些美國人西歐人沒琢磨透的技術和產品。中國的底氣除了人民的聰明和勤勞的特質之外，還有接近完整的齊全類別制造業和迅速擴張，即成為世界最大規模的國內市場的特別優勢。在此之上，還有一個穩定有效和有持續性的統治集團和管治體系，提供全球無人可及的穩定和長期發展規劃兼執行力。中國似乎出現了一個結合了當年冷戰時期西方集團和東方集團各自發展優勢的勢態。特朗普團隊試圖要將中國推回到當年蘇聯的陷阱中，中國不願配合。特朗普敗選顯示美國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怎麽辦。

理性地看世界，今天的人類社會比二戰之前對落後國家的友善度有大幅的提升，這裏肯定有西方國家的一份貢獻。西方國家不但引領了改變人類的工業革命，也在發展科技和擴張財富的過程中推動或者接受了社會觀念的進步。雖然西方民眾因此而自我感覺超好，並誤認無需再面對競爭享受相對於非西方國家永恒的優勢是一種天賦回報，因而敵視任何競爭上能打敗他們的挑戰者。但整體而言，西方比起二戰前，更不用說工業革命前的強權霸權還是比較溫和理性，當然其中也有不得不為之的外界條件強制因素。雖然出現特朗普後，提醒人們危言聳聽式的場景不能排除，美國有可能會蛻變成當年的法西斯德國，將中國人冊入當年對猶太人式的滅絕清單並加以行動；甚至整個西方在難以逆轉衰落悲憤中擁抱種族主義，以膚色、宗教、文明界定敵我，出現所謂雅利安人的全球最後掙紮反撲，但承受過二戰慘痛經歷和末日武器原子彈氫彈中子彈的實戰化，西方人的理性還是有歷史的和現實的雙重規範的強力引導，真的會發狂的機會還是不高的。更重要的是，正如西方當年看到共產黨的蘇聯和中國並非鐵板一塊，今天中國也應該看到西方也一樣非鐵板一塊，而是一個個的單個國家和民族。即使同屬一個文明甚至民族，英美也曾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就算西方心理上受不了中國崛起而抱團反華，其實每一個國家的態度還是不同的，中國無需將其視為他們對我們的一對一對峙，更無需關閉大門自我封鎖。而應以足夠的定力持續開放，持續對外合作，持續理性對應接下來的一切國際挑戰。

而中國在國際社會（包括中華民族當中完全拜倒在西方一切之下的人）的認可度，中華文明在世界地位，中國在世界的話語權必然同中國掌握的科技和財富規模成正比。換句話說，當中國在這兩方面趕上甚至超越西方世界時，漢語在世界上肯定會比目前使用得更廣泛，中國人看西方人也會更加平和平等。當然，這肯定不是明年後年或一個兩個年代就會達至的目標，但也不會太過遙遠。毛澤東在一九五四年說到：“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這是一句當然會讓聽眾熱血沸騰非常感性的宣言，可以理解說的就是中國崛起。今天億萬中國人特別是領導人需要以非常理性的努力和毅力，才能最終將其變成現實。在可見的未來，中國人應該有信心五千年文明賦予自己民族的聰明和勤勞的特徵不會那麽快消失，而就凴這兩個特徵，中國人足以坦然面對和贏取任何人類社會的競爭。一九五六毛再説到：“中國應該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回應本文開頭所述，人類正處於一個走向永生或滅亡的關鍵門坎之上，帶領人類走向永生、避免滅亡，將是中國對人類最大和無可回避的責任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