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看來在人類歷史上會成為一個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因為許多大事發生在這一年，雖然這些大事當中一些的起點可能在2019、2018甚至2017，但它們都集中在2020年顯現它們的歷史印記。其中當然最突出的大事是全球規模的新冠狀病毒瘟疫，目前已經達到全球逾一千多萬確診，五十多萬人死亡。實際感染數字根據許多研究是確診數字的十倍甚至更多，也就是可能已經達到數以千萬。而且疫情還在全球範圍內繼續蔓延，什麽時候會消退無人能準確預測，但至少延續一年以上是全球大部分權威機構和人士的共識。中國最早受到沖擊但也在最短時間內控制住疫情，而美國則成為全球最大疫情國。全球經濟必然會遭遇極嚴重的打擊。說到美國，三年多來在特朗普的領導下改變了二戰後美國歷屆總統的維護和推動美國由羅斯福以來所建立的國際次序，造成了國際次序的巨大震動。如果特朗普在2020大選中獲勝連任，這個國際次序必然遭到難以修復的破壞。還是美國，5月25日在中北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在逮捕一個用假鈔的黑人時用膝蓋壓住黑人脖子致死，引發全美和全球大規模抗議和騷亂。許多觀點認為今年會是一個美國二戰以後建立美國霸權地位（Pax Americana）的一個最突出的轉折點。另外在亞洲，而香港則爆發長時間的動亂最終導致北京推出港版國安法並開始執行，引發美英一些反應。臺灣因為香港的影響導致傾向臺獨的民進黨大勝。中印軍隊在加勒萬河谷發生肢體沖突，印方死傷慘重。中印對峙達到了1962年以來的新高。

2020年世界舞臺上的主角是中美兩國。實際上嚴格說熒光燈聚焦的是中國。蘇聯崩潰後，讓美國和西方感覺到從此可以高枕無憂。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義廣出書，宣稱歷史已經終結，斷定美國西方定義的人類社會結構和標準不再會遇到任何挑戰。但很快挑戰就出現了，來自於自稱不挑戰美國和西方的中國。關心世界局勢的中國網民，認為中國應對西方特別美國長期以來的霸淩態度簡直弱爆了，尤其是有些可以暢所欲言的海外華人網民甚至指責中國對美國的態度是投降賣國。但美國西方的主流輿論似乎完全相反，認為中國對由美國西方主導的世界次序挑戰比蘇聯更加嚴重。

事實真相究竟如何？要了解事實，就必須要了解事實的本質。

客觀基本事實

人類社會的本質由許多科學規律所限定。我們需要強調這裏說的科學主要是自然科學。人作為生命其中一個物種，求生存和發展是最基本的目的。在這一點上，人類同最簡單的生命體細菌病毒沒分別。當然，以目前所知的所有類型的生命物種當中，人類占據地球生命形式的最頂端，是唯一可以掌握科學技術的地球高等生命物種。人類科技水平，今天已經達到了一個可以讓自己邁向宇宙的門坎。也就是說，人類如果不在未來摔一個巨大的跟頭的話，很可能在不太遙遠的將來無需繼續依賴生養它的地球乃至於太陽系，無限制地在宇宙空間擴散生存發展下去，達到生命目的地最高境界------從自己發源行星走向宇宙。但不幸，今天人類也同時掌握了可以徹底毀滅自己甚至整個星球的科技，比方核武器，比方生化武器。這些可以讓人類可以走向永生或者絕滅的科技，幾乎同步落到了人類手上。

我們可以簡單歸納有兩個人類作為智能生命必然面對的規律。

第一個規律，人類的未來只決定於人類對科技的掌握和利用。任何其他與人類互動的因素------譬如政治、種族、宗教、乃至財富等等，或者會對人類對科技的掌握和使用產生某種影響------但在目前的證據上顯示，在宇宙的尺度上觀察，只有科技才對人類未來存亡有著必然的直接關係。

生命的第二個規律就是必須經歷競爭才能發展。這是所有生命最不情願面對，但卻又幾乎無法逃避的矛盾。競爭極可能會威脅生存，這是生命厭惡競爭的根本原因。而然一旦競爭中取勝則必然推動生命本身的提升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這是生命難以逃避的規律。今天人類的競爭對象主要來自於同類。然而同時，作為一種社會性物種，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也必須依賴彼此的合作。因此，對於人類而言，生存和發展處於一種高度矛盾的個體和群體之間的關係之中。人類的前景，也必然依賴人類個體群體之間的競爭與合作的結果。

1950年意大利裔美國物理學家費米提出一個被稱作費米悖論的著名疑問，即外星的智能生命“他們都在哪兒？“ 。費米根據宇宙的已知年紀、規模和地球生命進化到人類智能水平的速度作為依據，推算出宇宙甚至僅僅人類所在的銀河星系充滿智能生命的概率就幾乎百分百，人類即使以當時的技術水平也應該容易觀察到他們的存在的證據。但參與當時最尖端原子彈研究，擁有科技機密授權最高等級的費米並沒獲得任何智能外星人存在的確鑿科學證據。因此在一次與科學家同事閑聊不明飛行器（UFO）報道時，費米便提出既然外星智能生命的概率似乎應該擡頭可見甚至應該已經來到並統治地球的程度，但現實中人類為何只看到一個靜悄悄的宇宙，外星智能生命僅存在於一些好事者的騙局或難以證實的現象之中？雖然科學界至今未能對費米悖論形成一個統一的答案，不過其中一個灰暗而被廣泛討論的推論就是宇宙中的智能生命至今都在走向宇宙之前毀滅了自己，或者（被自己）打回科技進步的起點重來。而人類恰好剛剛就在這個門坎上，是否可以跨過這個可能存在宇宙的黑暗咀咒是個大問號。

人類社會的科技知識自從人類形成文明後大致都在各個部落和民族均衡發展。掌握語言、使用石器、掌握火、發明文字、掌握青銅冶煉技術、掌握鋼鐵冶煉技術、掌握土木建設技術等等。除了一些比較閉塞的小部落，人類主要文明的發展大致同步，直至到約兩百年前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這個名稱或者可以說正確地揭示一種生產形式的突飛猛進。但對大多數人而言，它掩蓋了一個關鍵的事物本質，因此即使對於一些理論大師級別的人物都起某種誤導作用，陷在研究生產力的提升和資本的積累，或先進工業國對後進農業國的巨大國力優勢等等之類的課題之中。

但為何之前沒用“農業革命”來形容人類從采集狩獵生存形態進化成農業種植的社會？按道理人類社會進入農業的經濟形態進步對人類發展的里程碑意義不低於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意義。為何除了了少數幾個國家，包括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還有法國、德國、意大利以及西歐北歐的一些小國，和從大英帝國分析出來的北美和澳新等之外，其他國家能進入先進工業國的少之又少？為何以研究工業革命所帶來對人類社會影響和預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建立的蘇聯和追隨蘇聯發展模式的共產黨國家，用國家力量和政府計劃推動國家工業化的方式追趕先進國家的嘗試全都遭遇失敗？

其實工業革命的極少被提及但非常核心的意義，是人類社會由此建立了一個將科技知識迅速轉變成財富的平臺，並且因此令科技知識本身也變成了財富的組成部分。

換句話說，工業革命就是人類將科技直接轉變成財富的歷史轉折點。

英國保護知識產權的現代專利法規在工業革命的爆發前夕正式出臺絕非是一個巧合。這個狀態或結構是人類社會之前基本不存在的。人類之前的生產形式當然也都牽涉科技，比方農業社會的育種播種、耕耘鋤草、施肥灌溉，糧食加工等等都需要相應的科技知識。人類也因為戰爭需要，自力開發或借鑒別人的武器科技。但這些科技知識本身在這個發展階段裏基本上不可以直接轉變成財富。間接或者可以，比方打勝仗贏取土地，土地可以打糧食養牛羊。糧食牛羊就是財富。正因為科技知識和財富不能直接轉化，人類許多尖端科技在工業革命之前不斷地失傳。在古代，中國是將科技知識轉化成財富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絲綢瓷器各種工藝品甚至推動了後來的大航海，進而在歐洲激發了工業革命，還因此最後導致了中國自己近代的沒落。中國人發明的火藥技術無償地傳遍的全世界最後被西方人用在火炮槍械武器上反過來侵略中國。而瑞典人發明的炸藥讓發明人成為了頂級富翁，最後用自己的名字諾貝爾建立了面向全球的學術獎金，名利雙收。

工業革命帶給西方工業先進國家最明顯的現象是迅速膨脹的財富，以及對後進國們最羨慕的國力，特別是國力組成部分中耀眼的軍力。於是，許多誌向不俗的後進國精英誌士們紛紛設法引進工業化，大部分都采用官辦（政府辦）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形式，比方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就由建立官辦企業繞過私有企業無法同先進國家競爭這道坎。即使采用以私有企業辦工業的道路，弱國後進國往往都有高度政府介入具體建立工業運行的行為，典型的有日本和德國（特別是納粹執政時期）和七十年代的韓國臺灣新加坡。至於俄羅斯，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和後來的十幾個共產黨國家，更最終禁止私有工業，由政府主導和計劃國家的整個經濟運行，其中最關鍵就是建立工業尤其是同武器制造相關的重工業體系。

在當時最先進的歐美國家中，工業革命的爆發和隨後的發展並沒有政府的通盤計劃和操盤。英國的博爾頓瓦特蒸汽機公司或美國的愛迪生通用電氣公司的建立和運作完全是發明家和投資資本家之間的民間操作。推動這些企業的建立和運行是市場將這些科技發明知識轉化成財富的誘惑力。亞當斯密斯在他的《富國論》當中說的沒錯，公眾和國家的整體利益，通過市場提供科技人將知識換取財富這個高度引誘無形之手的推動之下得到了間接的伸張。瓦特和愛迪生不但沒有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反而任他們在保護各自的知識產權訴訟上耗費了大量的精力並且還輸掉其中不少的官司，因而損失了不少的財富。先進國家的政府原則上僅扮演一個維持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除了一樣，推行重商主義。也就是國家幫助本國企業家用各種包括軍事和戰爭手段，保障原材料供應源和打開產品海外市場。

對於後進國家，情況則大不相同。先進國家的先進企業已經將先進科技產品的市場占了，後進國家走市場開發的路，發現已經無路可走。但這個還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後進國家本身就沒多少懂科技的人。即使有懂科技的人，也不懂先進國家先進企業的科技產品設計制造的具體奧妙何在。即使運氣再上一層，有人什麽都搞懂了，也缺科技和工業環境，以及開發產品的資金，讓自己可以學著做。最後，後進國家即使能排除萬難，科技產品也做出來了，又回到了第一個糟糕的問題，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上沒有競爭力，買家嫌產品不如先進國家的好，不買。這個就是一個幾乎解不開的死結。蘇哈托時期的印度尼西亞嘗試建立自己的飛機制造企業遭遇徹底失敗就是一個極典型的案例。印度軍方在有進口選擇的情況下，也很不願意采購國產武器裝備。

對於地球上大部分落後國家，試圖建立獨立自主工業體系已經完全失去現實的可行性，因而不再作非分之想。但還是由一些心懷遠大誌向的後進國家不信邪，不停地屢敗屢試地向工業化沖刺。曾經讓全世界人民都嘆為觀止的蘇聯科技工業和社會發展成就便是其中最佼佼者。1930年代當全世界都陷入經濟大蕭條時期，蘇聯的國家建設一枝獨秀，甚至引發一些美國人舉家移民蘇聯。1957年蘇聯發射人類第一個人造衛星，1961年蘇聯發射第一個載人航天宇宙飛船，一連串極具象征意義的科技成就更是讓美國舉國震動，一時間信心跌至谷底。事實上，在一些科技和工業領域，尤其同軍事和太空有關的部門，蘇聯同美國也一直並駕齊驅不分伯仲。中國、東歐共產黨國家、印度、伊朗、朝鮮、印度尼西亞等許多落後國家都通過政府力量，全面、或針對性地在關鍵特定工業成功扶持建立了國營企業並產出了至少是堪用的產品。再以蘇聯為例，它所設計制造的各種陸海空軍的武器裝備即使在一些細節上未必比得上西方美國裝備細膩耐用，但整體性能特別在威力上，在相當長時間裏並不遜於西方那些私人企業的對應產品。而且蘇聯國有企業的在本行產品範圍內的創新能力似乎也並不明顯低於西方同類企業。這個情況在納粹德國和二戰時期日本也有相同的狀況。蘇聯的局部優勢曾經一度令一些西方精英甚至擔憂自己一方最終從根本上會敗於這場人類社會東西方世界的終極競爭。

然而，人類個體在根本上對自身和後代贏得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看來被實踐證實是一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本性。（千百年後如果人類的生產力可以達到各取所需，衣食無憂的狀態時，或者會有所改變）。而目前最公平最被接受追求美好生活的方法就是以財富去換取。那麽財富哪裏來？財富來自於個人和企業將自己產品和服務在市場上交換當中所產生的利潤。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企業有兩大類，官辦或叫國營，與民辦或叫私營。

官辦企業、或稱國營企業、政府企業設立的目的是生產某類產品比方軍事裝備，或完成某類社會目標，比方保持社會就業率，或者開發某些國家所追求的技術、資源、項目等等不一而足，追求財富往往不在其中。相對而言，私營企業的目的只有一個，尋求利潤，為股東創造財富。雖然國營企業未必不能創造利潤，事實上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以創造利潤為目的的官辦企業而且也能賺巨大利潤。中國歷史長期存在的鹽政，就是官辦食鹽產銷企業，是歷代官家重要財政來源。這種方式雖然會直接增加國家政權收入，卻因為阻礙公平競爭，類似裁判兼球員，已經被歷史證明對社會創造財富的能力無益，不受控制的話就變成涸澤而漁。而且，結構上非個人的擁有者（國家、政府）和具體為個人的經營者（官員、經理）利益不一致，容易滋生腐敗漏洞。除了這些例外，大部分國營企業在設立目的上，或實際操作經營上，或本質上就與創造財富的關聯不大。蘇聯的國營企業造出來飛機軍艦，賣方是蘇聯政府，買方也是蘇聯政府，自己左手賣（其實用交付更準確）給右手。在市場經濟裏，買方要產品或服務，賣方要利潤，利潤就是財富。在蘇聯式計劃經濟裏，生產過程不產生市場意義上的財富，不但不產生財富，而且財富還是被共產黨教義所特別針對要消滅的社會成分。理論上，在這種體制下，所謂的財富似乎應該以社會整體生活質量的提升體現出來。但實踐上，采用這種經濟制度以創造的“財富”在世界上以各種國民享受美好生活的量化數據作橫向比較，大幅度明顯不如西方世界，即便它能讓一個後進國家蘇聯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可以擁有令人炫目的重工業武器工業建設成就，武裝了龐大蘇聯紅軍戰勝德國法西斯。蘇聯最終因此而走向崩潰。戈爾巴喬夫總結的自己的失敗是沒能改善蘇聯人民的生活。

蘇聯用自己亡國的代價，向世界證明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人類的科技發展只能依賴財富來推動，並以用財富生成的新科技追求創造更大的財富（可以等同更美好的生活）來作動力。

中國崛起

膺服與蘇聯相同的政治經濟理論體系的中國在蘇聯亡國十三年前就改弦更張，並不是中國琢磨出一套更高明的理論體系，而是中國更早通過自己將馬克思列寧理論體系核心概念推向更極致的實踐中感到本子上的教義對推動國家發展難以為繼。中共建國後，在工業基礎建設和有利於工業化的社會改造方面在追隨蘇聯式經濟模式的實踐之下無疑有巨大進步。鋼產量、發電量、公路鐵路通車裏程、乃至到人民壽命、識字率和普及初級中級教育等諸多方面都有舉世公認的明顯進步，與印度同期的發展數據比較尤其明顯優勝。但在創造和積累財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中國的成績平平，在這方面同印度的競賽長期處於拉鋸狀態，甚至還稍微遜色。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1969（不是所有年份所有國家都有數據，該年數據齊備因此可以有效作比較）中國排列在全球最貧窮國家的第九位，人均產值99美元。而印度是108美元，比中國高9%，排列第十三位。當年美國達到4803美元，是中國的人均48.5倍。中國當年被聯合國定位於全球最貧窮國家的檔次。針對這個國情，鄧小平說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警言，推動在共產黨世界中最左傾，長期號召人民去解放仍在在水深火熱苦難之中全人類的中國，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教條，走向改革開放。

國際貨幣基金 1960-1969最低人均國內生產值國家排名，1969年中國人均產值99美元，印度108美元。

當年中國的經濟產值水平極低的條件下，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在20年裏，即2000年前後，將人均產值翻兩番，從200美元（實際數據1979年182美元）增長到800美元。實際結果2000年中國人均達到957美元，超過鄧小平設定的目標。印度從1979年224美元增長到2000年431美元，中國已經快速大幅超越印度一倍有多。美國人均產值36,355美元，是中國的38.0倍。

2019年中國人均產值的數據是10,098美元，印度2,171。中國是印度的4.6倍。美國同期數據為65,111美元，是中國的6.4倍。中國的人均產值過去四十多年增長了55.5倍！總值達14萬億美元，是美國的21.4萬億的66%。如果中美產值增長率相差3%，2032年中國追平美國。如果相差4%，2029年追平。2019年中美增長率實際相差3.8%。以更加接近國力實際規模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數據，中國早在2014年就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2019年中國國內總產值達美國的128%。

在人類社會，財富不僅助力實現美好生活，也不僅推動人類科技的繼續發展，更是一種明確的鄙視鏈（反過來是仰視）標桿。不僅僅是社會階層（階級）之間的標桿，同時也是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甚至種族之間的標桿。但這種赤裸裸的比財在全球近代此起彼伏各國爆發社會革命後逐漸上不了臺面，因而變得往往用其他形式表現，轉彎抹角。看不起妳，不說妳窮，說妳沒素質，說妳可憐。

因此，國家之間財富對比和變化，不但影響民生、國力和競爭力，也由可能強烈刺激相關方官民的心理反應。中國人放棄千百年對高麗人的鄙視，忘卻自己曾用“棒子”長期侮辱人家而熱心擁抱韓流；蘇聯人一打開國門接觸真實世界，僅僅發現自己不是宣傳中的勞動人民的樂園，就甘願自毀近四分三世紀的民族驕傲、世界兩大超級霸權之一強國，向西方臣服；香港暴亂分子碰到任何反對他們的人士都施以暴力，唯獨見到歐洲人面孔都不約而同停手垂頭，不敢仰視，被罵也不敢還口。

中國其實還未富裕。一萬美元的國民生產人均值還在世界的人均產值（2019年為11,355美元）之下。中國仍然在定義上是窮國，僅是沒有像改革開放前處於世界民族之林富貧劃分結構最底層的赤貧，居於比印度、岡比亞、中非、烏幹達、阿富汗等今天仍在赤貧國家名單上的窮國還要更窮的那種窘境。但僅僅是中國以人類社會絕無僅有的速度擺脫赤貧，過上小康生活，已經讓中國大陸以外許多人心理受不了，臺灣人、香港人、歐洲人、美國人的鄙視鏈崩潰。而中國大陸人則開始趾高氣昂，在全球各地旅遊熱點用垃圾袋裝狂掃到手的名牌女人包，在全球各地地產熱點甩現金搶購豪宅，惹許多當地人側目甚至反感。

這些鄙視鏈被崩潰的人基本都認定共產黨的中國從本質上就應該崩潰，根本不應該富，應該保持貧窮，尤其不應該富得那麽快、那麽大幅度。因此，當中國居然違反了他們的想象，迅速富裕起來，他們的解釋那一定是中國作弊，偷竊西方的技術和知識，使用不正當競爭手段，甚至使用上百年的長遠戰略掩蓋自己戰略目的欺騙世界尤其美國等等惡劣行徑的結果。其實，所有這些對中國的指責，即使有事實根據，套在西方列強任何一個國家的頭上也都完全適用。美國和西方將自己被無數歷史記載的惡劣行徑，甚至更加以誇張放大扣到中國頭上，用以鼓動本國和世界各國反華民意，引導民眾支持當局對華強硬措施，用轉移目標的辦法，掩蓋自身制度和社會在基礎結構上極難消除的病竈。雖然說這個西方病竈在如果沒有中國崛起的環境下有很大可能短期內不會發作，但這個病竈必然還是有一天會讓西方意識形態主導下建立的西方世紀在人類歷史舞臺上退下謝幕，讓位於下一為歷史主角。更惡劣的話，或者掌握最強毀滅人類科技的西方寧願讓整個人類同自己的衰亡而一道殉葬。總而言之，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續，是因為它不符合人類已知的宇宙和生命基本規律，而中國崛起僅僅是這一必然改變的催生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