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20年11月23日第一次發表）

美國剛剛經歷了一個在史冊上必然記有濃厚一筆的大選。特朗普連任失敗。但特朗普一任的總統任期內種種作為和他留下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遺產將必然影響美國和西方社會與中美未來幾十年的發展。

在特朗普的主政之下，中國嘗試了美國無底線的霸淩和敵意，在鼓動插手香港政治運動、指責新疆政策、禁運中興華為之余餘，威逼全球禁用華為5G，野蠻關閉中國領事館，在美國禁用抖音微信，並且揚言全面禁止中共黨員入境美國，增強在中國沿海和南海挑釁，放風聲正式承認台灣。北京已經無法猜透特朗普繼續下去還會再或不再冒出什麽新招。

對於長期沈浸在一種中美關系好不到哪裏也壞不到哪裏，中美可以合作共贏信念的中國執政精英當中的許多人來說，特朗普的粗魯瘋狂很難不是一記振聾發聵的警醒。中國人發現原來國際政治也可以用最骯臟的商場爭鬥甚至黑社會技倆，赤裸裸地無所不用其極地折騰整死對手。對中國更加驚訝---如果不用那個已經被用爛掉的震驚一詞形容的是，雖然幾乎整個西方世界表現出對特朗普明顯的厭惡，但對特朗普的霸淩中國極端行徑卻普遍傾向一種欣賞贊同態度，其中一些國家甚至還不顧特朗普對其的羞辱而全力支持特朗普的對華措施，其余西方世界當中最溫和的也表示立場中立。中國改革開放後，心理上並沒有準備在幾十年內就出現作為自己正在虛心學習對象西方先進國家們會團結起來主動同自己作對的情況出現，尤其是中國自認為自己完全沒有惹它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去惹它們的背景之下。中美關系從特朗普之後，進入了一種不同的格局。世界也必然進入新的次序。

現今的國際次序是工業革命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西方付出巨大的財富和生命代價之後才建立起來的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主導政治結構。它首要的功能是保障美國自身利益，其次保障整個西方集團的利益。這個構架的核心是以美國的軍事力量建立一個全球霸權，形成一個和平環境，即所謂的“Pax Americana”，首先讓美國資本，其次讓西方資本有一個合適擴張財富的全球範圍的經濟發展環境。1985年美日英法西德五國簽署的廣場協議和2013年美國起訴法國阿爾斯通公司大小兩個案例清楚展現了這個國際次序構架的首要功能。二戰後西方集團對蘇聯集團的冷戰，以及後續對俄國的圍堵，對伊拉克、伊朗、利比亞、敘利亞的打擊，是這個構架的第二層功能的體現。中國在尼克松1972年訪華後，被美國為了增強國際次序構架這兩個功能的大戰略考慮下吸納進入這個構架中。而中國也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迅速學習運用西方的遊戲規則，在西方遊戲當中斬獲頗豐，很快便開始侵蝕到美國和西方的商業利益。不過，在中西合作的前期，反蘇大業對美國和西方是更重要的考慮，部分商業利益屬於可以忽略的小事。到了後期，伊斯蘭極端勢力對美國西方的挑戰、俄羅斯對西方欺淩的強力反彈等而形成的對西方的安全利益挑戰，都讓美國和西方在中國問題上分心。在此之上，中國在過去四十多年實行韜光養晦政策，不在不必要的領域尤其是安全領域造成對西方利益挑戰的形象，對美國精英集團這段時間內一直沒將中國看作對美國利益首要挑戰者有很關鍵的滅火降溫作用。

中國在過去四十多年所處的非常特殊的歷史階段在特朗普上臺後宣告落幕。美國已經無法再忽略和容忍中國繼續和擴大侵蝕自己二戰之後在全球所獲取無人能及的利益。從美國的角度看，既然我無法在資本主義市場遊戲的規則上競爭過妳，那我就跳出市場的競技台，趁我還有其他領域的優勢，就在這些有優勢的領域同妳展開競爭。美國有優勢的領域還是非常多的。隨便說說，軍事、科技、金融、盟國、國際安全影響力、普世價值、國際法、國際號召力、流行文化甚至國際流通語言等等，都明顯壓倒中國。

二戰後，以蘇聯為榜樣誕生的共產黨國家集團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各自在其國內實行共產黨版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並計劃最終過渡到馬克思所設計的共產主義制度。各國的共產黨和共產黨國家一致尋求最終在人類社會消滅資本主義，在全球實現被描述為人間最完美、有如天堂一樣的共產主義社會。改革開放前，中國屬於追隨這種意識形態最極端的共產黨國家之一，如果不算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的話那便沒有之一。在六十年代後，中國逐漸加強批評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國家沒有持續對自己國內和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進行不懈的鬥爭。於是，為了保持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義的純正，中國對內發動了長期從社會最基層到最高層的激烈政治鬥爭，同時對外與蘇聯集團決裂，最後達到視蘇聯為自己頭號敵人的尖銳程度。然而，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即使像那些不太搞政治折騰，比較重視經濟民生建設的溫和共產黨國家，在同西方進行國家和制度競爭當中，幾十年時間下來竟無一例外都處於無可爭議的下風。在短暫高速發展時期過後，並沒有出現其精心設計的制度在想象中的全面優越性和趕超能力。不僅距離在全球埋葬資本主義制度的理想目標越走越遠，甚至大部分共產黨國家還出現政權生存危機。曾經是在意識形態上最極端，也深受其苦的中共，用自己的話形容，已經走到經濟崩潰的邊緣。物極必反，物質上人民生活的極度匱乏的現實，與同西方結盟共同對抗自己最大安全威脅蘇聯所出現的歷史機會，讓中共迅速轉變成政治意識形態最開放的共產黨，並領導中國社會走向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發展史的奇跡。

蘇聯崩潰和冷戰結束標誌了以馬克思和列寧理論進行的龐大人類社會實驗的失敗。今天的中共已經無法再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即無法再用一種與西方世界不同、獨樹一幟的經濟制度和相應的意識形態競爭的形式，來對抗美國。客觀事實是，中國對美國、對西方、乃至在全球競爭得利是在西方的遊戲規則下取得的勝利，在西方的遊戲中打敗了西方。中國宣稱自己的政治制度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外界看更像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在經濟制度上，中國今天的模式與也自稱實行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西歐北歐沒有原則上的差別。差別在於政治制度，也就是政權的性質。

但今天中國與美國，擴大一點說中國與西方，矛盾的要害並不在於政治制度，而是在於美國和西方開始明顯表露出國家競爭上大範圍的失利，並由此影響到美國乃至西方在全球優勢根基的所謂變局。中國開始顛覆沃爾勒斯坦提出的世界核心邊緣結構。沒有西方的這個失利，中國采用什麽政治制度對美國不是什麽特別大的問題。當然，不是特別大的問題並非等於完全不是問題。

美國和西方的政治環境的組成相當復雜，但大致上可以簡化成核心政治訴求為追求平等的左派（或稱自由派），與核心訴求為追求自由的右派（或稱保守派），的兩大陣營。在某種程度上，世界所有政治派別，包括共產黨也能算進這個公式裏，後者屬於左派裏的左翼。撮要地說，左派追求人口的大多數可以盡量平等地享用所有的社會資源和財富，於是左派崇尚民主。而右派則強調個人應該可以保有和自由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源，尤其是財富，去獲取更大的資源和創造更大的財富不受幹擾，於是右派強調社會次序和經濟自由。（這些西方的名稱會有點讓人困惑，右翼保守派其實更加追求自由，而左翼自由派則因為要追求平等，傾向使用政府手段限制個人特別是擁有較優勢資源的人追求擴張自己資源的自由）。左派政治訴求可以大致簡化成減少甚至消滅經濟競爭，追求社會的平等和穩定，而右派則保護經濟政治競爭得利者的成果，最好得以刺激創造更多的財富。左右兩派爭鬥時緩時厲。在歐洲，左派能接受本國民主制度下運作的共產黨。而在美國左右兩派都強烈反共。雖然西方政治左派在政治訴求上同共產黨接近，但基本不認同共產黨國家的一黨政治體制。因此，在西方社會，共產黨國家被民眾視為是一種不民主不自由的集權甚至獨裁的政體，因而是一種服務於少數人甚至是一小撮人利益的不道德的政體（有如共產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古典描述）。

馬克思主義延展到列寧主義後，面對難以說服占人口多數的勞苦大眾主動支持共產黨革命的現實下，俄國布爾什維克提出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概念，激發社會沖突，以暴力打擊和推翻社會上反對和阻礙共產黨的勢力，建立和鞏固共產黨政權。在二戰前，這種使用暴力對付不同政見的對手是一種國際上包括在西方工業國家在內也常見的政治現象。因此，共產黨的左派暴力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右派暴力背景之下並不突兀。隨時間推進，二戰後出現在全球的去殖民反殖民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和西方國家內部的民權運動的政治潮流沖擊下，右派暴力普遍被社會譴責而逐漸消退。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左派專政暴力隨之也失去國內外社會被接受容忍的合理性。隨著蘇共的消亡和中共的改革，世界尚存的共產黨基本都放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暴戾理念，施政上亦對使用暴力謹慎許多。但中共堅持黨對政權的完全控制仍然沒有任何改變，換句話說，西方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仍然處於一種不民主的獨裁政體。然而，拋開修辭學上通常將獨裁作為一個負面詞匯的貶義，僅從字面含義討論，獨裁僅是形容權力機構決策是由少數人甚至一人不必征求其他相關人的意見就決定的方式而已。在人類社會在即使今天，這種決策方式其實仍是一個主流，尤其是在必須面對高度競爭的團體中更是唯一方式，比方企業和軍隊。這種決策方式並非等同於決策的本身必然僅服務於少數乃至至個人利益。誠然，西方會指出國家決策者權力來源的程序問題，這的確是個讓中國政界和學界顧左右而言他的話題。但這個讓西方理直氣壯的論點掩蓋了問題的本質，即程序正義產生的政府決策絕不等同於符合人民甚至僅僅是選民利益的決策。中國政府和施政長期在西方組織舉辦的民意調查中獲得遠高於西方各國政府獲得本國人民肯定的事實，讓西方政界和學界面對這個現象質疑時也變得要顧左右而言他。

正是因為在一黨控制的國家機器強力介入之下，中國可以作出並實施長期發展計劃，充分發揮後進國家的後發優勢，精準把握發展方向，少走了西方曾經走過的許多彎路，以幾十年時間完成了西方花了幾百年時間才獲得的發展。自1949年，特別是自改革開放1979年以來，中國政府為中國人民整體改善生活和消除貧窮所做的貢獻超越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的成就。中國從當年地球上最貧窮落後饑饉頻繁的農業國變成地球上中等收入和首屈一指的制造業大國。這個結果，出於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中國人開始有點飄飄然，而美國人則有點養虎為患的感覺。於是美國要翻臉。

然而中美爭鬥，互相叫陣都有點名不正言不順。

先說美國。美國擺明了在廣泛的工業領域出現競爭失利的現象。其實這個情況並非是中國崛起才造成的。早在中國改革開放前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美國的制造業已經出現同他國競爭失利的現象，尤其是同日本德國的制造業同行競爭的場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汽車工業是美國強大現代制造業的代表，經濟的支柱，股票市場的龍頭，到了七十年代初就出現疲態，開始競爭不過進口車尤其是日本車德國車。八十年代美國政府出手制造廣場協議，打趴日本重創西德。另外還打破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規矩，由政府掏錢資助受困汽車企業。但政府的有形之手仍然沒能振興美國汽車工業的三頭巨大僵化沈屙難起的恐龍。對美國幸運的是八十年代矽谷適時崛起，引領了集成電路芯片、微電腦、軟件、通訊、和數據網絡，甚至好萊塢高科技成像影視產品等等一系列嶄新的相關高科技行業興起，減輕甚至消除了美國人對傳統制造業競爭失利的懊惱，美國人再度恢復趾高氣昂的姿態，並放松眾多領域的監管規定，一頭紮進來錢更加輕松的虛擬金融經濟，直至到中國從傳統制造業到高新科技工業的全面追趕，再度像七十年代的歐日一樣，威脅到美國企業的全球競爭能力。美國被華為領先5G通信技術，被抖音領先青少年數字流行文化震撼得無以復加。美國人深信美國的自由和多元化元素加上無人能及的財富對技術和文化創新的培育舉世無雙，但卻居然被美國人認為僵化邪惡並已經在世界大部分地方消亡的一個共產黨國家超越。資本主義美國在資本主義市場遊戲上玩不過共產主義中國。但即使在美國有人明白這個問題的深意，也不願意承認。因此，只好說是中國壞。蓬佩奧忽然時光倒流大談要孤立打擊中國共產黨，並稱要將中國和中共，中國人民和中共分開對待，就是要利用美國社會對共產黨的負面觀感替美國的失敗找一個替罪羊。

但蓬佩澳還真的說對了，中國的成就，相反就是造成美國和西方困擾的核心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別的政治集團還真沒這個能力。且不說中國目前沒有任何其他政治集團可以代替中共。即使有，也似乎沒什麽可能用其他方式達到同樣成就。大清帝國曾有機會同日本帝國同步，甚至在時間上稍微領先地踏入工業化進程。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也一樣曾經有過機會。但橫向同世界其他國家比，縱向同自己的前朝後任比，清朝民國今天大概可還以稱道的成就就是沒將祖宗留下的家業像當年亞洲大陸另一頭的西亞病夫奧斯曼帝國一樣地幾乎全部敗光。不服氣的人當然會舉出不是共產黨統治的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四小龍的案例。的確，四小龍是工業革命以後僅有的非西歐人經濟體中能趕上先進工業國家的案例。但四小龍的體量對西方世界的體量根本無法形成競爭。更重要的是四小龍都在美國的政治控制之下，只要惹華盛頓不高興，它們當中沒一個政治領袖的政治生命可以活過第二年。連體量在先進工業經濟體當中排行第二的日本都能讓美國整治得服服帖帖指東不西，四小龍更翻不出美國手心。更重要的是四小龍在高速發展階段，沒一個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

接著說中國。今天政治做莊的中共與其說是一個馬列主義原教旨意識形態政黨，還不如說是個曾被馬列理論說服、有現代意識的左翼愛國志士同盟，思想和行為模式或者類似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在中國遭受百年屈辱刺激之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救國救民追求民族復興、並在中華文明當中也存在的天下大同理想。斯大林曾評論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馬克思和列寧不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可以在一個像中國這樣極度落後的農民國家成功。今天習近平強調中共不忘初心，正是要避開討論馬克思列寧教條之對錯，點明當年中共黨人對人民利益曾做出的犧牲和奉獻。希望通過這種重溫和對照，有助抑制黨內腐敗並呼引民眾支持。今天的中共在治理中國手法和實行的經濟制度讓正統馬列理論專家評論，肯定不是照著馬列主義本本交易去辦。但馬克思曾說過真理需要經過實踐檢驗，中共將其提煉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口號。這是中共之前依賴農民搞共產黨革命，之後推動改革開放，今天維持一黨制的最基本理論依據。但不管怎麽說，中共今天幹的，在馬列教義當中還是難以找到論據的。於是，打開始，中共就定下改革開放不搞爭論，只做不說的態度。實踐的結果，中共將中國從世界最貧窮國家級別變成中等收入國家，並且今天仍在維持全球較快的經濟發展步伐，頗有希望在不太遙遠的未來晉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共的辦法就是遵循、建設並引導中國社會實踐本文前述（第一部分）所列的人類社會經濟基本規律。這個基本規律也是地球上先進工業國家現在或曾經大致共同遵循的規律。換句話可以說，中共超越幾乎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建立了一個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特色的成功資本主義混合型社會。

實踐上的成功，讓中共在理論上陷入尷尬。因為名不正，因此言也不順。雖然理論跟不上實踐並不太妨礙實踐繼續深入，但這個狀況還是造成多多少少的困擾。中共成功的關鍵正是依照四小龍的模式，即在開放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以強力的政府計劃和幹預，推動和發展出口加工貿易。四小龍除了香港，其余三個都是獨裁權威體制，相同之處是都能有效長期提供經濟發展的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抑制各種幹預和阻礙市場公平有效運作的各種社會勢力，同時也提供給經濟活動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業某種程度的便利乃至支持鼓勵。西方先進工業發達國家有些在其經濟起飛階段也實施類似的措施。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中共的共產黨國家組織結構幹這種活，效率似乎更高。而且，因為本身的體量、國際戰略的機緣與同時存在的困境、本國發展歷史、和現有的工業科研教育之類的各種基礎等等條件下，在同西方進行經濟和其他方面的互動時，消化吸收西方知識的能力等各方面，中國取得的成就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不可以道里計。這也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特別懊惱之處。但中共在學西方搞發展之余，並沒有全面接受西方的政治價值體系。當年四小龍在發展階段也沒實施西方價值的政治體系，但至少在檯面上的態度認同。中共雖然在這方面態度低調，但不全面接受的態度明確。而且，中共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經濟模式來自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強調自己是一貫是社會主義制度。不過，中共並沒解釋為何自己認定同樣有相當甚至更高國有經濟和社會保障成分比例的西歐北歐國家為資本主義。如果中共的社會主義定義僅僅為是否由共產黨一黨執政作為標準，那麽顯然不是一種客觀的，對黨內外國內外都有說服力的態度，但中共有它現實操作和深層哲學上的理由。

西方今天的基本社會政治結構和社會各階層和政治派別形成共識的價值觀念，對推動人類社會發展肯定有其正面的進步的意義，也是西方民眾甚至全世界人民共同爭取的結果。但這種價值和由它導致產生的政治結構，對本國科技和經濟發展持續尤其是維持內部競爭能力方面有深層的，很可能有不能改變的基因層次的缺陷。引進西方政治結構和價值觀念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和國家競爭方面沒有一個有突出的表現，這個結果或者也是西方推動發展中國家接受它們的那一套的根本目的。不過，在西方價值觀標準被廣泛接受的環境下，西方政治結構背後的邏輯卻難以反駁。任何的反對意見都很容易陷入一種看似虛偽強辯的陷阱之中。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先進發達工業國家都采取這這種選舉政治，形成了西方制度與國家發達兩者互相關聯的印象，令這種政治制度對全球後進國家的人民更具說服力。因此，即使中共今天也將西方一些價值觀念寫進自己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中，具體有民主、自由、法治等。

客觀地說，中共在實踐這些價值上的作為，在世界上橫向比較還是明顯有限的。特別是民主，幾乎就是只說不做或做得極有限。在世人包括中國人眼中，這種堂而皇之的言行不一難以形成一種正面形象。世界上抗拒選舉民主政治的統治者當中的大部分的確可以說沒任何有道德價值的政治理念，其中很多集權統治者抗拒民主所持的理由恰恰是反共需要。然而路人皆知這些獨裁統治者反民主的真實目的是謀求個人和小集團的私利，所以普遍被認為是些壞蛋。即使其中一些的確為國家和人民作出或多或少有良心的貢獻，比方伊朗的巴列維、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伊拉克的薩達姆、利比亞的卡紮菲等，但他們統治下，統治集團內部明顯的私相授受特權利益和腐敗還是讓人民心懷不滿，最後一旦讓人民得到機會便揭竿而起，將統治者推翻（即使不少參與造反的人過後十分後悔）。當然，如果統治者有比較強烈的使命感和比較嚴格的自我約束，加上合理可行的發展和施政計劃和優秀執行力，像四小龍，非民主政體也的確可以為國家的發展和人民改善生活作兩個方面出奇跡般的貢獻。

然而，人民產生不滿的大背景是永恒的，因為欲望是永恒的。美好生活從來就不是一個定量，而是一個永恒的變量。當人民處於饑寒交迫，執政者給出了溫飽生活，人民會感激。人民習慣了溫飽，就會企盼小康。執政者完成了奔小康，人民也會再度感激。當人民覺得小康是理所當然後，執政者就需要提升人民的生活到更高的水平。一路下來總會有哪個台階，即使不完全是執政者的錯，理想的目標無法在期待時間內達到期待水平。那麽人民也會將不滿置於執政者身上。如果在此之上，執政者還有各種以權謀私的腐敗傳聞甚至事實證據，人民就內心不再願意接受執政者的統治，心萌換人的念頭。中共自己是個革命黨，褒揚歷史上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到洪秀全等一幹造反者，當然只能認可人民選擇自己的統治者是天公地道的權力。因此，當中國面對世界尤其是西方對其不民主，面對台灣香港居民批評大陸沒有民主，北京只能采取一種充耳不聞的態度。

這種令世人產生負面觀感的中國政治結構多少也影響到中國在未來一些關鍵領域的發展。比方政府對信息傳遞的嚴格控制會多少影響中國的科研開發的自由環境乃至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想象空間。比方中國的各種越來越依賴信息收集、處理、存放和運用的高科技產品與服務遭到海外客戶對自身信息安全的置疑。誠然，斯諾登、維基解密等許多渠道透露的信息顯示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企業存在不少非法或灰色手法侵犯民眾的信息安全的行為。但在西方權力被各種制衡監督之下，民眾至少感覺上認為自己有機會找什麽機構去投訴。但中國的政治設計在頂層是沒有制衡機制的，所有事情到最頂層都是幾個人甚至一個人說了算。隨著人類社會信息化深入，中國如何在這種政治控制體系下發展信息化智能化產品和服務進入全球市場茁壯發展會是個值得當局深入探討的的問題。譬如說，未來發展到像好萊塢電影《我，機器人》（iRobot，又譯作“智能叛變”、“機械公敵”）那樣非常可能出現的場景裏，世界市場能接受中國制造的家政機器人嗎？西方難道不會說到了北京最高領袖一聲令下的那個時候，全球都會讓中國造的機器人控制了嗎？

不過，目前的這種尷尬還應該遠未達到動搖中國當局的執政根基的程度。事實中國是全球大國當中政府受民眾信任最高的國家之一。保持執政地位，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自己的人民滿意，最差也要保持讓人民不會太不滿意。而讓人民滿意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用本文的話說，就是提升人民可到自己手中的財富。習近平在接任最高權力時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點出了共產黨維持長期保持執政地位的重點。改革開放四十年所積累的基礎以及中國目前所處的中等收入經濟發展水平，對中共持續快速推動人民可以感受得到的生活水平提升是個有利的條件。北京似乎也在做正確的事情，加大力度除貧，尤其對相對貧窮的中國中西部地區。中國還有非常廣大的低度開發地區可以吸收大規模基建投資。提高中西部和東部農村與偏遠地區的經濟水平對中國持續經濟增長措施有一石多鳥的作用。消減貧窮有利社會穩定，並提供制造業和服務業產品的廣大市場、容納吸收龐大基建投資、促進全國東西南北交流、消除城鄉差別等等。另外，當局還加大力度鼓勵支持科技研發。全球新財富和經濟增長點集中在新科技產品的誕生，並由此產生新的業態和市場，即所謂新的工業革命。中國今天在科技方面大致上處於同西方同一個台階上，換句話說，如果爆發所謂新一代所謂工業革命，中國不再如同過去兩百年一樣都處於局外人旁觀者的地位，而會是其中一個參與者，享受科技先發優勢，取得先挖金礦的資格。只要中共持續交出中國發展漂亮的成績單，它即使沒有在程序上得到人民的明確授權執政，也應該會受到人民實質上的支持。如果在此之上更維持較高自我約束的為政道德水平，那麽人民的支持會更堅實。隨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建設水平在世界上的提高，世界對中國的觀感也會朝對中共有利的方向改變。換句話說，中共維持目前的一黨制在操作得當的條件下還是有相當的發展空間，而這種體制，在實行正面或負面的施政效率都遠高於西方民主的對抗式互相制約甚至否決的行政過程。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共的執政成績記錄在改善人民生活這個基本點上，基本偏向正面。

政府施政成績的正面和高效，人民聰明勤勞，國家規模令人窒息的龐大，對於那些決不接受中國崛起的美國和西方政客是個相當絕望的局面。特朗普政府充滿了這類人物。無論是病急亂投醫或是經過深思熟慮，特朗普在進入大選年並且百年一遇的全球瘟疫的背景下，對華政策出現了各種令人詫異的極端敵意措施，有些甚至超越對冷戰時期的蘇聯，並且在台灣和南海問題上頻頻觸碰甚至跨越中國的紅線。這些動作的脈路指向一是意圖使美國與中國全面脫鉤，並依賴美國在西方的影響地位，推動整個西方同中國全面脫鉤。最核心部分是圍堵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打擊中國在這個領域的領先勢頭。二是美國增強對中國的挑釁，軍機軍艦加大對中國大陸島嶼的抵近偵察和在提升同台灣的官方交往，刺激中國全面提升對美強硬反應。

美國滑入衰落是華爾街資本運作和中國對機會精準把握，國民工業素質紀律和有效管治體制等幾個力量互動的結果，歸根結底是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美國如果無法直面自己的相對衰落的根由來自於自身的原因而采用拋鍋中國轉移內部矛盾，那無論用什麽方法對付中國，美國都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至於美國是否能夠達到其目的，將中國崛起硬生生地扭轉，打回四十年前甚至更多，完全失卻挑戰美國和西方的基本能力，像蘇聯蛻變成今天俄羅斯的情景，答案或者更多在中國一邊，即中國怎麽去應付美國的打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