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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的現象順談一點事物的本質 (三)a
2021/01/12 08:48:03瀏覽538|回應0|推薦2

(本文在20201227日第一次发表)

低調

擴軍備戰的目的並非求戰,而是止戰。況且,中國無論是公開說的,還是自己內心實際想的都是追求人民的美好生活,許中國人一個發達國家,並不是要稱霸統治世界。因此,在全速提升自己國防實力的同時,中國最明智的選擇看來仍然是選擇過去四十年來一直基本維持的低調。雖然國際上不少觀點認為中美難逃修昔底德陷阱,但中美必有一戰並非是個定論,而且,中美都清楚全面之戰無論結果如何,都會必然震動各自國本甚至影響整個人類社會。更重要的是,中美的沖突同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守成強權與新興強權的沖突有關鍵和本質上的不同。前文多次尤其是第一部分有特別討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人類集團對資源的認識集中在土地和人口,而且對資源的占有是排他性的,你有我無,不共戴天。這裏並非強調對手之間有否深仇大恨,而是傳統資源和財富的獨占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占了中國這塊地盤,中華民國就不能繼續存在。二戰之後聯合國成立,在美國主導推動之下,人類社會摒棄自有史以來就存在的使用軍事力量侵犯吞並他國弱肉強食的競爭模式。自此之後,世界上各國國界大規模的變更基本都是國家內部力量促成的合並或分裂。合並是基本和平,如東西德統一。分裂有和平像捷克斯洛伐克,有暴力像南北蘇丹。但一個主權國家像以往一樣以武力吞並另一個主權國家的行為已經不被國際社會接受,像伊拉克吞並科威特。這種摒棄以武力征服、吞並、殖民、奴役的國與國之間競爭形態的新型人類國際社會結構至少至今也維持了七十五年。世界強權美蘇英法雖然都牽扯進不少軍事行動甚至大型戰爭,但至今沒有一個將戰敗國吞並據為己有的案例。而唯一實踐這種古典領土擴張的薩達姆伊拉克迅速被聯合國授權的國際聯軍懲罰,被迫吐出已經吞下去的科威特。另外,全球範圍民族與國家意識的高漲,用武力強行征服和統治一個不接受不服從不合作心懷不滿的人民對征服者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下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吃力不討好工作。這個情況無論對作為征服者的國家和其統治集團都看似是個賠本買賣。因此,這種排除武力吞並國家的國際環境在可見未來似有可持續的基礎。

在這個人類社會新常態之下,國家之間在和平條件下的競爭轉向科技創新與創造財富兩大方面。這個局面雖仍持續了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先進發達國家在人類社會所固有的競爭優勢,但同時降低這些先進工業國之間的武力沖突危機以及所附帶的成本。在和平環境下,競爭的勝負不再強調你死我活。商業活動在本質上就帶有共贏的特征。特朗普執政團隊對中國再苦大仇深,也希望中國買美國的大豆玉米。同一個道理,美國即使在同中國競爭當中逐漸喪失上風,並不代表美國就失去生存條件,乃至於失去發展反超的機會。換句話說,中美和平競爭,美國不接受失利,想將對弈上升到用軍事手段是有點反應過度,如果再上升的拼命的高度,要決一死活,那更加屬於神經失常。但世界上總有些下棋打牌輸了要同人拼命的瘋子。特朗普執政團隊多次表現出非理性甚至瘋狂的決策模式。而將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的美國人也從這次疫情許多反智和非理性的言論和行為模式上,反映出即便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科技水平最高的國家,國民集體,更重要的統治精英某部分集體判斷不一定經過大腦的審慎思考。

無論是科技創新和創造財富都是人類交往的產物。人類歷史顯示科技創新和創造財富兩個方面的成就大致都同社會對外開放程度成正比。相反,封閉的社會一旦要被迫面臨外來競爭都處於劣勢。近代中東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面對西方列強打上門的競爭所呈現出來的頹勢,印加文明阿茲特克文明在歐洲人的沖擊下甚至徹底消亡的案例說明了這種特性。這個特性像生命的進化,即單性繁殖的生命---每個世代都是上一個世代的完全克隆體,遠不如異性繁殖---每個世代都吸收不同的基因提供優勝劣汰的機會,讓生命衍生出更強大的變換環境適應性和生存能力。

中國在中美競爭格局中表現出來上升的趨勢,沒理由要破壞這種有利於維持自己競爭勢態的整體環境。美國則不然。在上臺前就以強調會對中國不利的特朗普能得到足夠的選民認可,說明了美國開始對這種國際環境以及走向負面看法已經形成了共識。特朗普上臺後對華強硬措施,即使中美雙方以及整個世界都有所預料,但其強烈和極端的程度還是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之外。這種敵對姿態,必然會刺激中國當局、媒體以及相當一部分民眾的神經,形成一種反制的敵意。雖然中美武力沖突會對兩國乃至全球必然會造成難以估量的巨大打擊,但美國在軍力和其他全面戰爭要素當中的大部分項目上仍然明顯具有對中國擁有優勢是雙方都知道的。此外,軍事上除了小打,即沖突限於單個或有限幾個地點、無傷亡或者少量傷亡、時間以數小時到數天為限,或大打,即雙方動用常核武器對對方不分青紅皂白、務求徹底摧毀對方一切目標的打擊行動,任何不大不小的軍事沖突對中國的傷害會大於對美國的傷害。因為對中國的傷害將不僅僅是軍事上難以預料的勝敗局面,更加是對中國發展環境的破壞甚至摧毀。而後者恰恰是美國鷹派所追求的戰略目標。

然而,即使對於習慣於想打誰打誰的世界霸主美國,對發動對華戰爭這種必然會撼動國本的動作還是難以凝聚精英的決心和民眾的支持的。此外,中國畢竟是美國所面對除高峰期蘇聯之外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有確定能打擊美國本土目標的核常兩類武器,其中一些武器的技術水平還明顯在美國之上。同中國開戰,美國必然要進行至少在軍事範疇最高等級的全面動員。即使外界相信中國的軍力目前明顯相對弱於美國,但戰爭的結局必然由不得美國單方面控制,甚至僅僅要準確預測。而且,美國以前同當年力量相對更薄弱的北京政權所作的多場軍事較量結局都對美國不利的過往記錄不可能對美國決策沒有心理陰影。一句話,美國要打中國,極不容易。

因此,對於美國要不顧一切鐵了心要打中國的極端鷹派,達到發動對華戰爭目的的可行辦法就是刺激中國作出反應倒轉刺激美國,形成一種推動雙邊關系進入螺旋式升級敵對狀態,最後真的進入戰爭狀態。當年美國對蘇聯並沒有玩這種遊戲。美國上下都非常清楚美蘇之戰的結局就是同歸於盡,刺激蘇聯也等於拿自己的生存開玩笑。但中國不是蘇聯,還未達到蘇聯的打擊能力。同時中國長期也表明無意同美國同歸於盡,只追求維持最低核威懾,還宣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個情況明顯給美國一個戰略選擇上同蘇聯對弈上的差異。如果一個掌握核按鈕的美國政客敢想別人不敢想的,敢做別人不敢做的,那麽同中國大打,用十萬、百萬甚至千萬美國人的性命,換取數億、甚至十數億中國人和中國目前國家形態的滅亡,在技術上並非不可行。或者整個人類包括美國人民都會事後譴責乃至懲罰做出這種超越瘋狂行為的美國政客,但客觀上沒有制止這樣級別的悲劇發生的機制存在。蘇聯人完全不相信會有這樣的機制。因此建立足夠的報復力量,保證絕對不會有任何生存下來的意識形態最極端的美國人或西方人會感激這樣瘋狂政客為保障美國和西方白人在人類社會的長久霸權地位而作出的自我犧牲。

中國自然看透美國最近的一系列表演,對應方法不亢不卑,表現出很大的克制。反應基本是以對等或更多是低半等的方式進行。並沒有給出特朗普團隊鷹派預期那種雙方你來我往互相討打的場景出現,事情成了美國單方面的咄咄逼人挑釁和不斷的自我提高調門叫陣表演,除了專門針對台灣方面的威懾行動之外。不過,對中國的問題不是控制自己的行為,而是控制中國社會的情緒。一方面,當局需要中國社會產生一種對美國打壓挑釁的同仇敵愾,團結一致對外。另一方面,這種對美國與西方不滿的情緒如果太強烈,會導致民眾將不滿轉向負責處理對美國關系盡量不崩盤的政府導致形成對政權得挑戰。海外和網上都出現了不少對中國沒以更強硬態度反制美國對中國的強硬姿態的不滿,其中不少言辭激烈,直指當局投降賣國。這些批評者認為按照自己的看法去做才最符合民族利益,而當政者軟弱無能,甚至為個人和小集團私立出賣國家民族利益。

不過客觀說,中國的批評者的批判武器無論是態度還是行動還是相對非常溫和的,罵賣國賊已經到頂。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在美國的打壓之下,日本國內民眾和軍政界對那些主張或實施對美國采取溫和立場的人物,無論是新聞從業員到議員到內閣大臣乃至首相甚至軍方高級將領,包括了後來美國恨之入骨的海軍大將三本五十六,都被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器的批判。這樣的批判強度和全民戰鬥意誌高漲的之下,日本最終如這些大和熱血死士們所願,走向同美國決鬥的道路。如果當年由那批該死的“賣國賊“說了算,日本或有可能不會挨原子彈。這樣一來,中國東北甚至華北有大概率變成獨立國家(當年蘇聯就已經承認了滿洲國)。今天的中國大概也可能省了統一台灣的想法,台灣獨立會是日本人的煩惱。

簡單地說,就是中國應該全力準備打,但同時全力避免打。中國仍需穩住陣腳、沈著應對,今天還遠沒有張牙舞爪的資格。而且也沒那個必要。況且,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確在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當中賺了,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搶了飯碗不是完全沒道理,不高興是人之常情。中國社會或者無需對美國人的情緒過度反應。

備戰與低調是應付外部對中國崛起所形成的挑戰。但老生常談是對的,一切生命的終極挑戰來自於自我。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要進步,是需要自身進行不斷的改革以適應生存和競爭的條件。

 

改革

競爭勝負的關鍵在於生命自身的因素,其次才是競爭對手和環境因素。人是生命,而國家是人的一種集合形式,可視作生命的衍生體,具備生命特性,因而也受生命規律的限制。

自漢朝起,中國開始了解遙遠的西方有許多與己很不同的、有規模的人類社會。到了元朝,更加清楚認識到自己處於一個充滿其他人類文明、民族和國家的龐大世界之中。元朝、明朝、以及清朝前期七成的歷史裏,中國並不感覺那些遙遠的人類社會對自己有什麽重要性,自然也沒認為對自己的安全會產生什麽影響。強烈的文明自負和農耕社會的保守,中國,至少主流社會,基本不屑去主動了解探索和聯系那些遙遠的社會,查探一下大地的盡頭究竟是什麽回事。直至清朝晚期,那些遠道而來的西洋紅毛綠眼才開始成為了一個大問題。但晚清朝政僵化腐敗,內外憂患,連彈壓各地造反,朝廷也沒錢沒兵,要靠各地財主們出錢出人替朝廷續命。這樣的主政者自然無力也原本就無意了解西方的進步,集聚精英和民眾形成共識進行必要的改革推動社會進入工業化。到了武昌起義時,清朝的垮塌完全是摧枯拉朽,一推即倒。民初的情況比晚清更糟,國家碎片化,僅存一個名義上統一國家,實際由多個政治中心和軍閥集團割據,待大多數的政治集團沈澱到在名義上膺服於一個政治中心時,國家只有十年大致和平環境發展經濟,雖然可憐僅有年均3.9%的增長率,仍被稱為民國黃金十年。但仍點綴著國共內戰和九一八事變日軍占領東北三省等內憂外患。隨後國家進入全面對日抗戰,緊接再國共全面內戰,直至國民黨敗退台灣,共產黨建都北京,成立人民共和國。

中國近代的孱弱衰頹原因眾說紛紜,被清朝、民國、人民共和國三朝官方都認可的觀點指向帝國主義的侵略蹂躪。兩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中法戰爭、對俄割讓領土、甲午戰爭、抗日戰爭等等自1840年開始超過一百年時間讓列強踩在地上打的悲慘歷史,毫無爭議地支持這種觀點。這三朝之間,後朝也將前朝的數說一番。作為最後也是今天仍然在位的人民共和國,國家苦難遭遇便是帝國主義(外國強權)、封建主義(清朝)和官僚資本主義(民國)所謂三座大山的錯。客觀證據或也能支持這個說法。但中華民族過去的幾百年來未能維持之前數千年的發展優勢,未能抓住歐洲各小國乃至到連東鄰日本能抓住的工業化機會,落到一個被欺負的田地,要說錯全都是別人的,似乎並不太全面和有說服力。從日本明治維追隨西歐人成功走向工業化,從四小龍追趕西方工業化的成就,從中國改革開放迅速工業化等客觀發生過或者正在發生的情況看,東亞文明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出可以接受、並且成功推行足以同西方先進國家競爭的工業化變革。然而,相對於日本的工業化進程,中國大陸大致遲了一百年,吃足了一百年的苦頭,受足了一百年的淩辱。雖然後世的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可能會提出許多中國沒能工業化各種理由,但許多記錄顯示在當時中國與日本同時甚至比日本更早,接觸西方的思想和科技。早在乾隆時期,西方工業革命前夜的各種科技進步信息和實物產品,從天文地理到冶煉機械都呈現清朝執政集團手上,早於日本黑船事件一百年。清朝廷視那些科技成果為雕蟲小技、奇技淫巧,不值一哂。1865年,中國出現第一條鐵路,1876年中國出現第一條營業鐵路,兩條鐵路都被官家以民眾恐懼或破壞風水之類為由而拆毀。1872年日本第一條鐵路通車,雖然當年日本社會對鐵路的恐懼和負面批評不亞於中國,日本天皇睦仁(明治)卻親自出席通車典禮。拒絕西方引領全球的工業化進程是當年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即使當年已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無懸念地被西方遠道漂洋而來的小股無援孤軍打敗,中國上下似乎仍然無法決定需要改變一些什麽去防止這種窘境再度發生。結果窘境沒完沒了接著來。最後被自己千年的學生打得幾乎亡國,被迫在死亡的面前發出最後的吼聲。所幸中國還是在被打得幾乎亡國的情況下開始改變了自己的睡獅狀,一覺醒來,世上已百年。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成就和挫敗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由它的領袖演示出來的。過去幾百年中國在西方的崛起的背景下滑向頹敗,朝野一代代領袖們還泡在混沌之中不知發生了什麽。到了百多兩百年前,精英們才感覺到事情不太對了。接下來真的太不對了。中國面對一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中的世界。特別甲午戰爭對中國從最頂層的皇帝到最下層的讀書人的震動觸及到了內心的最深處;連小日本都可以如此毫無懸念打敗中國。接踵而來的敗局刺激一代代不少中國精英願意付出自己個人利益以至性命去尋求救國救民的方法。中國由此進入了在歷史上從未曾有過的並非僅僅系名為替天行道實為爭奪榮華富貴的改朝換代,而還有要追求國家和民族生存、拯救民眾於水火、實現天下大同的等有著更高層面現代哲學意義目標的叠代革命。最後,勝出的人民共和國領袖們都是些身經百戰九死一生,同時擁有高度熱血激情與冷酷理智的鐵血鬥士。毛澤東周恩來等眾多中共領袖為信仰所作出的奉獻和犧牲以及身後無私,世人有目共睹。這些人的努力,將古老的農業社會改造成一個前所從未有過的高度組織和軍事化的現代國家,頗有清除宋明以降揚文貶武的糜爛頹廢之風、重拾漢唐盛世尚武之氣的模樣。抗美援朝的勝利更加成功找回民族喪失百年的自信心。不過,推動能令國家強大的工業化進程並不能僅靠激情和奉獻。即使能一時集中國家力量成功啟動工業基礎建設也並不意味工業化進程就此產生自發動力推動自身持續前進。中國自己的實踐結果和其他共產黨國家的發展狀態,無一不顯示自己所選擇的發展模式在全球競爭環境下並不成功,同革命初衷的願景並不吻合。於是,中國需要改革,在這個令人失望的背景下,在以人民福祉為己任的當年革命領袖們看來理所當然。其中一個解釋改革的理論是要補課,要補中國當年沒完全實行過資本主義的課。

這就產生了問題。資本主義或稱市場經濟運作的驅動力是追求利潤,而追求利潤的驅動力是滿足個人欲望。但共產黨的教義是消滅資本主義,追求社會平等,要求黨人無私奉獻,抑制個人欲望。共產黨領導國家補資本主義的課是人類社會政治上最大的矛盾體。故而毫無意外地,中共在改革開放後全方位腐敗而且越演越烈,到了無可掩蓋否定地步。中國政治體制和權威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下來還可以有效運行,沒有陷入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失敗狀態或爆發社會革命,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高速發展,創造出來的財富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其次是政治管治結構還沒有崩塌,官員還幹活,再有是中共的體制內還有包括在最高層的官員無論是因為主義信仰或是繼承儒家士人憂國憂民傳統,然存在一些自我節制和能維持一些為政道德底線,多少還在意一點身後的歷史評價並以此形成一點制約。中國政府在這種腐敗還在可控範圍的狀態下,相當高效地觀察學習西方成功治理國家和發展經濟的知識經驗,並形成正確的政策和改革貫徹到自己的環境當中,取得相當輝煌的成效。再往下一步,改革怎麽走,國內外的人都在看。

繼續改革方向在何方?中國最主要的學習對象同中國鬧得越來越不愉快,中國社會反西方的情緒也隨西方對中國打壓的高升而高升,況且中國從開始就相當明智地拒絕完全移植西方那一套。但作為持續領先世界首先進入工業社會並長期維持對其他人類文明優勢的西方當然還是有它值得借鑒的地方。成功的資本主義國家當然不僅僅采納一種較為符合人類社會本質規律的經濟行為模式,更重要的是有一套規範這種經濟行為的方法。這個方法並非是西方政壇和學界左右派一致大聲嚷嚷四處販賣的民主制度。相對而言,西方國家往往並不特別強調這種方法對於國家和經濟運行的關鍵功能,這個方法就是法治。

坦白說,大部分中國人尤其是精英層並不怎麽相信法治。雖然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但完全沒有法治這個傳統。因為自己沒這個傳統,所以中國人也普遍懷疑西方的法治是否確實存在,批判西方治理結構的一切包括法治虛偽的說法在當代中國社會是顯學。不過,中國政界商界精英們內心還是認為西方的法治並非僅僅是表面功夫。中國人無論左翼右翼,無論是以前現在,無論是大陸台灣,在境內惹了政治麻煩,得罪了權貴,甚至僅僅因為賺到了大錢感到不踏實,帶著家小細軟,甚至只身出走,要不跑香港(當然是以前),要不跑歐美。盡量避免去那些像緬甸泰國菲律賓之類第三世界國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認為這些地方法治健全,對自己人身財產安全比較有保障。腳比口實在。客觀地說,西方發達國家的法治體系的確是一套相對獨立於行政體系運行的治理辦法。而且西方整個社會,特別包括各級行政體系給與司法體系認真的尊重和服從,的確在人類社會當中處於一個高水平的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往往一手遮天橫行無阻的政軍警特等強力部門的首領,換作在法治國家裏的對應官員不僅不敢也不能推翻---甚至僅僅藐視---司法裁決。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制度,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化的傳統。在這種環境下,法治國家的司法系統的確能夠為社會提供一套對行政系統有效的制衡機制,同時為社會運行上維持公平正義提供一套有效的控制手段。而且更關鍵的是這套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辦法已經為全球各種不同文明傳統的社會,包括了中國自己所接受。社會與市場的公平正義,正如本文前述,是經濟持續不斷發展與培育保障社會各種創新尤其是科技研發創新的重要環境,也是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重要分野。當然,社會公平並非僅靠法治,但法治是建立和維持社會公平重要一環。另外相同重要的一環是平等。中國註重平等而欠缺法治。

中國目前社會公平狀況並不算差,但基本是基於由執政者對社會不滿導致動亂的畏懼,即膺服唐太宗李世民的水可覆舟的忠告,同時當然也有一些執政者基於本身的信仰和道德使命感自覺自律來維持。不過,這個狀況必然同中國千百年歷史中重復演示的一樣,隨著時間推移,總有執政者不自律也不畏懼歷史規律,破壞公平公義強謀私利,最終引爆新一輪的革命。人類社會至今的實踐經驗顯示,似乎只有健全的法治系統能維系某種程度的社會公平公義的可持續性。

北京當局似乎也認識到法治對中國持續發展的重要性。近年出臺不少推進法治的動作。在中國這樣規模國家和悠長歷史傳統的文明裏,建立完善一種全新的認知和習慣體系自然不是一個一蹴而成的過程。僅司法從業人員特別是法官的業務素質就會是一個巨大問題。中國大陸司法判決,尤其是基層司法判決的法律依據、法律邏輯甚至常識邏輯錯亂的案例不在個別少數。法律體系是人類社會治理當中高度專業化的一個領域。法律人專業素質不夠就一切免談,就像財會人員不懂財務賬目一樣,所有的結果都是沒有意義的形式。除了司法人員素質之外,中國司法還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存在司法腐敗和程序粗糙甚至完全藐視程序的問題。中國近年陸續出現各種司法改革改良措施,包括對司法人員的培訓和考核以及對法官判案的終身負責制度,應該會讓公眾建立對司法系統的信心和永久性建立專業水平的司法結構有所幫助。但法治最終的標準不是僅僅要求司法專業負責細致,而是置整個社會無死角地覆蓋於法律規定之下,在法律範圍之內操作和活動,沒有例外。中國目前仍然對如何做到這一點態度特別模糊,僅宣稱要“依法治國“,而不願意說明,治國的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是在法之上還是也如同被治的國一樣,在法之下。

法治,如同民主、自由等西方所宣揚的其他普世價值元素一樣,在西方社會裏的功能是制造個人和群體的心理滿足狀態,從而達到社會可持續的穩定,為民眾生活和各種活動提供一個和平的環境。不過,西方在向落後國家說教時,更註重向其民眾鼓吹民主自由。其結果是落後國家幾乎沒有例外地陷入混亂失敗,喪失同西方發達國家競爭的基本能力。歷史客觀事實是,人類社會在工業革命以來成功案例的發展次序基本一致;即首先通過實施法治,輔以其他手段達到社會的持續穩定,然後通過工業化進程快速創造財富,隨著財富的擴張,人民教育與知識和自律程度的提升,隨後來才逐漸擴展民眾政治參與和解除一些傳統的思想和行為束縛,達到所謂的選舉民主與言論行為相對自由的境界。這個過程次序的排列至今沒有例外。而法治的因素一直貫穿整個社會發展進程。如果次序錯了,先在社會推動民主自由,社會能量先導入政治而非經濟,導入解決財富存量的分配而非財富增量的創造,結果是社會對立而非融合,破壞而非建設,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惡化漩渦。

大多數落後國家在工業化方面要走第一步,建立社會穩定次序時,往往要使用一些未必得到全民支持的手段,比方使用暴力等手段來維持社會穩定性。如果沒有民眾的合作和支持,即使措施能發揮一定效果,持續性也有問題。因而,建立健全的法治,規範所有人特別是執政者自己的權力和行為,是執政者需要走的第二步。像中國這樣一個沒有法治傳統,“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思想影響深遠的社會,要推行建立能植根於整個社會,尤其是必然限制規範社會精英與領袖們手中的權力的制衡機制,沒有數代社會精英特別是政治領袖們一代接一代在的認識上覺悟、行為上自我節制和個人利益上奉獻是不可能成功的。

( 時事評論國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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