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與速度的辨證關係，我還要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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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說日本人走路很快。

大阪鬧區新阪急飯店的地下一樓，銜接地鐵站及地下街，接近交匯點時，透過隔音良好的玻璃門，眼前彷彿電影螢幕，垂直矩形的，無聲放著著快轉速的影片，閃過一個個交錯、肩摩踵接的行人。推開玻璃門，整個人立即掉入激流，來不及觀察每個臉孔。

清晨出了大阪地鐵站。遠遠看去，陸橋上擠滿行人，很快很快地走著，真正的川流不息。不過，我很快發現日本人走路實則並不多快。那種川流不息、幾乎令人窒息的感覺，主要是因為他們太守規矩，一律靠左走，絕少有人逆向；因此你來我往，速度相加，令人目眩。

人潮、車潮的日日磨蝕，日本人似乎沒因此焦躁。不像台北的開車族，罵人、被罵、開打，常常沒什麼道理，只是不爽。眾人急呼呼趕時間，也許只是換個場域，到下個紅燈等待。

一九八八年，我從廈門到泉州，汽車走了兩小時。五年後，我從廈門到泉州，汽車多了，我搭的車包括逆向行駛的奔馳，走了五小時。同樣的川流不息，給我的感覺全然不同於日本，前者過度雜亂、喇叭聲四起，後者整齊劃一、安靜行車。

而廈門、泉州的攤販文化，五年間趕上台灣五十年建立的的水準。新闢的大馬路旁，純閩南式馬背屋頂建築與現代化玻璃帷幕牆大樓並立，歷史與摩登之間沒有時間差距。

不過七百年前，一二七一年，馬可波羅從威尼斯出發，花了三年半時間沿絲路前來中國時，東方還是個想像的世界；在後來幾百年的歐洲圖畫中，蒙古大汗還被繪為高頭大馬、金髮白膚的。而不過二十五年，當馬可波羅從泉州上船，走海上絲路回威尼斯時，航海科技進步，讓他只花了兩年半時間。

相對於人類文明的千年、萬年，馬可波羅的遙遠旅途，不過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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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初我搭機前往英國，飛越威尼斯上空時，離台北只有十幾小時的時間，離馬可波羅一二九八年口述東方見聞給作家魯斯梯謙從而寫成《馬可波羅行紀》的時間，恰恰七百年整。

歷史的時間急迫感，到了英國倏忽變得優雅從容。時間甚至是停頓的。

英國保護古蹟成痴，在倫敦，新建或改建房子必須與鄰近房屋風格搭配，而鄰近建築多的是維多利亞式、都鐸式等等屋宇，除了極少數玻璃帷幕牆大牆突兀矗立，倫敦基本上是個歷史之都，凝固了歷史間與時間。英國滿足了異民族旅客的尋奇之心，英國的建築師卻可能很寂寞，因為他們沒有太多發揮空間，無法成就建築大業。

北英格蘭和北威爾斯交界的契斯特(Chester)，全鎮就是一座博物館。它的開發，只比基督出生晚了約五十年。水門街一家服飾店地板留了一個正方形的洞，用四根銅柱搭著紅色絲絨帶子圍起來，往下看，地下室有一根羅馬要塞的石柱遺址，四周依舊是服飾櫃子。T恤、牛仔褲，附贈西元五十年羅馬統治英格蘭的歷史見證。

一間地下室酒吧，就取名水門街。它是全部由大塊岩石建造的「石窟」，也是出土的羅馬要塞遺址，因為千餘年地層沉積的關係，變成地下室。門口牆上的銅牌記述了它的歷史，顧客彷彿就是古羅馬士兵，卸下戍衛任務的鎧甲後，暢飲金黃泡沫滿滿溢出來的冰涼啤酒。

契斯特窄窄的石板路沒人想要拓寬。路窄就開小車，也不停車，不併排停車。老街不拆，兩旁稱為屋列的黑白格狀的木建築，就把契斯特像電影般停格在一四八六年的段落；這種屋列建築類似香港中環所見，把各幢建築二樓的騎樓相連，最早可以溯及一四八六年。

物理學的「測不準原理」，是從觀察原子、分子的活動中發現：所有現象只是特定時空中的一瞬，當我們把它「定位」下來研究時，它已成為過去，已非現象的最新存在狀況，因此我們永遠測不準分子、原子的活動與結構。

在時間長河的流變裡，從測不準原理來思考歷史，也許到京都的旅者、到契斯特的旅者所看見的停格歷史，和到大阪地下鐵出口、人行陸橋所看見的川流不息歷史停格，有些本質上的同質性吧。

就如英國的巨石柱群，同時鎖定了過去與現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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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去了威爾斯，才知道威爾斯人(Welish)不是英國人(English)，他們不同於英格蘭(England)。而我們熟知的石中劍傳奇，不是所謂英格蘭的英國傳奇。威爾斯國歌中對他們世居之地充滿驕傲與孺慕之情，它形容威爾斯是「詩人、歌者和顯赫之士的國度」，而威爾斯西南邊以蓮花池和沼地著名的波雪頓，據說亞瑟王拔出石中劍的沼地，就在這裡。

我在下午四點零一分抵達巨石柱群，而四點整是停止售票的時間關卡，四點半打烊。英國人一絲不苟，毫不同情來自遠東飛行十六小時的旅者，售票員的表情沒有抱歉意思。

一分鐘，也許只是各人手表誤差的結果，卻決定了一個歷史與場域的片段。標準時間所在的格林威治在倫敦，是英國人養成時間觀的原因嗎？

英國的PUB晚上十一點打烊，同樣一絲不苟。十點四十五分，酒保會揚起玻璃杯用茶匙叮叮敲著喊︰last cup (最後一杯)。每日作息時間，十五分鐘的提醒，就如同石柱群的參觀，有半小時的時間方便清場。不因顧客耗費多少光陰來自何方而更改。

新加坡，從前的英屬殖民地，熱鬧的大街烏節路上高樓大廈林立，一派現代化國際都市景況。凌晨兩點，轉進微微陡升的翡翠丘街，兩旁盡是PUB，混合著中國閩南與南洋風格的建築，彷若走近時光隧道。

其中一家類似台北迪化街老店的，狹長而暗，中間天花板開著天井式的氣窗。進門一地落花生殼，走起來剝剝有聲，金髮藍眼珠、黑髮黃皮膚的酒客擠滿一室。最靠裡邊黑鴉鴉的牆邊，高起三階，端地兩張鴉片床式的大木床，半躺半臥幾個洋人男女，端著啤酒啜飲，抽著怪味的香菸，也許是大麻，也許是鴉片，也許是某種集體記憶。那個高喊beer，還要再一杯啤酒的金髮青年，一口英國腔，說的卻不是last cup。

在台北東區的PUB，從未聽過︰last cup。台北畢竟不是倫敦，雖然時間拉近了距離，距離畢竟還是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