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杯騎士與特洛伊木馬】2016/7/28

為什麼歐洲遭受恐攻我會心痛呢？理由很簡單，像顧城的詩句「我所有的夢，都是從水裡來的」（〈頌歌世界˙來源〉）：我幾乎所有的夢都是從歐洲來的。所以對於阿富汗和土耳其的恐攻我相對無感，這當然是合乎人情的，因為那些國度並非是我自作多情的認同對象。

精神分析告訴我們說許多重要的東西其實都是幻象，也說，沒有解除不掉的幻象，但也說，並沒有甚麼非解除不可的幻象。歐洲實際上怎麼樣（如果有這樣的存在）對我不重要；我怎麼自由地想像它，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歐洲，不管是達文西所說的越認識越愛，還是歌德所謂的越愛越認識，就是我要認識、要愛的東西。正因為我是局外人，才可以完整無暇地把歐洲想像成「我」，那是一種「更高的我」，或是理想的我。所以，我當然會很自作多情地期盼這些孕育了荷馬、蘇格拉底、莎士比亞、米開朗基羅還有巴哈等人的國度不要受到傷害，這樣彷彿也傷害到我了；我當然亦會很自作多情地祈禱這些國度不要有朝一日風水輪流轉而淪為二等（乃至三流以下）國家，這樣我會悶悶不樂，像是自己的人格也被貶低了。

當然，容格說，投射的理想越是光明強烈，陰影就跟著越陷越深。克萊茵說，超完美媽媽跟邪惡的母親都是自己的偏執分裂症所製造出來的產物。對我而言，或許許多歐洲人也如此認為，歐洲過往所累積的所有陰暗面似乎已經被希特勒一個人消化殆盡，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一個本質上就是毒蠍的人了。這無疑太天真樂觀了（君不見「法西斯」一詞已經從邪惡之轉喻變成了邪惡之隱喻了？），雖然我也很想這樣天真樂觀下去。

如今，恐攻所造成的歐洲人的恐懼、迷惘、多疑，就是我的恐懼、迷惘、多疑。就某個角度而言，疑心病比愛憎分明更顯得有人格瑕疵。相反地，我但願歐洲，其實是但願那個更高的我，是個聖杯騎士，是個帕西法（Parzival），不，是個加拉哈德（Galahad），整顆心堅定純潔得容不下一絲的污染，這樣才配手持聖杯。與其說那是天真，不如說是如柏拉圖的「善高於本質」的信念，是把自己託付給良善力量的決心。

引入歐洲的特洛伊木馬裡面有兩種東西，第一種是恐怖攻擊，可能來自於移民、難民，或是非法入境者，或是被引發仇恨的，或甚至根本也沒甚麼仇恨可言的。這些都是蠍子。第二種東西是疑心病的病毒，這是對人性的失望與失去信心。當青蛙們發現背上的蠍子無法不螫人，疑心病就有了它的正當性，在青蛙當中蔓延開來。當我對照這則古老的寓言跟今日的世界，心頭也已然被螫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