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地主狗崽子葉秀珊”，“葉秀珊不投降就叫她滅亡”。“打倒封資修教育路線”，“盧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是在一間小學的天井，一群手臂上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學生振臂高喊著。在這群學生的前面，是一張背靠著課室牆壁的乒乓球桌。球桌上併排站著兩位老師，雙手被反縛著在身後，近90度彎腰低著頭，頭上戴著尖頂的高帽，頸上掛著一快牌。站在右邊的是教高年級語文課的葉秀珊老師，牌上寫著“地主狗崽子葉秀珊”。站在左邊的是學校辦公室主任盧老師，牌上寫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盧XX”（慚愧忘了盧老師的名字了，他右腿有殘疾，平時走路一拐一拐，記得他還兼任一些班級的課）。球桌上，在兩位老師的旁邊，站著幾個紅衛兵學生，有二個手上拿著武裝帶，時不時用手把兩位老師的頭往下按，嘴裡喊著“低頭，低頭認罪”。台下的學生又跟著高喊“低頭認罪”，“低頭認罪”。

   一九六六年，在我小學五年級時，“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停課了。我依然想望著學校的學習生活。有一天我一個人回校去看看，這是我回校看到的一幕。我不知道他們是那裡來的學生，也不知道他們為何這樣深仇大恨虐待老師。深受驚嚇，我在不太多人圍觀的人叢中站了一會兒，就離開了。因為老師深低著頭，我沒有看到他們眼裡寫滿了的是什麼？在回家的路上，我滿臉的不解，怎好好的老師就變成地主狗崽子？變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呢？平時就是給我們上課，批改作業，學期結束時召開家長會，關心著每個同學的成長。輔導員教我們唱的也是“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歌。這是我離開小學時滿腦子的疑惑和惡夢般最後的記憶。

   從那以後，漂泊人生，天涯兩隔。重回小學母校，已是幾十年後的事了。原來由一族姓詞堂改建的小學，已變回族姓詞堂，學校已不復存在。人們都說 “近鄉情卻”。而我，多想尋回小學時的老師。教語文課的葉老師；教算術課兼班主任的梁聘珍老師；教圖畫課、上了年紀的黎老師；教體育課、年輕的黎老師；還有一位年輕的少先隊輔導員李老師。即使約請他們飲餐茶，食餐飯也好。然而，倆老師能熬過那場運動中一場又一場的批鬥嗎？能熬過其後的抄家？能熬過非人的“牛棚”日子和沒日沒夜、沒完沒了的寫檢討、寫揭發材料、“鬥私批修”嗎？敬愛的老師，我們再也無緣相見了。

   葉老師是我們四，五年級時的語文老師。個子稍高，身材壯實，約五十歲，一頭短的電發披了些許銀絲。也許是常常批改語文作業到深夜，致睡眠不足的原因吧，兩眼有明顯的“黑眼圈”（個別調皮的同學背後稱她“黑眼圈”）。校園裡，平時她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左手在腰間攬住50多本同學的作業本，右手常沾滿白色的粉筆灰。

   課堂上，她常常左手拿著翻開的語文課本，在教壇旁，在同學的課桌間，邊慢慢來回走動，邊用富有磁性、感性的聲音朗讀課文。或在黑板上寫下一些形容詞，副詞，名詞等，解釋這些詞及其作用，或講解課文的中心思想和課文的分段。有時她也給同學佈置作文的作業，如寫日記，週記。尤其是班級出外旅行，如清明節去烈士陵園掃墓，回來總會佈置同學寫一篇旅行記。在一堂課快要結束前，有時她會給同學朗讀同學中寫得好的作文。記得有一次，我在清明節班級去烈士陵園掃墓的旅行記，老師在課堂上朗讀了。今天想來，大概是在作文中，我模妨在課外書中讀過的話吧：“清晨，當東方出現魚肚白色......。中午，太陽高高掛在天上......。傍晚，迎著晚霞，我們一路歡歌，紅領巾在眼前晃動......”。然而，對一個學生來說，這是多大的鼓勵啊。

   疫情之下宅家的日子，近日讀了巴老（巴金）寫於一九八三年的《病中集》。在 “掏一把出來” 一章，巴老在文中寫道：［在某一個長時期，私人信件常常成為個人的罪證。我有一位有才華、有見識的朋友，他喜歡寫長信發議論。反右期間一個朋友把他的信件交給上級，他終於成了“右派”。後來他的“右派”帽子給摘掉了。過了幾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個做教授的朋友給抄了家，拿走了他的一疊信，“造反派”學生根據信件又抄了他的家，並促成他的死亡。所以到今天，還有人不願寫信，不願保留信件。但是那樣的日子是不會再來的了。今天人們可以隨意講心裡的話］。巴老這些話，又勾起了我對離開小學時那一幕的回憶。也許，就是老師日常的來往信件成為“罪證”而被批鬥吧。

   歷史不會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重演。回望歷史的來路，看著突現眼前、而又被不斷轉發的 “幕後黑手”，“世界沸騰” ，“全民炸鍋” ，“西方膽寒” ，“瘋狂轉發”  ， “噩夢來臨”  ，“萬劫不復”，“驚人鎖控” 等等的微信，眼前彷彿又晃動著“文革”的陰影？如老師有幸健在，會有何感想？

敬愛的老師，如有來生，我還願意再做您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