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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8 14:13:03瀏覽714｜回應0｜推薦7 | |
| 我讀大江大海，1949
11月初，溫哥華陰雨綿綿，在世界日報上看到龍應台訪加，為她的新書發表會─【大江大海，1949】在UBC大學演講，不禁好奇地想看個究竟，聽個明白，這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一本書能改變一個時代？能像余光中教授說的：「像一陣龍捲風，橫掃千軍」，走過半個世紀？ 不錯，UBC禮堂兩天人山人海，高朋滿座，解釋了這位「才女」的「個人魅力」，回家後不眠不休，一口氣讀完這本排隊將近一個小時半買來的書，有些茫然，有些困惑，也有些感動，。。。。這是她第一本針對當時台灣社會各種現象提出反思與批判的文字，與其說她是作家，才女，不如說她是個思想家，有細膩的筆觸，有纖細的思維，能觸及人心深處的感情。。。。 加拿大作家協會副會長葉憲年摘錄 ─────────────────────────── 下面摘自香港人物週刊 記者： 黃廣明 實習記者 翁倩 龍應台 向失敗者致敬 她在書中說：「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麼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故事回到1949年1月，應美君，一位24歲的江南少婦，抱著一個嬰兒離開家鄉浙江淳安，在杭州上了火車。她的目的地是廣州，那里，丈夫龍槐生帶領一支國軍憲兵隊，駐守天河機場。 戰亂時期的火車擁塞不堪，車頂上綁著人，車門邊懸著人，座位底下趴著人，走道上人貼著人。火車走走停停，一會兒煤燒光了，一會兒前面鐵軌被撬。就在這走走停停中，一位下車小解的女人正欲回來，火車卻已啟動。她一路追一路哭喊，她的孩子也在車廂里大哭找媽媽，但誰也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應美君深受觸動，想到車里已有好幾個孩子、老人暴斃，臨時決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車，將懷里的嬰兒交給鄉下的奶奶。她忍痛離開孩子，來到廣州。 在廣州半年，應美君看見了更多的生死離散，她回到衡山，決心無論如何把孩子帶出來。孩子卻躲在奶奶後面，死活不肯跟這個陌生的女人走。 火車站里，最後的時刻到來了。人山人海，應美君心亂如麻，伸手接過孩子，孩子就像觸電一樣大哭。奶奶本來就舍不得，眼看火車就要開了，趁機說，「那……孩子還是留下來比較好吧?」 向來果敢的應美君猶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 汽笛聲響起，火車要動了。應美君松開了手。 這一分隔，就是四五十年。 應美君與丈夫龍槐生後來隨戰敗的國民黨軍隊來到台灣，生下了女兒，名叫「應台」，「龍應台」這個名字，將父親、母親與台灣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龍應台說。「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灣、香港、大陸、海外，也不管人家怎麼稱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陸人、華僑,幾乎每個華人的家族，都有個1949的故事。」2009年9月18日晚，香港大學陸佑堂名流薈萃、老少咸集，龍應台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球首發式暨演講會在此舉行。「1949是個大分水嶺，決定了現代中國，以至香港、台灣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現在的一切，都是從60年前開始的。如果要在20世紀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會挑1949。」龍應台說。 創作初衷始于20年前的1989年。1989年是20世紀一個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柏林牆崩塌，龍應台正好在德國，親歷了歷史現場。分裂40年的東、西德重新走到了一起。「1989年，我看到了東西陣營的分裂與和解，我想到它們和中國的分裂是一個平行的歷史。我看到歐洲人怎麼在大歷史當中存在，也看到了他們對待大歷史的態度，于是動念想把中國的1949年搞個清楚。」 但直到1999年，龍應台才開始有計劃地收集史料。沒過多久，馬英九(相關)來找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公務員一做就是4年。2004年她父親去世，隨後母親也失憶了，她開始有緊迫感，感覺歷史的門在一扇一扇關上。于是，2008年開始，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龍應台「閉關」400天，並親自去大陸的大江南北、台灣的大街小巷，走訪日漸凋零的1949一代人，在兩岸分裂60年的大歷史下孵育出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過個人小歷史導讀大時代。 這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在海外，有人聽說龍應台寫1949，第一個反應就是:對啊，建國60周年啊。龍應台聽到這樣的反應就愣了──那個題目很多人寫。我這本書不是關于勝利者，而是關于失敗者。關于他們在1949年前後的故事。這些失敗者，東北的、山東的、河南的、廣東的、香港的……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人生的太陽剛剛起來，帶著日出夢想的這一代人，被自己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戰爭機器犧牲，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島、逃到越南、逃到緬甸,最後匯集到了台灣這個小島。 同一時代,台灣這個小島，有另外的20萬年輕人，被日本巨大的國家機器，像絞肉機一樣送到南洋去，沒死的人就又回到這個小島。 這正是龍應台寫作中遭遇的最有挑戰性的部分，她原本將目光鎖定在1949年大陸來台人員，但在寫作中卻發現當年600萬本地人的傷痛，甚至比200萬(一說120萬)大陸人的傷痛更深。這兩個群體60年來一直沒有正視過對方傷痛最深層的部分，因此齟齬不斷。 于是,龍應台筆下，對國民黨士兵的傷痛，與台籍日本兵的傷痛，甚至日軍個體、納粹德國軍隊個體的傷痛，一視同仁。她做好了被一些人「萬箭穿心」的準備，但是，她依然對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 對她而言，文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國共斗爭史，而是家族流離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敗，而是小人物的掙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歷史檔案，而是複雜深刻的人性。 人，是龍應台最終極的關注。「即使我最大塊的文章，屬于國家大事、天下興亡的那種文章，你也會看到我敘事的方法，最後它總有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最深的關切。」龍應台曾說。「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很可能有負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個回不來的青春，而且絕對無法償還。」 對此，台灣作家楊照詮釋道，對于真正活過1949年亂局的人來說，那個時代最大的痛苦，絕對不是打仗中誰贏誰輸，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與環境的關系，自己為什麼在這里，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明天又會去哪里，要做什麼樣的事。今天的「國軍」打了一場敗仗，明天就變成了「共軍」，回過頭來打「國軍」。今天田里的小莊稼漢，明天就被綁上了船，送到遙遠的地方，幫助綁架他的人打仗，對抗對面他完全不認識的人。 龍應台深切地叮囑次子菲利普，「你跟我這樣的後生者，惟一能夠為那個極其殘酷的時代所做的，就是給他們一個靜止的時刻，拋開所有你以為重要的事情，用最謙卑、最柔軟、最慈悲的心，聽吧。」 「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 致敬。」 這是一個代表母親的心聲，慈愛中有果斷，呵護中有鼓勵， 叮嚀中有導航。。。。。 ──────────────────────────── 偶然間，朋友寄來【人物週刊】對龍應台女士的專訪，看後覺得真實對話也很精彩。。。。 題目是：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 ──人物週刊記者與龍應台對話 我在叢林里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為什麼要向失敗者致敬 人物周刊:這本書的主題在一開始就指明了，是向失敗者致敬。這個失敗者是從什麼角度來說的?又為什麼要致敬? 龍應台:一開始，我只是帶著一個模糊的、想要認識1949的概念開始入手，並不知道要找什麼、能找到什麼、找到以後會從哪里出來、出不出得來。一直寫到最後，寫到95%、98%，才有了這個核心的概念。這是我一直在摸索，到最後出現的東西。 人物周刊:創作之初你完全沒想到會鋪得這麼開? 龍應台:這次寫作算是一個探險之旅吧。 人物周刊:你所說的「失敗者」，就是「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 龍應台:原來出發的時候，我想象書的內容主要是以我父母為主的外省人的故事，他們那一代失敗的國軍。 一開始寫，我馬上就發現，我想要了解那200萬人到台灣後受到的撞擊，不可能只了解他們那一邊，因為在地有600萬人。 這600萬人，之前50年的時間，所受的全部教育、所處的全部環境都是以為天皇戰死為榮的，他們這樣經歷了幾代，突然進來了200萬人，也許這些人對600萬本地人的撞擊和改變更大。 哪怕是現在，有難民來到自己的地方，反對的聲音、燒殺擄掠到處都在發生。可是從1945到1949，我所了解的主流歷史敘述中，這樣的事只有一件，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為了了解那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就決定往前走，往前走才能真正了解1949。這就決定了這本書後來的走向。 寫到最後，我想，涵蓋了這200萬人和600萬人共同命運的，到底是什麼呢?向流離者致敬或向戰敗者致敬，都只涵蓋了一部分。到最後，才發展出扉頁上所寫的主題──「向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致敬」，也就是向「失敗者」致敬。 那200萬到台灣的人是被內戰這個機器絞出來的失敗者;台灣的20萬子弟被送到南洋，是為日本那個國家機器打仗、體無完膚的失敗者;台灣本地的600萬人過了50年沒有選擇的殖民生活，當然也是失敗者。 為什麼說致敬?以我的家族史來說，我們這一代人，除了老大在大陸以外，在台灣生長的這4個兄弟姐妹中(其中一個是在海南島逃難時所生，在台灣長大)，有3個博士和一個大學生，現在一個是土木工程師、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醫院院長。以我們的父母親60年前的狀況來說，母親在高雄滿是難民的碼頭上岸，找不到丈夫，帶著個嬰兒，以在菜市場擺個攤子為起點，到60年後子女都有所成就，你想想看，她做了些什麼事情、是怎麼做到的?你不能不致敬!我致敬是以像我這樣的家庭為出發點。 你再看台灣整個社會的發展，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60年前，他們被戰爭機器碾壓、失敗了的話，他們也許不會有機會去思考價值問題，可能還在走原來那個國家大、集體大、勝利大的老路。正是因為在那一套價值里他們整個被打垮了，在後來的60年里，才會追求另外一套價值、另外一個方向，朝一個更柔軟、更個人、更文明的方向走。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當初失敗了我反而更高興。這是我寫到最後才慢慢浮現出主題的過程。 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人物周刊:你把焦點放在普通人身上，是如何起意的呢? 龍應台:完全是探險探出來的。2008年7月15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公開蔣介石日記1949年前後的片段。8月1日，我飛到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跟著一群歷史學者每天去圖書館讀那些日記。看了兩個禮拜之後，我決定，我的主角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有了那樣模糊的想法之後，慢慢地走，最後越來越清楚。我寫的台籍日本兵都是沒名沒姓的，我在叢林里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寫完這本書後我特別平靜，我感覺這是我用文學上的一炷香，為那些60年前被時代踐踏、曝尸于荒野的人上的一炷香。 人物周刊:1949年對你們的家庭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龍應台:槐生和美君兩個人一夜之間脫離了原來的社會網絡，連根拔起被丟到一個空的地方，這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們小時候就知道，你跟身邊所有的人都不一樣，上學時我就是那1比59，那59個孩子都有很大的家族，逢年過節會去祭祖啦逛廟會啦，清明節有墓可掃。我們是難民的孩子，從小就知道自己跟人家不一樣。這200萬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全部投資都給了孩子的教育，對這200萬人，教育就是垂到深井、能讓你爬出來的惟一一根繩子。 人物周刊:你的書主要寫了兩種人的痛。一種是大陸去台灣的人，經歷了顛沛流離骨肉分離的痛，比較好理解，另一種是台灣本省人的痛，可否具體談談後一種痛? 龍應台:現在台灣網絡上已經有了一種說法，自以為是藍營的人說，「我以前對于深綠的痛苦不了解。」這就是這本書的療傷和解作用。探險的時候，去訪問屏東鄉下的老人時，我才發現他們的痛。十七八歲的時候，萬分榮耀地穿上軍服效忠天皇了。像書里提到的兩個人蔡新宗和柯景星，學習怎麼打耳光、監護俘虜營、虐待戰俘。很多人為日本死在戰場上。日本戰敗，這些人中活著的成了戰犯。26個死刑，100多個10年、20年徒刑。 台灣歸還中國，那台灣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他們懵了，不知道了。這是我在做這本書時的最大震撼。剛才說到的那兩個人，被當作戰犯關了10年，回到台灣時，已經改朝換代了。他們不會說國語不會寫漢字，整個社會以你為恥，你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從此之後連對你的兒女述說都不可以。這一輩台灣人的痛苦超過我的父輩，是雙重的。吊詭的是他回到了故鄉，可他是流亡的。所以他們絕對地沉默了。 一個幫我做校對的朋友，25歲,校對完眼淚汪汪地對我說，讀這本書讓她想起了祖父，她祖父常常喝酒，和一幫白頭發的老人喝了酒就大唱日本軍歌，她說我當時都覺得很羞恥，看完這本書後她很震撼。所以我覺得，這一段歷史大陸不能不了解，否則兩岸怎麼可能和平? 人物周刊:你把外省來的國民黨士兵和本省為日本打仗的台灣兵相提並論，不怕有的讀者，特別是大陸讀者情感上接受不了? 龍應台:在台灣本地我也擔心會有一些反彈，所謂深藍的人會受不了我對深綠的同情，深綠的人受不了我對新四軍的同情。但現在書已經出來半個月了，這樣的情況並未出現。這本書反而讓原本敵對的雙方加深了了解，進而和解。 由于我缺乏在大陸生活的經驗，以前我的書都是在大陸出版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大陸讀者也這麼喜歡。而這本書，從頭到尾，大陸讀者都在我的心里。我寫東西時心里有個自覺，就是有什麼東西我希望大陸讀者知道，雖然台灣讀者一直是我的第一讀者。 其實這本《大江大海》在大陸出版可以有一個副題，就叫《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在寫的時候，我知道，我在為你寫你不知道的台灣。同時我也知道,國共內戰的那個部分，會刺傷大陸讀者，因為以前他們從未有過這樣的認知，我所呈現出來的一部分他們不習慣。 但這層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民族的界限──中國和日本的界限，就觸及到他們的底線。但我不能不去碰，我也希望大陸的讀者接受我的底線，看看自己有沒有更寬闊的視野來重新認識這些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我免不了會挨罵，甚至「萬箭穿心」。 知道敵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槍來。 人物周刊:你以一種普遍的人道關懷，對抗日的國民黨士兵、打內戰的國民黨士兵，乃至實施侵略戰爭的日本士兵、為日本打仗的台灣兵都一視同仁，這麼有挑戰性的寫作,你的信心來自于什麼地方? 龍應台:現在想要把我五馬分尸的人，是因為看得不夠多，如果他看得夠多，我相信他慈悲的心不見得比我少。我更相信，如果你有機會看到敵人的傷處，就不會有戰爭。如果你知道你的敵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槍來。這本書就是讓國軍和解放軍都能看到對方的痛，本省人和外省人也能看到對方的痛。 這本書還沒出版的時候，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來採訪我，我先把和日本有關的部分給他看了，日本記者的反應是，這本書一定要有日文版。因為我寫的這個部分正好是日本人的「黑盒子」。 第一，日本人是不願面對1945的，正如國軍不願面對1949。所以1945的前前後後，都是美國學者在寫、中國學者在寫。 第二，我描述的台灣日本兵的遭遇，都是殖民者帶給他們的，但他們並未得到和日本兵同樣的國家賠償，或者得到的賠償是日本兵的兩百分之一。所以到現在為止，台灣兵還在上訴。日本政府的回應是，《國際法》規定戰敗之後你就是中國人了，我對你沒任何義務。他們受到的還不止雙重傷害，而是三重傷害。所以我也希望日本人能認識到台灣人的傷、大陸人的傷。 有人問我，如果這本書不叫《一九四九》，還可以叫什麼?我說，那就叫《戰爭與和平》吧。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站在人類普遍情感中來說這些事情。 龍應台:對，如果你是大陸人，你滿18歲的時候正好是1937年抗戰爆發，你就會投筆從戎變成後來的李維恂。如果你是台灣少年，你18歲的時候剛好是1942年，你就變成日本兵。如果你18歲的時候剛好是1945年，你在台灣，你就變成國軍。你說他們的命運有差別嗎?完全沒有。 人物周刊:他們當年的可悲在于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時沒得選擇，而今天的年輕人是可以有所選擇的。 龍應台:對，但我也不是說他們完全沒有選擇。我書里講到1991年海灣戰爭的德國士兵，就是不願意德國參戰而離開了軍營。一個國家的整體，往哪個方向走，跟里邊的螺絲釘怎麼思考是有關系的。我一點不願意說教，但我希望讀者能夠領會，這跟你太有關系了。你要做選擇，你要思考。 人物周刊:歷史不可假設，但我們還是不妨一問，60多年前那場兄弟鬩牆的戰爭必須打嗎?沒有辦法避免嗎? 龍應台:這恰恰不是我該回答的問題，這是歷史學家回答的問題。 人物周刊: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你通過這本書，想對大陸政府說些什麼? 龍應台:我反而覺得最重要的是對大陸的人民──我的讀者說。我希望大家來讀這本書，因為只有當你了解了對方的痛苦，才能對一些行為、一些思維有新的認識。你再作的價值判斷，才能夠更接近真實。另外，我覺得要寫出大陸人的痛苦，需要一萬本這樣的書。當我說大陸人不知道台灣人痛處的時候，台灣人同樣不知道大陸人的痛處。只有兩岸人民對對方有了真正的了解，才會有真正的和平。如果兩岸人民充滿誤解和不理解，即使兩岸領導人作出什麼和平舉動也不能持久。 另外，我很想說的是:過了60年，我們──包括大陸，要跳出軍事史的單一眼光，必須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這60年。 文明最核心的意義，就是人的價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的話，從各條路線逃亡到台灣來的200萬人，加上本地的經過50年殖民歷史的這600萬人，這兩股在戰爭中失敗的人在一起，變成今天這個以文明的價值、和平的價值為核心思維的一個團體、一個島嶼。經過這60年的轉型，戰爭史上的失敗者，在文明史上是成功者。這種轉換，你名之為神奇都不為過。 龍應台最後說：我非常非常以我的失敗者上一代為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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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