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讀到「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這篇文章，是無意間翻閱OPEN開放雜誌2005年10月號，封面上「詩人流沙河憶抗日美軍」標題，立即吸引喜好探研近代軍史的在下翻開內文閱讀，讀到前三分之一吾已熱淚盈眶‧‧。

這是四川著名右派詩人流沙河在紀念抗戰座談會上的發言，講他親身經歷的故事，由於內容極為發人深省，令在下既感動又感慨萬千久久不能自已；就在胡錦濤訪美前轉貼給有緣的網友分享。(因篇幅有點長但挺耐看的，在下適度刪減一些，全文可在「谷歌」GOOGLE搜尋到 )

流沙河：

各位朋友（熱烈的掌聲），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長得多，我今年已經74歲了。我這個人談不上什麼“思想”；但是由於我的年齡比你們大，我曾經親身經歷的事比如抗日戰爭你們沒有經歷過，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訴大家：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賠款”所有的八個列強，其中只有一個國家拿到這個錢沒有動，就是美國。後來以各種方式退給我們了，其中一種方式叫“庚款留學生”，還有的拿來補貼我們的大學。

我告訴你們，抗戰時期山西有一個“銘賢學院”遷到我的家鄉來。這個學校是和美國歐柏林學校掛了鉤的，歐柏林大學有個“山西基金會”就是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設立的。

“山西基金會”的錢就用來資助辦銘賢學院，從30年代創辦就是用的這個錢。後來抗日戰爭了輾轉數千里逃到我們家鄉，我們家鄉最大一個姓曾的地主，他主動把自己一個寨子騰空，全部免費借給這個學校。這個學院就這樣一直辦了下來。政權改制後它就變成了“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然後跟美國交惡後每年的這個錢就沒 有了。那頭也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這頭說“我們革命國家，誰要你帝國主義的臭錢”，就這樣從建國以後這個錢就斷了數十年。 

到了改革開放初期，歐柏林大學的“山西基金會”派了一個工作人員，一個27歲的小夥子到中國大陸來，找到中國政府。問他有什麼事情，他說你們國家從前有個銘賢學院還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訴他說這個銘賢學院從建國後就遷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礎上辦了一個“山西工學院”和一個“山西農學院”。然後這個小夥子就去找，找到裏面一些老的教師，果然證明這是事實。考察後他就走了，也沒有說什麼話。

過了一段時間美國方面就正式派代表來，說是要接觸你們原來銘賢學院、現是“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的人，要撥一大筆款給他們。你想我們這邊的官員聽說有“美圓”來，那個積極性之高啊（笑聲），馬上把工學院、農學院的黨的領導，黨委書記、院長每個單位派起代表團來。但是一接觸沒有發現一個真正是原來銘賢學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會”說你們來的都是官員，我們要見銘賢人。 

怎麼辦，怎麼辦？最後才想起山西農學院有個右派分子是原來銘賢學院的，於是去把這個掃廁所的教授老頭找來，說讓你加入我們這個代表團，你走在前面。

結果人家還認得到他，從此以後每年20萬美圓就沒有斷過，10萬給農學院，10萬給工學院。這樣大家才知道，原來儘管中共奪取政權後這個錢就斷了，但美國人一分錢都沒有動，全部拿來存起連本帶利增值了幾十年，現在就能夠每年拿出20萬給這兩個學校。這是我一個在銘賢學院讀過書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我聽了當時就哭起來了（掌聲）。 

八國聯軍中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其中最惡劣的有兩個，一個是日本，日本把我們賠的錢都拿去製造武器再來打我們；第二個就是俄國，極其無恥貪婪。而不久前我讀一個清朝派到美國去的人寫的筆記，當時的美國總統接見這名外交官時曾表示：有兩個國家想要侵略你們，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俄國。貴國受列強欺負，我們美利堅合眾國是同情你們的；我們希望你們要強大起來，一個強大的中國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

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八國聯軍走後，中國的賠款絕大部分不是給的銀子，根本沒有那麼多現銀。是通過什麼方式給的呢？是從中國的海關收入裏每年扣出。中國總署由八國推舉的代表、一個叫赫德的美國人管理賠款帳目，赫德管理的帳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國人在這方面的品行也為世所公認。 

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剛進小學，到我進初中的時候抗戰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也是最艱難的時期。我13歲那年曾經與其他同學一起去美軍的軍用機場，跟所有大人一樣參加勞動。一樣吃的是糙米飯，米湯是紅顏色有氣味的；一樣是八個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見油花的鹽拌蘿蔔絲。就這樣修了一個星期機場。

我們這些娃兒是怎樣想的呢？——再不出力國家就要亡了。因為從小我們的老師就跟我們講：一定不能當亡國奴！當了亡國奴就要像朝鮮人那樣，見到日本人來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騎馬還要墊背讓日本人踩著上馬。這就是亡國奴！因此我們從小就知道要愛自己的國家。當時國民政府也好、老師也好，要我們愛國從來沒有說過“愛國主義”這幾個字。你要知道，“愛國”成了“主義”，就是一種“學說”，一種學說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聲）。我們的老師說“要愛國”，餘光中對我說“愛國是一種感情，不是一種主義”。我從小就是被這種感情所制約的。 

後來這個機場修起了，我當學生親自看見這些美國飛行員從我家院子上空飛過，去轟炸東京，轟炸日本的鋼鐵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馬式”戰鬥機）、還有一種叫“黑寡婦”的戰鬥機。往往是早上看見一架架B-29編隊飛走，下午回來時都已經是打散的了。我親自見過有些回來的轟炸機，四個螺旋槳有三個都不轉了，就靠一個螺旋槳飛回來；還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麼 大，透過洞看得見藍天。小時候看見這些飛行員只覺得他們很英勇，卻不知道他們中還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魚腹之中了。這些就是我們的朋友啊，死在這裏啦！這些死讓我無法釋懷。 

另外我還要講講美國人的善良。我們中國人，我們貧窮，我們沒有自尊心，我們不爭氣——我們那麼多中國人，去偷機場裏面美軍的軍用品，美軍從來沒有來追查過。在我的家鄉，每天黃昏後地下擺的攤子賣的全是軍用品，賊貨。偷來的美軍皮靴、腰帶、衣裳、罐頭——連花生米罐頭都偷，最後就是美軍衛生用紙，一捆一捆的偷出來在那裏賣。任何美軍都沒有來追查，換了其他國家是做不到的。

美國人單純天真，而且體諒窮人，曉得你們這個國家沒有辦法。搞到什麼程度，連美國人的槍都要偷，流落出許多卡賓槍，美國空軍戰士用的那種短卡賓。是由於這些美國兵，他們自由散漫慣了，他們進食堂吃飯有個規定：不允許帶武器進入。所有卡賓槍都在食堂外的牆邊排成一排，結果吃了飯出來發現槍被偷了。偷了美國人還是就算了，說沒關係他又去領。偷美國人皮靴的情況是，美國兵的營房晚上睡覺他們要空氣流通不關門，第二天早上起來就哇啦哇啦鬧鞋子沒有了，於是再去領一雙。 

後來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農場，靠近鳳凰山飛機場。那裏的農民對美軍也很熟悉。當時有個姓黃的老大爺是“貧下中農協會”的主席，屬於“無產階級”，党很信任的那種人。他跟我擺起過去的事說：“美國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說：“咋個喃？”他說：“嗨呀，我們淨整他們！”說是美國空軍因為要有營養，就在天回鎮那邊買了許多雞，委託他們去熬雞湯。“我們只要燉的雞湯一煮開，就把整雞撈起來丟在潲水桶裏，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時美國人又不檢查，結果挑了幾十隻雞出來每天晚上在天回鎮賣白斬雞，呵喲，吃的人還多得很！”（笑聲、歎息聲）“——美國人居然還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嗎？” 

另外還有我親自見到的一件事。在廣漢機場那裏有一個小娃兒——那個機場雖然是軍用的，但小孩進去美國人根本不管，我就進去很近的看過飛機——有一個小娃兒突然就丟失了，於是那些農民就鬧，說美國人把娃兒偷了。結果過了一個月那個美軍休假回來把娃兒帶了回來，給他換了一身新衣服，包包裏還塞滿了美圓，送他回家。這些我親眼看見的事情，使我對美國人的單純善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不管在朝鮮戰爭開始後說美國人咋個咋個的壞。

50年代初我們國家編了一套連環畫，是中國那些最有名的畫家集體創作的，叫《美帝百年侵華史》，拿來在全國宣傳，連每個村莊都貼得有。那美國人簡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國人壞得不得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鳳凰山機場挖地，因為那裏過去是美軍機場，有個“左派同志”就說：“不曉得他們在這裏強姦了我們多少中國婦女！”我當時忍不住冒了一句“——還要調查了才曉得。”呵，這下報告上去，說我是“堅持反動立場”（笑聲）。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人的記憶無法抹殺。人們信仰的“主義”可以改變，記憶、事實卻無法抹殺。 

到了80年代我年紀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國了，這種記憶依然在起作用。我兩次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一次作為團員、一次是團長。作為團長那次是到菲律賓。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賓馬尼拉南郊有個美軍墓園，在太平洋戰爭中美軍犧牲的七萬人中，有二萬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