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9.06.15

天堂不撤守 個案正義 制度正義的起點 

陳長文 

    　看到部分評論者批評馬英九以總統身分，對侯寬仁不實筆錄乙案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筆者感慨，制度不成熟尚在其次，觀念不成熟才是法治最大的挑戰。 

    　大家不妨想想，如果馬英九沒有總統身分，可不可以向法院就該案聲請交付審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為什麼，變成總統後的馬英九，就不可以了呢？這隱含一種「總統之尊」的封建迷信，而這種封建想像，就是法治的觀念待突破的一道關卡。或謂總統應關心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個案。制度和個案何時變成了對立的兩個元素？制度的目的不就是實現個案正義嗎？而從歷史經驗來看，個案正義的落實，往往正是啟動制度進步的重要觸媒。 

    　侯寬仁筆錄不實，牽動的不只是個案的筆錄不實，也非單一檢察官的筆錄不實，而是整個檢察體系與檢察制度缺乏約束檢察官「誠實製作筆錄」的機制。如果馬英九害怕批評，不敢聲請交付審判，在未窮盡該行的「法律程序」即縮手退卻，那麼，連個案正義都無法實現，如何給不肖檢察官當有的警惕，還奢談「制度改革」？ 

    　二○○七年二月十三日，侯寬仁以「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起訴馬英九，該罪名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罪刑不可謂不重。然而，以如此重罪起訴他人，侯寬仁用的是什麼樣的「嚴謹方法」呢？ 

    　當證人回答：「這我不清楚」，而筆錄上卻記成「是沒錯」；當證人回答：「我從未想過這樣的問題」、「完全忘記了」，筆錄上都變成「是的」，並作為起訴的依據。如果大家印象還在，當時這些錄音與筆錄的比對在媒體呈現時，是多麼令人驚懼！ 

    　這不只引起社會批評，台南地檢署檢察官即對侯寬仁起訴馬英九，作出「牽強附會，羅織罪名」的重話批評。而法官在判決書更罕見地以「實務上未見」、「擅自詮釋而曲解」作出嚴厲的指摘。如此嚴重案件，難到不應該透過交付審判的程序，追明其間真相與法律責任嗎？ 

    　而更重要的是，該案在當事人提出告訴後，檢察機關先後對侯寬仁作出不起訴處分並駁回再議。所有的程序都在檢察官的「圈內」進行，實難不招致官官相護的質疑。這也是為什麼應該也必須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的緣由，透過法院，是打破檢察官同僚相護的可能性，並釋清外界質疑的最好方法，也是促使檢察機關檢討改革的希望。 

    　而這也點出了另一個制度問題：再議的權力應歸屬於那個機關？在侯寬仁筆錄不實案，馬英九是基於受害人的立場提出告訴，故而有「交付審判」，尋求檢察官以外機關的申訴機會。但其他的情形卻可能連這樣的救濟措施都不可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謝長廷特別費案中，侯寬仁對陳雨鑫的不起訴處分。 

    　在陳雨鑫涉案情節部分，其使用他人發票的情形是明確的，其金額二萬餘元，在其他的貪瀆案件，這樣的金額也足以被訴，但檢察官卻以通常用在「微罪不舉」的「職權不起訴」，對陳雨鑫「網開一面」，這已明顯有濫權之虞。而這種「濫權不起訴」比濫權起訴更為嚴重，因為一旦不起訴處分確定，後續的司法審判程序無以發動，真相會被掩蓋，正義會受重傷。 

    　馬英九不只針對侯寬仁筆錄不實提出「告訴」，也針對陳雨鑫案「告發」侯寬仁涉嫌濫權不起訴。但前者，馬英九可以基於告訴人的身分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後者，從不起訴到再議，卻完全是由檢察機關一手掌握，並沒有交付審判的設計。真要談「制度」，我們實該好好思考，在檢察機關官官相護的風氣下，是應將再議的審理之權移交給法院。 

    　所謂民主，不會是要選民選出一個放棄伸張法律權利、基於鄉愿而對正義冷漠的總統。侯寬仁筆錄不實案，與其說是個案，不如說是縮影，是更多隱於其後濫權與筆錄不實黑幕的縮影。追明侯案真相並追究其法律責任只是正義的起點，但如果連這個起點都不能跨出，所謂的制度建立，只是敷衍的謊言。（作者為律師，法學教授） 

中國時報                2009/06/10 

《社論》這不該視做馬與侯的私人恩怨 

　　司法的正義和原則問題，確實不容等閒輕忽。馬英九總統為了台北市長任內特別費案，相關筆錄登載不實，控告承辦檢察官侯寬仁偽造文書，聲請再議駁回後，並未鬆手，於三月間聲請交付審判，對這樁極其特殊的總統告檢案，各界反應不一，多數人認為，以總統的高度，何須浪費司法資源若此，馬總統則堅定地抗拒各種爭議聲浪，強調此舉不是為了他個人，而是為千千萬萬人民的權益。儘管依過去的經驗，此案的獲准率低到只有千分之七，但馬英九顯然已經從他自己的個案開始，踏出了司法改革的第一步。 

　　馬英九曾任法務部長，侯寬仁曾經是他相當看重的檢察官，人在其位的時候，看到的是部屬力爭是非；但是，當馬英九自己面臨特別費案起訴的時候，他卻看到多數民眾身受委曲無處伸張的一面。從檢方起訴馬英九的公文書，對比台北地方法院的筆錄勘驗紀錄，確實出現極大落差，證人吳麗洳說「我不知道」，到了侯寬仁筆錄竟一變而為「是的，沒錯」，難怪馬九委任律師宋耀明直指，侯寬仁為了起訴馬英九，就將筆錄登載不實。然而，侯寬仁筆錄登載不實並非特例。 

　　法官判人生死，除了極少數不肖法官，多數法官心中總還有個警覺；檢察官是司法訴訟第一關，是否起訴、起訴的快慢與輕重，都與檢察官一念之間有關，過去最被人詬病的是：凡與政治人物相關者，僅僅是起訴就能拖上三、五年，案到法院，層層審理，不拖上十年很難結案，十年人事足可全非，公平正義就在時間的拖磨中，蕩然無存。 

　　但是，還有更多案例，是檢察官輕忽案件中當事人的權益，反正接下來是法官審理的問題，即使最後是否受到法律制裁都還有疑問，濫權濫訴，卻幾成常態。甚至有當事人只經檢察官問過一次話，就遭到起訴者；還有當事人附上事假申請單，卻三傳未到就遭通緝者；種種莫名其妙的事例，既未見檢察官反省，更未見法務部檢討，檢察官獨立辦案，竟成了許多民眾有冤無處申的原因之一。 

　　每每談到司法改革，司法院關心的是透過法院和司法院組織法，建立審判品質；對多數民眾而言，這樣的改革只是保障到法官的權益，民眾的權益根本不在官方改革藍圖之中，這也是為什麼監察院空轉多年後，這一屆重新上路，接到最多的陳情請願案件，都與此相關；在數千件的人民陳情案中，檢察官起訴更是人民之痛。身為國家領袖，馬英九因為自己的經歷，有了椎心之痛，但是，他既不能插手法官辦案，更沒管道徹底追究檢察官的起訴品質，只得狀告曾起訴過他的檢察官，以此提醒檢察官起訴過程中的字字句句都得慎重。 

　　檢察官辦案品質良窳直接影響民眾權益，民眾受了冤屈，直接影響對政府的評價，偏偏檢察官和法官之間，官官相護的文化相當濃厚，甚至法務部的調查也經常重重舉起，輕輕放下。隨便舉例，檢察總長陳聰明和扁家御醫黃芳彥到底是什麼關係？與立法院長王金平夜宴還帶著檢察官同僚同行是什麼原因？法務部向例查沒事，查到最後，黃芳彥跑了；扁案偵辦迄今，第二波起訴步調又慢了下來，始終未被境管的陳幸妤最近才遭到境管，罪名竟是罪刑極微的偽證罪，過去還真沒聽說有偽證罪遭境管者，凡此種種，都是檢察官的辦案品質出了問題。這還是受舉國矚目，「特偵組」辦的案件，遑論其他不受關注的案件。 

　　總統告檢察官，震動朝野，馬英九自當選以來，過去所有的誹謗官司全部撤銷，獨獨對這件筆錄登載不實案，追究不休，這已經不是馬英九與侯寬仁之間的私人恩怨，更深一層看，整個司法檢察系統都該徹底思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民眾對司法改革望之如此之殷，卻求之而不可得？連最簡單的筆錄都無法要求詳實為之嗎？馬英九自陳告檢是為公不為私，那麼面對這件被駁回機率甚高的案件，不論成敗，要求檢察官辦案逐字筆錄，務求字字精準，以維護當事人權益，絕對不可放鬆。

中國時報    A17/時論廣場           2009/06/10

偵訊筆錄如實記載是檢察官的基本職守

【聯合報╱社論】2009.06.15

 馬英九總統告侯寬仁檢察官偽造文書，不起訴之後聲請交付審判，引發見仁見智的爭議。 

有司法實務經驗的人都知道，檢察官偵訊筆錄記載與事實有出入，可謂司空見慣；而一旦作成筆錄，要推翻它簡直難如登天，往往要耗費極大的司法資源。從而，檢察官筆錄記載與事實有出入，究竟該不該負責；該負責的話，今後又應如何防範，應當是「總統告檢察官」的意義所在。 

司法實務上，檢察官偵訊筆錄與訊問實況不符，一定是在審判中比對偵訊光碟之後，方得以呈現。馬英九特別費案，侯寬仁對被告馬英九以及證人所作筆錄不實，就是如此揭發的。然而，侯寬仁的不當行為揭發之後，連法院判決書都指出「為實務上所罕見」，司法行政當局卻對侯寬仁無任何處置。以馬英九案之受社會矚目，侯寬仁惡搞筆錄都無任何處分，則其他案件檢察官炮製離譜筆錄的行為，更不會受到任何懲處。就此而言，以馬英九的行事風格，不可能要求司法行政當局對侯寬仁作任何懲處；而選擇依法告訴、聲請交付審判的司法程序尋求其心目中的正義，則是可理解的做法。所以，本案實在不必因「總統告檢察官」而失焦，反而應藉此機會好好檢討檢察官偵訊筆錄的問題。 

台北地檢署對侯寬仁處分不起訴，理由是「證人有簽名確認筆錄，故無不實」。這個理由只要問問任何有過接受檢察官偵訊經驗的人，就知道根本不能成立。在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裡，檢察官還擁有一定的強制處分權；在偵查庭之中，也把檢察官安排得高高在上。在這種氛圍裡，主觀強的檢察官常常主導問題，證人回答不合其意，往往換來一陣責罵、羞辱、嘲諷；侯寬仁自行按其意思記載，那已經算是客氣了，試問有誰敢向檢察官爭論筆錄記載的內容？且若筆錄簽名真能確保筆錄正確的話，又如何會出現筆錄記載與光碟不符的情況？由此可見，筆錄簽名自不能當成筆錄造假有理的依據。 

如前所述，檢察官不實筆錄進入審判後，法律規定它「原則上有證據能力」，想要推翻，委實很難。縱使調取光碟、當庭勘驗，證實筆錄記載和當初問話的實況顯不相符，也不一定就能推翻。因為，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筆錄和錄音光碟不符就不具證據能力，但對證人卻沒有類似規定。因此，被告方面即便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證明了證人筆錄與光碟不符，是否有證據能力，還要看法官的態度。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筆錄「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其立法原意是尊重檢察官的專業良知和職業紀律；如今，在實務運作上，卻成了一些主觀、偏執的檢察官刻意入人於罪之手段。 

我們認為，要根本解決檢察官筆錄的爭議，刑事訴訟法應該修正，規定證人筆錄若與光碟錄音不符，即無證據能力；如此一來，不論檢、警、調，必將失去導引證人答話的誘因。就事論事，被告本來就有緘默權，說謊也無責任，其筆錄與錄音光碟不符即無證據能力；而證人原則上不能拒絕回答，說謊亦有刑責，要求上嚴格得多，其筆錄與錄音光碟不符反而未必沒有證據能力，這顯然輕重失衡。 

除了筆錄證據能力問題，一旦證實檢察官的偵訊筆錄與訊問實況不符，檢察官該負什麼責任？倘若以該案件其他證據綜合判斷，該檢察官這麼做是明知、有意，而目的在於使人受追訴或不受追訴，當然就應該負刑事責任。倘若不能證明其有這種犯意，至少應給予行政處分，這樣才能整飭檢察官的紀律，樹立檢察官的威信。像侯寬仁製作那樣荒唐的筆錄，卻不受任何懲處，則給民眾的印象就是檢察官可以任意胡作非為，卻拿他毫無辦法；這種現象對民眾的法律感情已構成明顯的傷害，難道不該認真地予以導正？ 

【2009/06/15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