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鐫刻任伯年字畫的壺

飄飲壺

　　　270公克重，16公分長，12公分寬，6公分高。

　　王東石（1875-1908），浙江人，刻工精細，所製作的“瓢飲”壺，狀如瓢蟲，中腹縱徑將壺身一分為二，恰似蟲翅，鈕露雙孔，肖狀蟲目，段泥色澤，壺身有海派大畫家任伯年的書法銘文：「瓢飲。光緒己卯（1879年）仲冬之吉，橫雲銘，伯年書，香畦刻，東石制，益壽先生清玩。」橫雲為海派畫家胡遠，曾請東石在家中制壺，與任伯年關係甚密，經常往來，兩人皆熱衷紫砂壺。東石制壺，請任伯年題寫銘文是很自然的事，底款為「浙甯玉成窑造」，浙甯玉成窑窑址在寧波慈溪，今寧波江北區慈城，該窯燒造時間為清道光至清光緒年間，主要人物為慈溪的書法家梅調鼎，也有一些上海文人參與其中，制壺藝人有王東石、何心舟等人。

任頤伯年款紫砂壺

　　　170公克重，11.2公分長，6.5公分寬，9.5公分高。

任伯年款紫砂筆筒

　　　350公克重，10.3公分長，7.7公分寬。

文人壺

　　何道洪先生對「文人壺」有如下的闡述：

文人參與　推波助瀾

　　在陶瓷史上，惟有紫砂藝人善結翰墨緣，與文人雅士攜手耕耘於藝苑，創出了許許多多載入史冊、馳名寰宇的絕代佳作，不可否認，眾多文人的參與為紫砂的崛起與發展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據記載，如從吳仕、柳僉、彭年等正德年間人士算起，明清兩代直接、間接參與活動的文人不下90人，其中不乏政治家、文學家、詩人、書畫家和收藏鑒賞家，如董其昌、陳繼儒、項元汴、汪文柏、唐寅、文震亨、陳煌圖、釋如曜、陳鴻壽、鄭板橋、瞿子冶、朱堅、鄧奎、許次紓、陸希聲、端方、吳大澄、張之洞、吳昌碩、任伯年……那麼文人獨鍾紫砂的淵源是什麼呢？不外乎以下幾點︰

　　其一，飲茶習尚的引發。飲茶自明代中期即廢龍團改飲散茶，這一變化給紫砂帶來契機，時大彬後，紫砂茗壺已具備棄竹爐而登幾案的條件，並且「茶壺窯器為上，又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何也？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茶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吳騫《陽羨名陶錄》）加上紫砂「熱不炙手」、「美不勝收」的日用、欣賞雙重功能，接上了文人好茶的大勢所趨。

　　其二，紫砂藝術的誘惑。文人個性多屬閒靜雅致，浮想聯篇，消沉時憂思綿綿，激動時振振有辭，他們要寄託、依附，而紫砂古樸典雅，加上可以銘刻詩詞書畫，這正是他們要藉以抒發創造的絕佳之物。

　　其三，天賜良機的揉合。明清時，蘇、浙、皖、滬等地文人輩出，為處於青春期的紫砂帶來了與文人結合的最佳良機。

　　其四，自我表現的需要。文人是通過以下幾種渠道達到自我表現的目的︰

　　　一是撰寫壺銘。他們如陳繼儒為蔣伯荂、楊端木、曹廉齋為陳鳴遠作品手寫壺銘；釋如曜在一具紫砂壺底題寫的銘文是︰「清人樹滌心泉茶三昧趙州禪佛生日」並署「丙申年如曜銘贈天然」；鄭板橋的壺銘是一首詩「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饑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兩三寸水起波濤。」此外還有彭年、潘允端、屠倬等為定制壺自題銘文。

　　　二是直接、間接參與造型、裝飾設計，他們是柳僉、項元汴、趙宦光、董其昌、顧元慶、汪淮、繆頌、陳鴻壽、朱堅、喬重禧、瞿子冶、鄧奎、蔡錦泉、蔡愷及潘仕成、張之洞、金鐵芝、端方等，其中陳鴻壽、朱堅、瞿子冶、鄧奎等直接設計造型、裝飾，汪淮、蔡錦泉、蔡愷及潘仕成直接自製，如有名的「潘壺」。

　　　三是請制壺名家到家中制壺，如陳繼儒請蔣伯荂制「天籟閣」壺，海鹽張東谷弟兄邀請陳鳴遠到涉園居亭製作，伍元華請馮彩霞制「萬松園」壺以及吳大澄聘黃玉麟、俞國良制「愙齋」款壺等。這些名人由此一表自己的書法、繪畫、造型裝飾美學的造詣或舒坦自己的情懷或滿足收藏的癖好。

孤芳自賞　名重價高

　　與其他陶瓷相比，紫砂在整個陶瓷史上所占的篇幅並不大，甚至與漢陶俑、唐三彩相比也略見遜色，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究其原因有︰

　　（1）社會文化經濟的客觀制約︰在明清兩代，飲茶品茶只是上層社會的風雅逸事，而紫砂也僅囿於受江南一帶文人的青睞並參與活動，所以沒有向更廣泛的中、低階層推廣的歷史條件。從出土或傳世的紫砂茗壺看，工藝水準高並署款的壺要比工藝一般的普通壺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說明名壺與上層社會的關係。

　　（2）文人參與和名重價高的主觀制約︰史料曾記述︰「茗注莫妙於砂，壺之精者，又莫過於陽羨，是人而知之矣然寶之過情，使與金玉比值……」。「景陵銅鼎半百沽，荊溪瓦注十千餘。」「一具尚值三千」，至於明代的供春、時大彬等名家的作品更是「價埒金玉，而且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盡」，珍稀程度可見一斑，這樣的價位又怎能進入尋常人家。

　　（3）社會最高層的淡視︰在封建社會裏，統治者的傾向偏愛影響很大，如唐代李隆基喜歡「豐腴」的書體，一時從風，顏真卿便出類拔萃；清代康熙、乾隆睿賞董其昌、趙子昂的字體，因而他倆的字「大為世貴」，成為清宮的「帖學」長達二個半世紀之久。那麼紫砂是否御製過呢？據林古度七言古詩中句「荊溪陶正司陶複」似乎可論「陽羨貢局，創於明代」，清雍正、幹隆期的邵玉亭、楊繼光也曾御製過茗壺，並砂泥嵌貼幹隆御詩︰「錦梭不籍天孫擲，倩影中堆萬簇花。設與水仙作春波，天邊風月傲清華」。故宮博物院不僅藏此壺，也有「乾隆年制」款的方壺一具，此外還有「雍正貢局壺」傳壺，然而從考古學角度看，並不是以證明「朝廷扶掖紫砂」，更不能與「官窯瓷器」相提並論。

　　（4）營銷渠道的閉塞︰專營紫砂的陶肆在明清兩代是寥寥無幾的，文獻中張岱《陶庵夢憶》裏提到在無錫縣北五裏銘山有「進橋店」，揚州天寧寺道旁「十三房」中的「香雪居」中有「宜興罐」、「宜興土產砂壺」出售。總之，紫砂價位之高、名壺稀少，統治階層的輕視、經營傳播上的保守等因素促成了紫砂縱有一身美譽，也只得孤芳自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