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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6/23 15:18:09瀏覽1545｜回應2｜推薦11 | |
| 田园火鸡市长在其《台商命案的省思(2) - 关于大陆的农民工》一文中分析了大陆的社会。而一些台商的回应表现出来的语言表明台湾同胞对于大陆的理解依然是偏差的。我觉得有必要简单说说怎么看待大陆的政府腐败，文化与社会问题，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文章本是边写边想，如有跳脱散漫之处当海涵。 不错，人性恶的一面需要制衡，很多时候单纯的谈论道德是无意义的。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制衡本质上是需要资源上的丰富来保证，否则一时的强力最终还是会面对难以为继的情况。贫穷是万恶之源。依据需求理论当人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级的满足，理论上这样的社会显然可以温情脉脉的多。 大陆过去100多年完全是在死亡的谷底向上爬。现在大陆整体的生存需求得到了基本的满足，但是过去历史造成的人们心理不安全的潜意识不是哪么快可以消除的。这样的心理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样的话，大陆整个社会依然潜伏着一定的过度索求物质来补偿安全的集体无意识。中国长时间的封建社会遗留的文化心理或许加强了这样的不安全心理与相应的文化现象。这个大约是少有人解读的。所以，一般而言，大陆表现出来对于物质的追求动能和一些策略行为常常带来双刃剑的效果。 大陆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有迫不及待的追求发展的心理，都有招商越多越好，资金越多越好的偏好。必须承认大陆人的生存满足是在较低的水平线上实现的，简而言之就是温饱。解决全民温饱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第一次，这个意义是伟大的。但是还不够，温饱不过是60分，光看大城市的繁荣是不足以反映大陆的全貌的。温饱条件下人是没有安全感的，一点点变动就会使得你又要“落下悬崖”。很多时候，西方社会表现出来的文明是建立在占有世界多数资源而维持较高生活水平线上的，而第三世界的种种“野蛮”常常是贫穷的必然而不关乎制度或文化。 大陆表现出来的政府基层腐败与社会公民意识淡薄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依然是一个温饱型的国家。要在经济基础上保证一个新文化的发展仅仅温饱不够，实现小康或许也是勉强。要真正消除这样的不安全心理需要更高的发展水平与生存满足：所谓取法其上，只得其中，取法其中，只得其下。否则，这样的集体心理将会使得个人无论获得多大的资源，在整个心理上依然感到空虚。大陆不少官员明明已经可以达到超出社会一般生活标准很多了，依然无法寻求更高级的满足而选择贪污；而一些明星与富人明明所有事业和工作都在大陆却非得拿个外国护照不可。难道是这些人特别没良心吗？不是，这是整个社会与民族缺少安全的心理慰藉而在个人潜意识里表现出来的焦虑与补偿。其实，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随着大陆的崛起与纠缠在台独的梦幻里，整个台湾精英阶层都是极度焦虑且不安心的。基于一样的逻辑，阿扁与民进党就是这样8年贪腐就超过国民党。马英九的三个月消除腐败基本是不可能的，台湾一日不统一这样的末日心理只会比大陆严重万倍。在这样的心理下，贪腐是不会消失而是可能被强化，且越是高呼“爱台湾”的越有可能是贪官。不信市长可以以后检验看看小弟的预言对不对。 西方过去500年来是世界的主要统治者，他们的民众在心理上有较好的强势文化心理的沉淀。因此，即使西方社会里个人占有的财富不多，但是“上帝选民”的意识与西方历史上积累的财富依然保证了他的心理安全感和基本生活。现在西方的相对衰落首先在西方的精英阶层了引发了焦虑与不安全感，这是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强势时期与心理条件，19世纪末的落魄也没有使得我们如印度一样的放弃自己。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战胜一切挑战，我们到现在依然保有这样的大国灵魂。但是，19世纪的失败也严重打击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使得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常常陷入迷茫与极端。这样的心理在正反两面都有其稳定性与价值，西方同样如此。 政府的腐败显性化与公民素质的庸俗化这样的现象不是大陆独有的，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的都有。这基本只能在经济基础与发展水平上找原因，这与是否是中国人或是否是民主无关。所以我反感愚蠢的民运们只谈选举，其它一概没有的鼓噪。中国与有“民主选举”的印度相比，规模，条件与历史都相似。但是对比国际腐败排名，大陆远远好于印度；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也远远好于印度。这不是因为我们就比印度人高贵，这个就是因为大陆60年来确保了我们的发展基础与速度远远优于印度。印度的“民主选举”对于腐败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印度不懂得腐败基本也是个发展问题而非单纯的分配问题或道德问题。这无非就是务实与务虚的差异。 具体的说就是一个社会如果可以相对公平的使得人们可以在自由的条件下用个人努力来获得自我满足与经济改善，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比相对缺乏这样上升渠道的社会显得文明，理性，守法与富裕。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美国梦的魅力。这样的上升渠道大陆已经比其它第三世界好很多了。这不像在过去的封建社会末期或民国时期：你除了当官与当兵剥削贪污抢劫外社会少有向上提升的渠道。在民国那样的条件下无论采用何种制度与法律想抑制贪污与道德下滑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在一时的情况下维持一定水平。一言以蔽之，社会生产力的承受能力决定了政治的高度与秩序的持久度。 市长重视的法律与法治其实是上层建筑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本质也是文化与财富的问题。民国岂无法乎？惜其社会资源缺乏而法律形同虚设。大陆现在要进一步提升也就是需要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培养公民意识与法制精神，靠政府自觉或单单百姓投票选举就好吗？这些都是没有用的，给每个公民足够的财富就什么都有了。新中国的60年的历史其实表明了这样一种现象：大陆人用创造财富的增速确保了一个巨大系统的稳步提升，用经济这个根本的条件制约了人性恶的恶性膨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大陆的社会现在表现出来的嘈杂恰恰是正常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大陆现在发展水平依然不高的现实；别一方面表明大陆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提升期。这个提升一旦完成，大陆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那么大陆有没有可能在现在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一跃？！有人认为是悲观的，特别是海外的人与部分港台的人：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不行，制度野蛮，产品伪劣因而必将完蛋。比如那几个高呼抛弃良心的台商，不就是这样的货色吗？！呵呵！ 其实这个论题是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思考的问题。文化，法律，制度与心理建设都是上层建筑的东西。现在典型的西方文化在精神上就是对于契约的坚持而中国稳定的文化心理就是对于人情的重视。这是基于过去长久以来的基本面不同造成的。一个假设是这样比较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如果他们各自的社会基础没有改变的话各自的存在都是适宜的。但是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了全世界。这样中国人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是否适应于我们本身的发展，是否有利于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五四时期的许多学者发现中国人作为一个个人，跟西方人比较起来，基本上没有任何比不上西方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却是跟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作为一个整体同西方就有差距？五四时期学者认为以儒家代表的中国文化，有它先天不足的地方。这些不足使得中国人保守，圆滑，自私与缺少反抗精神。当时认为中国要复兴，那么必须从文化的根子上面，把儒家文化基本上消除掉，全盘的接受西方文化。但是我们100年的实践与东亚的经济起飞使得我们发现强调勤劳、刻苦、节俭，重视知识，重视长幼有序，讲信重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里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素质！这是无可置疑的符合经济学。那么我们到底怎么看待文化与进行文化的比较？ 其实文化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产工具，器具的层次。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他们所用的生产工具，他们所用的生活工具，他们所用的战争工具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用刀和叉，这是生活工具不同；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用机器，中国人用手工做，这是生产工具不同；我们用长矛、大刀，西方用火枪、大炮，这是战争工具不同。这些就是不同的文化当中的器具层次的差异。就是说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或是什么样的战争工具就是什么样的文化。文化的第二个层次就是社会组织层次。比如说西方有民主制度；我们有君主制度；西方有银行制度；我们有钱庄制度等等。这些社会组织是不一样的，这是文化的第二个方面。文化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价值的层次，也就是精神层次。这个就是文化最核心的不同：哲学观与价值判断的不同。比如对于法与情的偏好不同造成的文化差异。 我们考察中国1840年来的奋斗历史可以发现我们基本是沿着这样的三个层面来一步步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的发展就是在器物层面对于中国文化的改造，但是依然没有涉及组织与精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也；到了维新变法的时期，甲午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的失败。于是我们开始改造中国文化的组织层面。比如强调君主立宪的改革帝制。而戊戌政变的进行宣告了维新派的失败。于是到了五四时期，我们开始改造中国文化的精神层面。所谓高呼“德先生与赛先生”。很明显，当两个文化接触的时候或探讨一个文明发展的时候，是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开始比较，然后再进入到组织的层次，最后进入到精神的层次。 但我们要回答的是，当文化碰撞时，西方在器物的方面，在组织方面都比你强的时候，一个现代弱势文化，怎么样才可以发展？现在对这个弱势文化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必须先改革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个观点是西方所坚持的：西方认为的你必须在精神上面首先现代化，那么你才能在组织层次，在物质层次的现代化上面成功。所谓先搞选举再来现代化或只有先民主，先接受西方文化才可以得到发展。西方基于这样的理论输出颜色革命起来理直气壮，且是被现在世界很多国家奉为真理的。那么精神的东西，价值的观念，是不是能够这样颜色革命般的学习过来？历史与逻辑都表明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与生俱来的。确实，一个人的价值是可以学习，但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学！老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基于现代认识论与心理学的研究，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是在小的时候就确定了的。成年后他的行为、他的价值、他的观念已经基本定形了。此后要改变这样的底层意识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说我们要全盘拥抱西方的这些价值层次的东西，除非把中国生出来的小孩，全部送到美国去。不然这个小孩在中国长大，他学习的就是中国的东西。他出生后是根据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叔叔，他的伯伯，他周遭的朋友来学习的。学校的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办法，否则每个老师都教育小孩要做好人，但是监狱从来不是空的。既然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小孩全部送到美国，全部送到欧洲，他只能在中国长大，他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生活，他也就只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他长大之后，他的价值观念，他的伦理观念，基本还是中国传统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按照西方的观点，中国的现代化基本是没有什么指望的。民运苍蝇们基本就是一方面高呼西方神圣，一方面兴灾乐祸的嘲笑与诅咒自己的国家。 但幸运的是理论永远是有两种的。一个显著的例外就是中共。中共基于唯物主义与辨证法的哲学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是属于器物方面的东西。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会跟着变动。微观描述上中共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的进行，当其中的某些交易活动，它的密度高到一个程度以后，那么就会有一些新的制度安排来适应那种交易活动的需要，让每个人在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之下，都觉得遵守制度更有利自己。这样新的文化心理将被建立来润物无声的替换掉原来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这需要一个过程。说明这个理论不是本文的关键，大家其实应该都知道这个逻辑与中共80年来的实践。我要说的是中共这个理论的现实意义实际就是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现代化的关系。简而言之这其实是两个经济学问题。第一，既然我们知道精神层次的东西不可能把它完全替换。那么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精神层次的框架之下，我们的生产力有没有发展的潜力？第二，如果我们的生产力是可以继续发展的，我们上层建筑的传统的这部分会不会进行调整？进行变化？ 对于第一个问题，小弟的回答是100%。中国现在作为和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后发优势。因为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讲，最重要的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如果你技术变迁的速度很快的话，那么你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很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利用引进技术，然后以很低的成本来取得技术变迁。这样的话，技术变迁的速度发展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快了。基于中国的规模与自然禀赋，基于比较优势与自主研发的条件，我肯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非常之大。中国未来整体规模起码是美国的三倍。小弟之前起码有五篇文章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比如科学研究的优势。这里不再多说。 对于第二个问题，小弟的回答也是100%。这个其实不用多言。中国文化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基因而5000年来改变了多次。孟子说孔子是圣人。孔子的圣不是神圣而是“圣之时也”。何谓“圣之时也”？其意义就是说孔子的伟大之处不是坚守而是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道家，法家强调的朴素唯物辨证法使得我们民族一直是一个务实而开拓的民族。地理是历史之母，我们历史上实际早早达到了当时人类生产力水平所能控制的极限并维持了这个极限稳定发展了3000年。这是非常惊人的异常。在这个历史里，光是儒家文化的改变前后就有六次之多。每次改变都是基于当时社会的时代要求与生产力水平的变动。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磅礴生命力和鼎故革新的能力。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根底上看中国文化与科学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有相当的可通约性。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重视务实辨证与格物致知的文化，这点使得中国人理解科学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时相对其它民族容易得多。所以全世界将马克思主义落地本土化最成功的就是中共。我们现在在一般的组织与器物方面已经高度现代化了！不少民运精英高呼我们的精神层面依然落后与顽固，所以大陆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喧闹毫无逻辑与价值可言！因为事实是我们已经改变太多了，我们的变化之大是加速度的。小弟之前的文章实际是谈到过这些问题的。 所以中国起码还可以高速发展30到50年才会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平台期。至于市长提出的种种问题，根本来看需要大陆产业升级完成才可以解决。在当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对政府施加强大的舆论压力平衡。幸运的是中共自诞生起就生于忧患而外患不绝。现在对中共的压力一部分是西方势力意图颠覆中国的稳定来谋求其暴利。那些假装整天要推翻中共，民主选举实际是自己夺权的“伪右派”和台独疆独就是西方在中国的代理人。这样的压力很好，这会迫使中共振作奋发。而大陆的优秀份子会基于民族利益给予中共宝贵的智力支持与政治支持。这个2008年的火炬事件就反映的很清楚。此外对于中共内部的腐朽势力与过度右倾，大陆民间深厚的左翼思潮将给予其迎头痛击。我在大陆论坛上常常扮演对政府的批评角色。共产党的妙处就是他有他的哲学指导，这使得他善于把握关键因素。这样舆论上形成压力对中共是有效的，这可不是贪个四年换个人做那么简单。 法治是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做的事情，在建立这个法治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情的重视确实干扰了一些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也不会全然是负面的因素，因为为法律是基于道德的规范，而道德是基于人情的通约。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与城市化的完成，一个法治的中国化的现代社会必将建立。在这其中我们不但要有毅力与耐心，还需要乐观与聪明。创新发展是唯一的路而没有其它选择。 不过一些用抛弃良心进行“管理”的台商还有离开的好，未来的发展必将使得你们在大陆变得愈加没有价值。何必不走呢？！早走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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