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朋友不熟悉粮票制度，有许多的想象与误解。小弟简介下大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票）的由来，希望可以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期待粮票收藏家提供更多的细节。

中国近代以来实行粮票制度最早其实是国民政府实行的。无疑，粮票制背后基本是基于配给制的经济学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物质的普遍匮乏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必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四川成为抗日的大后方。由此，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粮食供应日趋紧张。1940年7月，蒋介石下达了“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的手令。财政部于次年6月拟订了《战时田赋征收实物条例》，经行政院525次会议通过，于1941年（民国30年）7月颁发施行，并决定田赋征实时随征带购部分粮食，以解决抗战军需民食。粮食库券是国民政府田赋改征粮食、随征带购的凭证，其性质是政府向民间借粮，发给粮食库券作为借粮凭证，其还付的形式是以抵缴田赋来冲抵借粮。随征带购实质上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政府向民间统购粮食的性质。如国民政府在征税（征粮食实物）的同时，统一向民间购买或借一定数量的粮食，征一购一，征一借一，是国民政府下达计划任务，各地政府执行完成。比如四川省政府成立了四川省田赋征粮实施办法委员会，提出了具体的征购方案，经国民政府财政部、粮食部两部核定，四川省1941年征购稻谷总额为1200万市石，征一借一，各600万市石。财政部规定，随征带借的稻谷价为每市石100元，30%付现金，70%发粮食库券。粮食库券由财政、粮食两部印制，分稻谷和小麦两类各分1、2、3市升，1、5市斗，1、3、10、100市石9种，委托中国农民银行和四川省银行代理发行，所发粮食库券从1943年起分5年抵缴田赋偿还。这个政策一方面对保证抗战军需，调节民食，稳定市场物价，安定抗日大后方，起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使得农民的利益被两次剥削而愈加贫困，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图有真象，图片是民国三十年的“粮票”。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名在上呢）

而新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从1953年开始实行,到1985年改行粮棉合同定购制度以及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粮票、废止粮食计划供应时最终结束,实行时间长达32年之久。（湖南省为1992年11月停止使用粮票））对大陆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和土地改革后，亿万翻身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3278亿斤,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但大丰收之后，全国粮食供销形势却未见缓和,反而呈更紧张趋势。在1952年至1953年的粮食年度内，国家粮食赤字40亿斤，到1953年夏季以后,大陆粮食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

一方面，城乡商品粮供应面迅速扩大，使粮食销量大幅度增加：1953年是大陆“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到工业建设上来,城镇吃商品粮的人口迅速增加;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农村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加上其他缺粮人口，使1953年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猛增到1亿人。另一方面,土改后提高了收入的农民增加了粮食消费,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国家粮食收购量势必减少。另外,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即公粮)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粮食一吃紧,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等等这一切，都是造成粮食供应紧张局势的原因。光靠市场收购，显然难以解决问题。由于战争创伤需要恢复，工业发展必须进行且政府手上的黄金多半被蒋运往台湾，大陆政府缺少可靠的金融支付手段而必须采用实物形式的贸易。为保证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国际贸易的信用，稳定物价，保证城乡人民基本的粮食供应，实行新的粮食购销政策已迫在眉睫。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毛泽东责成中央财经委员会搞好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方案。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花去很大精力投入这项工作。他集思广益，汇总了包括统购统销在内的八种方案。所谓统购统销，简单地说，就是农村计划收购、城市计划供应。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思考后，陈云认为要确保城市居民粮食供应，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只有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陈云的建议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和毛泽东的赞成。

1953年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会议室里，中央对这一重大决策拍板定案。接着，在10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0月10日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大会作了汇报。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党内意见不统一，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同看法。因为以前的日伪和蒋介石政权都曾实行过类似办法，老百姓对其印象很坏，各级干部都有畏难情绪，社会上阻力很大。而且，实行征购确实部分地限制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陈云当时考虑到，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政府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积极性。并且有人提出，强制实行征购的手段是不是“太激烈”了。但是，陈云坚定地认为，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

新中国当时面临的实际是一个两难抉择，如果不实行征购，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将要被破坏；如果实行征购，农村又可能出小乱子甚或大乱子。陈云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以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为重，做出全面实行征购的抉择。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于是，从1953年报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从此，粮食统购统销开始了它长达32年的历程。

粮食的统购统销，对解决大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打击了不法私商趁国家困难之际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等不法行为；在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在不太高的水准上满足了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这一政策实施仅一年，就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国家粮食库存有了大幅增加，难关渡过了，形势缓和了。即便是“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城市居民的吃饭问题也没有乱，这与统购统销政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密切相关。而且，粮食统购统销还直接支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粮食稳定而带动了整个物价稳定，真可谓“粮食定，天下定”。

然而，粮食统购统销也确实存在一些弊端。首先，它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民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国家的计划安排，使得农民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自主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出卖，种粮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影响了整个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其次，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给国家财政造成了负担。“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对粮食销售价格的财政补贴也与年俱增，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包袱。毛泽东觉察出了这一弊端，他强调指出，定产要低于实产，使农民多一点自由。可惜，在1957年以后，这一重要指示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落实。同时，粮票对于人民在国内的迁徒自由带来了技术性的抑制：你需要把地区粮票换成全国性粮票才可以放心出行，否则可能面对有钱都买不到东西的窘境。粮食统购统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选择，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始终是主要的。
  
粮票的全国大规模使用从1955年正式开始，由各省统一印发，此前仅在部队及政府机关中使用，面额与图案均各不相同。粮票对于大陆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今天已经是人们收藏的选择之一了：其价值远远高于其票面的物资的价值。现在的一斤面是不可能换到一张粮票的。呵呵，沧桑巨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