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倫敦蒙難到惠州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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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7 旺報 【文／金冲及、歐陽軍喜、王憲明】 

【長虹歌手註：大陸人士撰述此文，對「國父孫中山先生」只稱「孫中山」，情有可原。但在慶祝建國一百年的中華民國，所有重大的官方活動或音樂劇、電影製作、史料展，哪一個有尊稱孫中山一聲「國父」？似乎生怕搶了對岸的鋒頭。

除了「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這兩張王牌，在兩岸競合、國際競爭中，我國還能憑藉什麼來伸張主權和詮釋歷史的話語權？】

    　廣州起義夭折了，孫中山沒有放棄。他本打算在香港重振旗鼓，但律師建議他儘快離港，以免被港英政府驅逐。於是，他同陳少白、鄭士良轉赴日本，1895年11月9日抵達神戶，旋至橫濱。在那裏，孫中山找到了從檀香山回香港策劃起義時在船上認識的譚發，並由譚發介紹結識了馮鏡如。 

    　孫中山邀請馮鏡如、譚發、馮紫珊等十餘人組織興中會橫濱分會，由馮鏡如任會長。但當時旅日華僑對革命排滿尚多疑慮，應者甚少，活動難以開展，加之清政府追蹤日緊，孫中山遂決定離日赴美。他剪去長辮，換上西裝，在馮鏡如兄弟的資助下，登上了開往檀香山的輪船。 

    　到了檀香山後，孫眉對孫中山慰勉有加，鼓勵他繼續奮鬥。孫中山也決意重新召集同志，擴大興中會組織。但清廷已諭兩廣總督譚鐘麟從速緝拿孫中山，駐檀清領事已奉朝廷之命調查在檀興中會員姓名籍貫，藉以查抄原籍家產；而香山知縣查封翠亨村孫姓房產的消息也傳遍一時；許多會員都不敢再與孫中山交往。孫中山在檀半年，遍遊各島，宣傳革命、募集軍費，但成效不大。興中會組織工作進展遲滯。孫眉和何寬都建議他去美洲大陸，那裏華僑較多，當有可為。 

    　1896年6月18日，孫中山抵達三藩市。清政府得知孫中山抵美，總理衙門即電告駐美公使楊儒，令「確查密覆」，楊儒密飭馮詠蘅確查孫的去向。據馮詠蘅報告，「孫文借寓金山沙加免度街第706號門牌華商聯勝雜貨鋪內，聞不日往施家谷轉紐約，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並聞有沿途聯合各會黨，購買軍火欲圖報復之說。該犯隨身攜帶私刊書冊兩本，雖無悖逆實跡，檢其上李傅相書，確有該犯之名，顯係孫文無疑」。儘管清廷查清了孫中山的去向，但由於中美之間沒有引渡犯人的條約可援，楊儒依然無從措手。他只好電告駐紐約、英國、新加坡等地領事嚴加防備。同時總理衙門也密電兩廣總督譚鐘麟、廣東巡撫許振禕、駐英公使龔照瑗、駐日公使裕庚、駐新加坡代總領事劉玉麟、駐法使館慶常等，加緊防範孫中山運軍火回國。 

    　孫中山在三藩市逗留了約兩個月，不料那裏的華僑風氣之蔽塞，較檀香山尤甚。孫中山只好轉赴紐約，沿途所到之處，鼓吹革命，「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在紐約逗留約一個月，孫中山感到一舉一動都被注視，無可活動，遂決定赴英。 

    　1890年9月23日，孫中山搭上了開往英國的「白星」（White Star）號輪船。 

    　清政府得知孫中山赴英時，清駐英公使館即與英國外交部交涉，希望援引香港引渡罪犯的條約，捉拿孫中山，被英方拒絕。駐英公使館只好雇傭司賴特偵探社（Slaters Detective Association）監視孫中山行蹤。偵探社10月1日的報告中說：孫中山「於昨日中午12時在利物浦王子碼頭上岸」。「他坐的二等艙，上岸的時候，他帶了一件行李，上火車站設備的公共汽車，到利物浦密德蘭車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等到下午4點45分方才乘上火車，於晚間9點50分到倫敦聖班克拉司車站（St Pancras）。他取出行李，雇了12616號馬車到斯屈朗赫胥旅館（Haxeus Hotel， Strand）。」到達該旅館時已是深夜12點。 

    　次日上午，孫中山到波德蘭區（Portland Place）覃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46號拜訪他的老師康德黎。康為他在其寓所附近找了一處住所。安頓下來後，孫中山開始四處觀光遊覽，他去過大英博物館和一些名勝古跡，也到過動物園和植物園，最讓他怦然心動的是倫敦車馬之盛、貿易之繁和員警敏活、人民和易。反觀中國，他更感到自己所從事的事業的正義性和重要性。到倫敦後的十來天，他在自由自在的遊覽中，大概認為自己已擺脫了清政府的追捕。但實際上，清政府一刻也沒有放鬆對他的監視，而且，一個拘捕孫中山的陰謀正在實施。 

    　1896年10月11日，孫中山如往常一樣，步行穿過波德蘭後，去拜訪康德黎博士，途中遇見清駐英公使館翻譯鄧廷鏗。兩人邊走邊談，行至49號清公使館門口，鄧又將孫中山介紹給另兩位中國人，兩人將孫中山擁入館內，隨即門被鎖上，孫中山方知自己已被捕。隨後，他們把孫中山囚禁到公使館4樓的一間小房裏，準備用船將他運回國內。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孫中山倫敦蒙難」。 

    　使館在捕獲孫中山後，準備雇一艘船將他偷運回國處死。怎樣才能獲釋呢？一開始，孫中山極力否認自己有任何謀反的意圖，並試圖說服鄧廷鏗，他只是一個改革家，專意講求西學，但因得罪廣州緝捕李家焯，遂被李誣告謀反，不得已只好潛往各國遊歷。他請求鄧廷鏗念同鄉之誼，轉請飲差代為申雪，並保證以後斷不敢再行為亂。這當然不可能奏效。 

    　孫中山只好請求使館派來看管兼照料起居的英籍工人柯爾（George Cole）為他送信給康德黎博士，請康德黎設法營救。柯爾幾經考慮最終把孫中山請他送信一事告訴了使館女管家豪夫人（Mrs Howe）。豪夫人鼓勵柯爾幫忙。10月17日晚，豪夫人把孫中山被囚在使館的消息寫在一張紙片上，偷偷送到了康德黎的住宅。康德黎已連續幾天不見孫中山身影，正感疑惑，見信後方知原委，於是連夜向警署報案，請求援助，但警方認為事屬荒唐，拒絕插手。第二天，柯爾又把孫中山親筆寫在兩張名片上的求救信交給了康德黎，並告知中國使館擬於20日將孫中山押解回國。康德黎愈感情況緊急，決定向政府中的實力人物求援。遂與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的另一位老師孟生博士（Dr Manssion）一同再赴蘇格蘭場總警署，請其出面干涉；又兩度赴外交部，由於是星期日，沒有結果，但值日司員答應第二天親告上司。為防意外，孟生到清使館通告拘禁之事已經洩露，使其有所顧忌，不敢貿然押解登船，同時他們四處訪求私家偵探，佈置監視，防止使館連夜押運或改囚他處，此外他們還兩赴《泰晤士報》館，希望將此事公之於眾，以爭取公眾輿論的支持。 

    　10月19日，康德黎、孟生二人的奔走呼救終於生效了。英國外交部和警方開始干預。內政部命蘇格蘭場立即採取行動，蘇格蘭場佈置6名便衣警探分3班24四小時輪流監視清公使館，並對泰晤士河上所有開往中國的船隻進行監視。次日，英國政府又照會清公使館，要求立即釋放囚犯。當天，《地球報》刊發了訪問康德黎的文章，引起英國朝野的關注。倫敦各報紛紛對此案進行採訪報導，給清公使館造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清公使館堅持說孫中山係自投使館，公使有權予以扣留，並未觸犯英國法律。英方認為，孫中山被囚，既屬違反國際法，亦屬嚴重濫用外交特權。最後，公使館被迫讓步，10月23三日下午4點30分，被拘禁了13天的孫中山終於獲得了自由。 

    　孫中山倫敦蒙難一事，對孫中山本人乃至整個中國革命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首先是孫中山作為一個革命黨領袖的個人聲望提高了。孫中山自己不停地會見記者，發表演講，並用英文撰寫《倫敦被難記》。該書於1897年在英國出版後被翻譯成俄、日、中等國文字，使孫中山名揚四海。許多後來始終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志士和給予孫中山很大幫助的日本友人就是通過這本書認識和瞭解孫中山的。當然，更重要的是孫中山思想上的變化。通過這次事件，他進一步認識了西方的社會制度、司法制度，從而更堅定了推翻清政府的信念。就在他獲釋後的第二天，他致函倫敦各報主筆，感謝英國政府及各報的救援之情，同時也首次表達了自己對此次事件的感受。他說，「最近幾天中所發生的實際行動，使我對充溢於英國的寬大的公德心和英國人民所崇尚的正義，確信無疑。」「我對立憲政府和文明國民意義的認識和感受愈加堅定，促使我更積極地投身於我那可愛而受壓迫之祖國的進步、教育和文明事業。」 

    　孫中山還不失時機地利用這次事件呼籲英國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他向英國政府保證，一旦革命獲得成功，英國將獲得一個廣闊的市場前景。顯然，孫中山過高估計了英國政府對他的重視。 

    　英國政府營救他，多半是出於法律和道義的緣故，並不意味著英國政府會冒與清政府對抗的風險去支持孫中山的反清事業，因為英國在中國有巨大的利益，中日甲午戰爭後英國的對華政策是很明確的。它一方面採取「聯日抗俄」的政策，一方面又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希冀利用日本來「開放」中國，以保證其在華利益的實現。因此，英國政府對孫中山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它決不會支持孫中山的反政府活動。也正因為如此，英國外交部於孫中山被釋後第3天，即向清政府作出保證：「本國政府於所有本國地方，如有藉以謀議與貴國政府或官員為難之事，深願按例極力阻止。」同時還告知清政府，英國政府已諭令香港總督，嚴查所有可疑之人，預破一切亂謀。這樣，孫中山既不能在英國從事反清活動，也不能回香港圖謀再舉。孫中山只好決定離開歐洲，他的下一個活動舞臺只能是日本。 

    　1879年7月1日，孫中山離開英國，途經加拿大，在蒙特利爾、溫哥華等地短暫停留後，繼續前行。他機智地擺脫了清駐英公使館派出的跟蹤人員，於8月16日抵達日本橫濱。第二天，孫中山去拜訪了橫濱加賀町員警署長，並告知他被清政府官吏跟蹤，要求得到日本方面的保護。他的要求獲得批准。8月下旬，孫中山在陳少白住所會見了日本自由民權論者宮崎寅藏。宮崎早已聽陳少白介紹過孫中山，也讀過孫中山的《倫敦被難記》，對孫中山非常景仰。此次是專門從香港來拜會孫中山的。 

    　孫中山也已從陳少白那裏得知宮崎的一些情況，兩人可謂神交已久，一見面就非常投機，暢談良久。 

    　孫中山應宮崎所請，談及他從事革命的初衷、革命的宗旨和革命的方法手段。孫中山說，「余以人群自治為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余以此一事而直有革命之責任者也。」「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中國要避免被瓜分的慘禍，「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要洗雪東亞黃種人的屈辱，維護世界的和平與人道，「惟有成就我國之革命」。宮崎聽此言論，深受震動，認為孫中山思想高尚，見識卓越，抱負遠大，情意懇切，實在是東洋的珍寶，於是又把孫中山介紹給了平山周。 

    　結識宮崎寅藏和平山周，可以說是孫中山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的一個轉機。不久他通過宮崎、平山介紹結識了日本眾議院議員犬養毅，後又經犬養毅介紹會見了日本外相進步黨領袖大隈重信，開始與日本政界人士交往。此外，孫中山還在平山周的陪同下訪問了日本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他還獲准久居東京，並得到日本友人在生活上的資助。然而，問題在於孫中山為什麼如此急切地要擴大與日本朝野各界人士的交往？日本政府及各界人士為何又願意幫助孫中山？ 

    　孫中山與日本各界人士交往的動機很簡單，就是要尋求日本方面的援助。他每次與日本人士會談，都會談到這個問題。他也呼籲過歐洲方面的援助，但無結果，不過他覺得尋求日本方面的援助是完全可能的，因為中國與日本文種相近，又同樣遭受西方的欺凌，日本雖然也像西方國家一樣侵略過中國，但還是與西方國家不同，他向歐洲國家尋求幫助的時候，是用廣闊的市場前景來說服他們，而他向日本尋求援助的時候，主要用亞洲人的命運來打動它。 

    　日本對孫中山的態度則要複雜一些，從政府一面說，它必須顧及與清政府的外交關係。甲午戰後，清政府與日本又恢復了邦交，日本從戰爭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它還需要維持清政府以保證這些利益的實現。但清政府已虛弱不堪，考慮到這一點，日本政府覺得有必要為孫中山提供一些方便，以求革命成功後新組建的政府實行親日政策。從日本民間方面看，許多著名的民間人士，都抱有一種泛亞主義的理想，他們一直在尋找一位中國「英雄」，以便在他們的幫助之下，把中國從西方帝國主義的手中「拯救」出來。 

    　孫中山得到日本朝野的「支持」，就積極籌備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準備工作分三個方面進行：陳少白回香港辦報，設立革命機關；史堅如、鄭士良深入內地聯絡各地會黨，糾集起義隊伍；孫中山則在海外活動，負責籌集起義所需的餉械。 

    　1900年1月25日，由陳少白主編的《中國日報》在香港正式創刊。《中國日報》分日報和旬報兩種，它的創辦，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起了恢復和組織革命力量的作用。二是開啟了革命黨人辦報鼓吹革命之先河。興中會最初的宣傳品，只有《揚州十日記》一種。1899年間興中會在日本曾以「中國合眾政府社會」的名義印製革命宣傳品，寄往美洲、檀香山及南洋各屬華僑，請其協助革命。此外見諸文字者很少。《中國日報》的創辦，表明革命黨人已經認識到創設宣傳機關的必要性。陳少白在籌備辦報的同時，又按計畫聯絡會黨，召集黨人。與此同時，孫中山在日本也積極活動，籌畫起義。由於當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對於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很贊成，答應起事後設法相助，所以孫中山對於第二次革命變更計畫，不到廣州發難，預備先在惠州起事，沿海向東前進。孫中山在臺灣等候，如果這邊軍隊能夠打到廈門，他就可以渡過臺灣海峽，親自督師。 

    　1900年9月28日，孫中山抵達臺灣基隆。然而，就在此前兩天，日本山縣有朋內閣總辭職，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對華政策發生較大變化。孫中山抵臺後第二天，日本內務省總務長即電示臺灣民政長官，對孫中山利用臺灣的起義計畫，採取防遏方針，並嚴格阻止日本人參與中國革命。這樣，原訂的由臺灣接濟軍火計畫落空。孫中山又謀潛渡內地及密運軍械計畫，也完全失敗。然而，惠州方面的起義準備已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兩廣總督德壽命水師提督何長清率虎門防軍四千人進駐深圳，命提督鄧萬林率惠州防軍進駐淡水、鎮隆，對起義軍的駐地形成兩面夾擊之勢。1900年10月6日，起義軍被迫迎戰，起義爆發。由於原訂的從臺灣接濟起義軍的計畫落空，孫中山只好下令中止起義，惠州起義失敗。 

    　（此文摘自華品文創出版的《共和大業》一書） 

    　作者簡介 

    　本書主編金冲及，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孫中山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 

    　作者歐陽軍喜，現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著有《歷史與思想：中國現代史上的五四運動》等。 

    　王憲明，山東昌樂人，現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著有《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社會通詮〉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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