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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9/30 21:40:16瀏覽240｜回應0｜推薦2 | |
據悉，許多學校內不同領域（不同學院）的老師授課或其他事務的負擔大不相同，所擁有的設備環境也有所不同（此外，身份階級差異也產生了工作負擔上的差異）。甚至，在許多學校裡，某些領域的老師授課都多至12、14個鐘點，還曾聽過16、18個鐘點的。如此多的授課負擔，研究的要求卻也不會減少，再加上各項輔導與服務工作（特別是招生壓力較大的許多學校，老師兼打雜，到各校去招生、打電話拉學生、流感期間在校園中幫學生量體溫、學校大型活動中打理庶務、輪班坐系所單位辦公室做服務學生行政事務的工作、管控與輔導學生吸毒打架及家庭種種問題…各式各樣的事情不勝枚舉），有可能把研究做好，達到主事者所期待的頂尖卓越嗎？ 如果這種工作負擔懸殊差異的情況無法改善，擁有優渥環境的學校及系所在良性循環之下，永遠是彈性薪資的受益者。而在環境較差、工作負擔較多的條件下工作的人，不僅做得更累，還無法奢望取得彈性薪資的補助，更甚至被那些比較容易領取彈性薪資的所謂優秀者批評為「不做研究」乃至「表現不良」的一群人，背負著惡名。 如果說，彈性薪資是一種對於表現優秀者的鼓勵，那麼，如果工作負擔及環境條件的差異情況無法改善，如何有可能真正建立在立足點的平等之上去鼓勵努力工作的優秀者？一個制度如果無法建立在「立足點」的平等之上，那麼所謂打破「齊頭式」平等的說法，就會變成只是既得利益階層用來攫取更多利益的藉口，將既得利益者的分贓行為合理化而已。造就的只是更多的肥貓，而無助於學術界長遠的發展。 附記：不過話說回來，這其實也只是近年社會上「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現象在各個場域的呈現之一。社會的思想風氣漸漸的不再是「大家一起過得更好」（這與齊頭式平等的想法並不相同），而是越來越傾向於透過「競爭」與「打敗別人」，來「使自己過得更好」，且由此理所當然的覺得自己過得更好是應得的，而他人過得不好也是咎由自取。這種思維在歷史上也不是新鮮事，本來傳統文化中也有很多思想資源可以對於某些未必適合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方面做一些平衡，可是當某些因素造成文化刨根，導致社會群體背後的文化根基逐漸空洞化、浮萍化，也就沒有什麼深厚的力量可以抵擋全球交流日益頻繁下的競爭氛圍，只能隨波逐流，當然更不用說想要挺立什麼具有價值與影響力的社會特色了。 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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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教育文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