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體衰多病的爸爸，好不容易熬過為控制肝腫瘤的二十五次電療之後，有一天突然發燒。延醫之後，發現染患肺炎，並有敗血症的象徵。接到消息之後，我們在海外的兄妹們決定由小妹和我先行分別返台，其他的兩個弟弟再分批動身。

班機抵達桃園機場是清晨五點半，搭乘巴士回到中部，正好趕上颱風似的強風暴雨。趕到醫院，看到奄奄一息的爸爸，心中有無限的不捨。當他從昏睡中醒來、看到我時，嘴唇動了幾下，像是想說什麼。我問他知不知道我是誰，他點點頭；我又問他心裏平不平安，他清清喉嚨，用微弱卻清晰的聲音說：”看你回來，我心裏就很平安。”聽得我心中一陣疼痛，只有緊握住他幾乎已是皮包骨、也因打針而淤血處處的雙手。

由看護Mini口中得知，爸爸的作息與常人顛倒：常常通晚不睡，一下要這個，一下要那個；清晨就開始昏睡，白天除了餵食，很少有清醒的時候。他吃的是在家裏由各種蔬菜絞打成的半流質食物，不過，食慾不佳，常常只吃了一點，就搖頭說吃不下；水也喝得不多，需要由打點滴來補充水分與營養。曾經裝過鼻管灌食，爸爸卻因不舒服而氣得拔了它。另一方面，主治醫師告訴我們，爸爸的肺炎好像已控制住，敗血症也沒有原先想的嚴重，不過他的整個狀況卻令人不存樂觀，因為除了年紀大、患肝癌之外，爸爸的腎臟也不好，加上貧血、糖尿、造血功能差，因此，我們之間的共識是把他當成安寧病人看待：只做症狀方面的處理，而不做任何有”入侵性”的醫療動作。

妹妹回來之後，我們通常一早就到醫院裏去陪爸爸，試著和他說話、逗他開心，幫著做一些我們能做的，也讓Mini趁機會小睡一番。看著他的一切、包括大、小便的處理、換尿片、洗擦身體、餵食等，完全需要假他人之手，不禁讓我們感嘆萬千，這種看來一點尊嚴也沒有的生活，豈是當年時時西裝革履的爸爸所能接受的？ 妹妹和我也因此談起”安樂死”。這個頗受爭議的問題的對與錯、優點與缺失，見仁見智。從宗教、倫理等方面來說，生命是可貴的，任何人 — 包括自己本人 — 都沒有權利剝奪它，但是，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沒有尊嚴的生活，有時的確生不如死。同時，我也想起達賴喇嘛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在我們生命開始與生命結束之時，我們都需要借重別人的善心與仁慈；那麼，在這兩個時辰之間的一生中，我們為甚麼不能對別人報以善心與仁慈呢？”不僅對生命末期者的慈悲照料是件重要的課題，以”慈悲為懷”做為生活上待人處世的座右銘，更是人人該有的態度。

後來，因為久躺之故，爸爸的背部與臀部開始有褥瘡的現象，於是又多了一項每兩個小時需要轉換姿勢的工作。爸爸不慣側睡，常常抱怨、哀求雙管齊下，那時，我們就需要像待小孩似地、連騙帶哄，加上說理兼威脅，為的是希望他熬過難過的兩小時。不忍心之餘，我們又為”返老還童”這句話多找到了一個佐證。

爸爸因吃不下而引起嚴重的營養不良，又不適合注射高蛋白營養針，身體繼續枯萎下去，醫生和我們商量之後，本來計畫動小手術、由胃部插管灌食，卻因負責該項手術的麻醉醫師擔心爸爸的體弱多病、恐怕無法承受全身麻醉而作罷。最後，我們決定再試鼻管灌食：一方面購買品質較好的全矽餵管，一方面對爸爸”曉以大義”、請他不要再拔出；又買了”限制”手套，以免他下意識地犯了”大忌”。這樣，灌食了幾次之後，效果立見，爸爸居然可以自己緩緩移動雙手，講話聲音也顯得較有生氣，讓我們安慰許多。

讓我們驚奇的是，爸爸雖然與病魔搏鬥得羸弱不堪，時常昏睡著；偶而醒時，頭腦卻非常清楚，記憶也良好如舊。有一天，他突然提醒我們別忘了他哪天需回和信醫院回診的事，我們一查，果然不錯。有人來探病時，他都能清楚地知道來者何人，我們也會”考試”似地問他與訪客有關的其他問題，他居然都能用微弱的聲音，一一簡單回答，絲毫不差，讓大家嘖嘖稱奇。

為了確定爸爸病情是否轉為穩定，我比預定的日期在台灣多停留了兩天。看到他恢復了些元氣，加上小弟馬上回來，大弟也將於五月初成行，我告訴爸爸我將回溫哥華的日期，並答應他我很快會再回來。得到他的首肯之後，就把協助照顧、並陪伴爸爸的任務交給小妹暫時獨力承擔，而準備回程。

搭車前往機場之前，我再到醫院去和爸爸道別。我俯在他耳邊，一方面請他一切要放下、多保重、多念佛，另一方面告訴他我們都愛他、時時為他的心境平安和身體舒適祈福。握著他枯瘦的手、擁著他骨架般的肩膀，我的淚水沾濕了爸爸的枕頭。我久久不敢抬頭，深怕大家跟著我掉淚。

在機場登機前，又給Mini打了個電話，請爸爸聽。我說的還是我先前說過的老話，其實，我要的是再有聽聽爸爸的聲音的機會。爸爸蒼老無力的回應由電話的另一端傳過來，讓我再度難過、心疼。放下話筒，手不由得伸入口袋，開始撥數佛珠，為正在奮戰中的爸爸念佛、祈福。

通常，在飛機上，我總是無法成眠；這次在回溫哥華的機上，我更是心中不斷地念著”爸爸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