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報導：合議庭指出，林益世涉犯貪汙治罪條例「違背職務之行為收賄罪」及「職務上行為要求賄賂罪」，該罪只須所收受、要求的金錢與其職務有對價關係即構成。

首先，林益世收取6300萬，和索取8300萬是兩件事。前者是在立委期間，立委是民意代表，扯不上所謂的“職務之行為”。關說有時候是靠面子，對事情決策不一定有直接影響力，可能成，也可能不成，尤其是當有多方勢力發生時。面子是“道德”層次，非“法律”層次之見解，其“服務”之行為功能大於“職務”之行為。後者是在行政院秘書長期間，屬公務員身分，確有不當。其辯詞為“林益世因在立委期間曾經收取對方6300萬佣金，如今身分有別，故有意拒絕，為避免雙方撕破臉 (確實發生)，只好借抬高佣金費用，希望對方知難而退，並無履行該請託之企圖”。如果前者不違法，後者之企圖則是屬公務員行為之道德瑕疵。撤職是有必要的，但就刑事案件來說，檢方必須提出證據，證明林益世確有“職務之行為”，否則就夠不成索賄之說。同樣的道理，如果林益世是藉其身分自我膨脹，並沒有“職務之行為”，充其量是企圖詐騙，也夠不成索賄。我們同時必須注意到，能夠影響此合同之民意代表和行政長官 (包括高雄市政府) 非林益世一人，因此，證明林益世確有“職務之行為”實屬必要。

我們還必須知道，收取6300萬是商業行為，其本身並無構成傷害國家與社會公共利益。本案之關鍵在於中鋼是否受賄，非中間人。索取8300萬固然有違公務員操守，但因尚未構成事實，還需要法院判定事實，但已無定義成為“重大案件”之必要性。

有關報導：律師團昨天針對此爭點與檢方激辯，合議庭也就此評議長達四個小時，最後認定所謂「職務上的行為」，是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的行為，只要該行為與公務員職務有關連性，實質上又是公務員職務影響力所及即構成。

立委是民意代表，明顯不是公務員身分。行政院秘書長，與簽署該合同之單位也明顯沒有職務關連性，所謂“公務員職務影響力”之說，在當年辦扁案時，也非如此解讀，否則以總統職務之高度，對任何事都應有影響力。可見林益世的收押，基本上還是政治判斷，受到媒體輿論之影響，非正當之法律見解，看來，台灣司法素質之提高還有一段漫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