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一場餐會上，和親友聚談。其間也涉及兩岸的議題。一位偏藍親友簡短談到近代中國被西方侵略的悲劇故事。這可能是要作為藍營疑美論的一個支撐論點。不過，因為談話並沒有繼續，所以他的話也就沒有完整的闡述。

台灣部分人的疑美論，和之前兩蔣時期關於近代中國史的敘事顯然有關（當然也和當前中共的反美宣傳相呼應）。不過，不管是兩蔣時期的中國歷史敘事，還是此刻中共的反美宣傳，很可能都還是和更早以前的義和團思想有相通之處，即使不盡相同。

談到義和團，我們很容易想到一幅荒誕而悲慘的歷史圖景：拳民相信神靈附體、刀槍不入，高喊「扶清滅洋」，焚燒教堂，破壞鐵路、電線，殺害外國傳教士，也殺害大量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

一百多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當然不是1900年的中國。

中國已經擁有高鐵、核武、太空科技、人工智慧以及龐大的現代工業體系；中國人也早已大量留學、經商、旅居海外。把今天的中國簡單稱為「新義和團」，不但不準確，也很容易使討論淪為政治謾罵。

但是，如果我們不看義和團的辮子、神拳、符咒，而是看它背後的思維模式，思維的某種前後一貫性就會更加鮮明。

我隱約覺得：義和團消失了一百多年，但是某些「義和團式思維」，今天似乎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現。

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可能就是受害者意識。

一、義和團不是無緣無故出現的

反省義和團，首先必須承認一個歷史事實：晚清中國確實是一個受害者。

十九世紀的中國遭到西方列強侵略。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治外法權、租界制度，都是實實在在的民族屈辱。

基督教傳教活動也並非完全存在於這些政治關係之外。傳教士受到條約保護；一些傳教士介入地方訴訟與教民糾紛；部分中國教民也可能利用教會及外國勢力的保護，在地方社會取得一般百姓所沒有的優勢。

因此，晚清中國人的反洋情緒並非全部出自愚昧與幻想。

他們確實受到了傷害。

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恰恰也從這裡開始：

一個人受到傷害以後，會變成什麼樣的人？一個文明受到傷害以後，又會變成什麼樣的文明？

受害本身並不使人高尚。有時候，受害甚至可能使人失去反省能力。

二、從「我們受到欺負」到「一切都是他們害的」

受害者意識最危險的地方，不在於記住傷害，而在於逐漸形成一套封閉的因果解釋：我們今天之所以不好，是因為別人害我們。

這個命題有時候是真的。問題在於，一旦它成為解釋所有問題的總公式，自我反省便停止了。

十九世紀末，中國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其實很多：為什麼中國的軍隊打不過列強？為什麼中國的科學技術落後？為什麼國家財政、行政、教育、軍事組織無法與現代國家競爭？為什麼一個人口如此龐大、文明如此悠久的帝國，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如此脆弱？

要面對這些問題，會讓中國人覺得非常痛苦。因為它們最後可能逼迫人承認：問題不只在別人，也在我們自己。

可是義和團提供了一個心理上容易得多的答案：洋人欺負我們；洋教破壞中國；教民勾結洋人。甚至天不下雨，也是因為洋教冒犯了神靈。

於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文明危機，被簡化成尋找敵人的問題。

這就是受害者意識最具有誘惑力的地方：它未必完全虛假，卻可以利用部分真實，遮蔽另外一部分更痛苦的真實。

三、受害者意識最大的危險：讓「我是受害者」變成「所以我是對的」

這中間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心理跳躍。

第一個命題是：「別人曾經傷害我。」

第二個命題卻變成：「所以我現在的判斷是對的。」

再往前一步則成為：「因為我是受害者，所以我做的事情具有正當性。」

這三件事情其實完全不同。

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是真的。但是，這並不能證明殺害傳教士是對的。某些傳教士曾經濫用特權，也不能證明所有傳教士都應該被殺。

列強欺凌中國，更不能證明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就是漢奸。可是，在高度情緒化的群體中，這些界線很容易消失。

於是：

反侵略變成反洋人；

反洋人變成反洋教；

反洋教變成反教民；

反教民最後變成殺害自己的同胞。

這是義和團歷史中非常值得反省的一條心理鏈條。

四、最危險的事情，是把「自己人」變成「外國人」

義和團殺害的並不只是外國人。事實上，大量受害者是中國基督徒。這件事情的意義非常深，卻普遍被忽視。

因為它顯示出一種政治心理機制：當一個社會高度敵我化以後，內部不同意見者會逐漸被「外部化」。他雖然是中國人，卻不再被當成真正的中國人。因為他信了洋教，所以是「二毛子」；因為他與外國人有關係，所以成了敵人的一部分。

這種心理機制並沒有隨著義和團消失。

今天當然不再叫「二毛子」，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類似的語言：「漢奸」、「賣國賊」、「境外勢力代理人」、「跪久了站不起來」。

甚至，一個人只要認為美國某些制度值得中國學習，或者批評中國自己的問題，就可能被懷疑：「你到底站在哪一邊？」

這裡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哪一個詞，而是詞語背後的認知結構：你如果不和我一起仇視敵人，你就是已經成為了敵人一夥。

一旦走到這一步，公共討論就很困難了。因為我們不再討論「你說得對不對」，而開始審查：「你是哪一邊的人？」

五、從「批評中國」到「侮辱中國」

這又涉及另一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問題：扭曲的民族自尊。

正常的自尊應該使人有能力承受批評。因為我知道自己有價值，所以別人指出我的缺點，不等於否定我的全部。

脆弱的自尊恰恰相反。越不能確定自己的價值，就越不能忍受別人的批評。

於是：批評政府，被理解成反對中國；批評中國社會，被理解成侮辱中國人；指出西方某些制度的優點，被理解成崇洋媚外；承認中國某些地方落後，被理解成「跪舔西方」。

這種心理最終會形成一個非常奇怪的結果：愛國，不再意味著希望自己的國家變好；愛國開始意味著不准別人說自己的國家不好。

但是，一個不允許自己看見缺點的文明，要怎麼改進？

六、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反西方，而是「認知封閉」

所以，我認為義和團思維的核心，甚至未必是「排外」。排外只是它的一種表現。更深層的問題是：當現實與自我想像發生衝突時，我們究竟修改自己的認知，還是修改對世界的解釋？

如果我們一直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但是現實上卻屢屢遭遇挫折，正常的理性反應應該是：是不是我原來的認識有問題？

但是另一條道路是：一定是別人害我；一定是西方打壓；一定是媒體抹黑；一定是境外勢力操縱；一定是內部漢奸配合。

這些事情並非永遠不存在。國際政治當然有圍堵、有競爭、有宣傳、有情報活動。美國也當然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優先。

問題從來不是「西方有沒有問題」。問題是：西方有問題，能不能成為中國人拒絕檢討自己的理由？

這才是關鍵。

七、義和團最令人感慨的，是以精神勝利補償現實失敗

義和團相信神功護體、刀槍不入。今天看來荒謬至極。但是，如果我們只嘲笑他們迷信，可能反而錯過了更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人在明明處於弱勢的時候，反而特別需要相信自己無比強大？因為承認弱小非常痛苦。承認別人比自己先進，更加痛苦。於是，人可能用想像中的強大補償現實中的無力。

這是一種補償性的集體自尊。

一百年前，它可以表現為：「神拳護體，刀槍不入。」一百年後，它當然不會採取完全相同的形式。但是它可能轉變成：「東升西降」；「美國快完了」；「西方民主已經徹底失敗」；「只要中國一出手，對方根本不堪一擊」。

問題並不是這些判斷一定錯。

美國確實有嚴重問題，西方民主也確實遭遇危機，中國也確實已經成為世界強國之一。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我們是在分析客觀世界，還是在尋找讓自己舒服的世界？

兩者看起來很像，其實完全不同。

八、今天比義和團時代更值得思考的一個悖論

今天中國與1900年最大的不同，是中國已經高度現代化。

中國有世界級的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有高速鐵路、核武器、太空站、超級電腦與人工智慧。

因此，如果今天仍然出現某些義和團式思維，問題反而更加值得思考：為什麼一個高度掌握現代科技的社會，仍然可能保留前現代的敵我認知？

我認為這裡必須區分三件事情：

技術現代化，不等於認知現代化；

認知現代化，也不等於政治現代化。

一個人可以非常會製造晶片，卻仍然用陰謀論理解國際政治。一個國家可以把太空船送上太空，卻未必建立一個鼓勵人民質疑權威的公共文化。甚至現代科技還可能使古老的群體心理更加強大。

1900年的謠言靠口耳相傳。今天，一則激發民族憤怒的短影音，可以在幾小時之內傳播給幾千萬人。

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許不是義和團「死灰復燃」。而是：義和團式的認知結構，與現代國家能力、現代傳播科技結合。

這已經不是1900年的義和團了。它可能是一個更加現代、也更加值得警惕的問題。

九、受害者記憶不是問題，被受害者身分囚禁才是問題

我絕不是主張中國人應該忘記近代史。恰恰相反，鴉片戰爭、列強侵略、南京大屠殺，都應該記得。一個民族沒有必要失去自己的歷史記憶。問題是：中國人應該如何記憶？

記憶歷史，是為了理解世界，還是為了永遠證明自己是受害者？

記憶苦難，是為了避免悲劇重演，還是為今天所有的敵意提供正當性？

這兩種歷史記憶完全不同。

成熟的歷史意識應該告訴我們：別人曾經做錯什麼；我們自己又曾經做錯什麼。

不成熟的歷史意識則只剩下一句：「他們曾經欺負我們。」

前者使人獲得智慧；後者可能使人永遠停留在傷口裡。

十、真正的文明，需要超越受害者身分

這使我想到一個我近來越來越重視的概念：超越性。

這裡，我說的超越還不是宗教意義的超越，而是一種人對自己的超越。

人可以超越自己的情緒；超越自己的利益；超越自己的群體；超越自己的民族；甚至超越自己最珍惜的信念，暫時站到外面重新審視自己。

所以，我可以愛中國，卻仍然批評中國；我可以記得西方侵略中國，卻仍然承認西方文明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我可以反對美國某項政策，卻不必因此認定美國的一切都是邪惡；我可以為中國的成就驕傲，也可以承認中國制度存在嚴重問題。甚至當一個我不喜歡的人批評中國時，我仍然可以先問：「他說得有沒有道理？」

而不是先問：「他是哪一邊的人？」

我認為，這才是文明真正困難的地方。

十一、義和團真正的反面，不是「親西方」

因此，反省義和團，絕不是要求中國人崇拜西方。

義和團的反面也不是「親美」「親西方」。

如果只是把「中國永遠正確」換成「西方永遠正確」，其實仍然沒有離開同一套簡單的敵我思維。

義和團真正的反面，應該是：理性。是區分；是懷疑；是自我批判；也是超越。

一個成熟的人，不需要藉著貶低別人證明自己的價值。

一個成熟的民族，也不需要每天證明自己比別人偉大。

真正有自信的文明，反而應該有勇氣問：我們是不是錯了？

甚至進一步問：我們有沒有可能從敵人身上學到東西？

這種能力看起來軟弱，其實非常強大。

因為只有能夠修正自己的文明，才具有長期演化的能力。

十二、結語：

最大的危險不是別人批評中國，而是中國失去批評自己的能力。

一百多年前，中國面對西方列強巨大的軍事與文明衝擊。其中一些人選擇學習，一些人選擇改革，也有一些人選擇了義和團。

義和團給我們留下的最大教訓，也許並不只是「不要迷信」「不要排外」。更深的教訓可能是：一個文明受到傷害之後，最需要警惕的，是把傷害變成拒絕自我反省的理由。

別人欺負過我，不表示我的一切都是對的。

別人有罪，不表示我沒有問題。

別人希望我失敗，也不能成為我拒絕聽取批評的理由。

甚至恰恰因為外面的世界充滿競爭，一個文明才更加需要保持清醒。

真正強大的文明，不是永遠宣稱自己正確的文明，而是能夠發現自己錯誤、承認自己錯誤、修正自己錯誤的文明。

所以，今天重新談義和團，問的其實不是：「中國是不是又出現義和團了？」

而是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當中國人再次感到西方正在圍堵中國、打壓中國、敵視中國的時候，中國人是否仍然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憤怒與受害者意識，冷靜地問一句：除了別人的問題之外，我們自己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一個文明還能提出這個問題，它就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如果有一天連這個問題都不准問了，那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事情。

最後，既然談到「超越」，我想再談談「愛」，特別是博愛。這可能是超越精神的極致表現。懷抱著強烈受害者意識的群體的一個重大遺憾可能是忘記「愛」這件事。

那位伊麗莎白羅夫施耐德女士，能夠在十九世紀遠渡重洋到中國，為中國的婦孺提供醫療服務，而且不為財、不為權。那是愛心的表現。在台灣，其實也不乏類似的、為台灣奉獻大半生的西洋傳教士。當年的中國大陸，想必也並不罕見。

今天的中共國，則幾乎是和強調博愛的基督教福音背道而馳，強調戰狼，對外界充滿敵意、疑懼。

在世界諸文化中，哪一種文化會是最後勝出、被最多數群體接納者？

我認為最後的勝出者還是那最能彰顯博愛價值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