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外界觀察習近平的政策，常常產生一種強烈的困惑：中國原本已經依靠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為什麼如今卻不斷加強政治控制？民營企業已經信心不足，為什麼還要強化黨的領導？外國企業已對國家安全法規、反間諜調查及政策不確定性感到疑慮，為什麼還要繼續擴張安全管制？社會活力正在下降，為什麼不放鬆，反而更加集中權力？

如果只把這些政策解釋成權力慾、殘暴或愚昧，恐怕仍然不足。習近平未必不知道這些政策具有代價；他更可能認為：雖然代價很大，卻不得不做。真正需要理解的，正是這個「不得不」如何形成。

我想把它稱為一種「逼向專制的思維閉環」。

一、從家庭管教聯想到的問題

這個想法，最初來自我身邊觀察到的一件事情。

我們鄰居一對老夫妻，幫忙照顧一對孫兒女。男孫性情較暴躁，容易生氣、咆哮、跺腳，也顯得缺乏耐性。老妻有時忍無可忍，便嚴厲責罵，甚至拿竹棍抽打他。老先生加以阻止，有時連他也挨打。

妻子認為，孩子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先生太寵他；先生若阻止處罰，便是在縱容他的壞脾氣。先生的看法卻不同：孩子確實可能有情緒控制與性格上的問題，但成人如果也以憤怒、咆哮和暴力回應，實際上是在用同一種行為示範給孩子看。孩子從中學到的可能不是自我節制，而是：誰更有力量，誰便可以在憤怒時使用暴力。

然而，在衝突當下，這種道理很難說清楚。因為雙方不只對「應該怎麼管教」意見不同，甚至連「問題為什麼發生」都採取了不同的解釋。

妻子的解釋可能是：

孩子之所以越來越難管，是因為管得不夠嚴；而之所以不能嚴格管教，是因為有人袒護他。

於是，先生的阻止不再被理解為另一種教育方法，而被視為造成問題的一部分。假如孩子日後再次發怒，妻子反而更能證明：你看，果然是因為沒有狠狠處罰，他才會繼續如此。

這就形成了一個閉環：

孩子失控，是因為管得不夠；管教無效，是因為有人阻止；孩子繼續失控，更證明必須加強管教。

在這套思維裡，幾乎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嚴厲處罰可能有問題。即使處罰造成孩子更大的恐懼、敵意或反抗，也可以被重新解釋成孩子更加頑劣，因而更需要處罰。

當一種觀念能夠把所有反證都吸收成自己的證據，它便不再只是一項錯誤判斷，而成為一個封閉的認知系統。

這裡的家庭經驗，當然不能與一個國家的政治統治直接等同。但其中的認知機制，卻可能有值得類比之處。

二、習近平眼中的中國：不是開放不足，而是控制不足

上面老夫妻關於管教方式的爭執，也許可以引申到政治層面。政治雖然不同於家庭中的管教，但是，背後牽涉的思維模式卻可能有類似之處。對於習近平的政策路線，我常常覺得困惑。容我拿上述管教背後的思維模式來揣摩習近平，也許有可幫助理解的價值。

外界看習近平，常從改革開放的邏輯出發：中國的發展有賴市場、民營企業、外國資本、國際貿易、資訊交流及社會活力。既然如此，面對經濟下行，合理方向應當是恢復市場信心、減少政治干預、保障產權、放寬社會控制。

但是，習近平很可能並不是從這套因果關係理解中國的問題。

在他的認知架構中，中國近數十年雖然因改革開放而富強，卻也因此累積了另一組危險：資本擴張、思想西化、官員腐敗、社會組織自主化、網路輿論失控、外國勢力滲透，以及黨對經濟和社會的領導弱化。

換言之，外界認為中國的問題在於「改革不夠」，他卻可能認為問題在於「改革越界」；外界認為社會失去活力，是因為控制過度，他卻可能認為社會出現混亂，是因為控制仍然不足。

在這套理解中，蘇聯解體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模板。習近平多次把蘇聯崩潰歸因於理想信念動搖、黨的領導瓦解、軍隊失去政治忠誠，以及無人敢於抵抗。這種歷史理解，使他傾向相信：一個共產政權最大的危險，不是控制太多，而是控制鬆動；不是批評受到壓制，而是黨內無人堅守；不是市場缺乏自由，而是資本和社會取得了不受黨支配的力量。

只要接受這個前提，許多外界看來不可思議的政策，便會取得內在一致性。

整肅異議，是為了防止思想瓦解；控制網路，是為了防止顏色革命；監督企業，是為了防止資本操縱國家；清洗官員，是為了防止政治不忠；加強軍隊政治教育，是為了防止「槍桿子」在關鍵時刻失控；管制跨境流動，則是為了防止人才、技術、資金及敏感資訊流失。

從外部看，這些政策正在壓縮中國的活力；從習近平的內在視角看，它們卻可能是在堵住國家機器的漏洞。

三、思維閉環如何形成

這套思維並不只是「重視安全」。任何國家都必須兼顧安全，民主國家也會管制技術出口、間諜活動與外國干預。真正的問題在於：當安全概念失去清楚邊界，安全便不再是政策目標之一，而會成為吞噬其他目標的最高原則。

其閉環大致經歷以下幾個環節。

第一，先把複雜問題安全化

經濟成長遲緩，原本可能涉及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人口老化、消費不足、民企信心下降與政策干預過度。但在安全化的思維中，這些問題很容易被重新描述為外國圍堵、資本無序擴張、金融風險、技術外流或幹部不作為。

一旦問題被安全化，解決方法自然不再以自由化和制度改革為主，而是調查、整頓、審查、管制與集中領導。

第二，把不同意見轉化成忠誠問題

如果有人認為控制過度，主張放鬆管制，他所提出的便不再只是一項政策意見，而可能被懷疑為立場不穩、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甚至替外部勢力說話。

這與家庭衝突中的思維十分相似：阻止體罰的人，不再被看作提出另一種教育方法，而被認為是在袒護孩子，是幫助製造問題。

在政治體制中，這種轉換尤其危險。因為一旦政策爭論被轉化成忠誠審查，官員最安全的選擇便不再是提供真實資訊，而是表態支持最高領導人的判斷。

第三，強制政策製造新的問題

高壓治理可能造成民營企業不敢投資、地方官員不敢決策、知識分子沉默、外國企業降低曝險、人才與資金尋求外移。政策越強硬，社會信心反而越弱。

中國官方數據顯示，2025年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雖增加19.1%，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卻下降9.5%；2026年第一季又同比下降7.3%。這不能簡化為「所有外企都逃走」，因為中國仍有龐大市場和產業供應鏈，高科技領域也仍有部分投資增長；但它至少顯示，企業數量增加與實際投入資本下降可以同時存在，外資態度正變得更審慎（中國商務部2025年資料、2026年第一季資料）。

第四，把政策後果解釋成敵對勢力的證據

企業撤資，可以被解釋成外國資本不可靠；人才外流，可以被解釋成國家安全風險；官員消極，可以被解釋成忠誠不足；社會不滿，可以被解釋成境外勢力煽動；國際批評，則被解釋成西方害怕中國崛起。

於是，政策造成的後果，反而成為政策正確的證據。

如果外企因國安法規的不確定性而撤離，正常的反思應當是：法律是否過於模糊？企業是否缺乏可預期性？但閉環思維的答案可能是：這些企業果然只想從中國獲利，卻不願服從中國的安全要求，因此更應加以防範。

第五，以更強控制處理控制造成的問題

到了這一步，整個系統便進入自我強化：

管制引發不安；不安造成撤離；撤離被理解為不忠或滲透風險；於是再擴大管制。

這就是「逼向專制」最重要的機制。並不一定有人在一開始便完整設計了極權國家；而可能是每一次遇到問題，都採取增加控制的方式。控制造成新問題，新問題又要求更多控制，最後便逐步走向極權。

四、「保護」如何轉化成限制

新公布的出入境規定，正好呈現這種治理語言的特徵。

官方論述強調，新制度是為了保護中國公民免受海外戰亂、詐騙、犯罪與其他風險，並建構「事前預防、事中管控、事後救助」的治理體系。這些目的並非全無合理性。問題在於，當國家從提供風險資訊，逐漸走向查詢出境理由、審查相關資訊、勸阻旅行乃至禁止出境時，「保護公民」與「控制公民」之間的界線便可能日益模糊。

在自由社會裡，政府通常告知人民風險，最後仍由人民決定是否承擔；在家長式威權體制中，政府卻可能認為：因為人民未必能作出正確選擇，所以國家有權替他決定。

同樣地，「防止技術外流」具有一定的國家安全合理性；但如果什麼是技術安全、什麼行為可能危害國家利益，都由行政部門作高度彈性的認定，而當事人又缺乏有效、獨立、及時的司法救濟，那麼護照與簽證便只代表具備旅行文件，不再代表人民可以合理預期自己能夠離境。

真正危險之處，不只是政府限制了多少人，而是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可能成為下一個被限制者。不確定性本身便會產生服從：人們為了避免觸碰看不見的紅線，會主動減少交往、言論與行動。

這正是極權控制比一般法律處罰更深的地方——它不必處罰所有人，只要讓所有人知道自己隨時可能被處罰。

五、習近平為什麼可能認為自己「不得不如此」

我們不必假定習近平對所有後果都毫無所知。他可能知道外資信心下降，也知道青年失業、地方財政困難與民營企業不安。但是，在他的優先順序中，經濟損失或許仍比不上政權失控的危險。

如果一位領導人相信：

西方國家的根本目標是削弱乃至顛覆中共政權；

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也是西方滲透的工具；

民營資本、網路平台、知識分子及社會組織都可能成為政治挑戰力量；

蘇聯的滅亡是因為黨放棄鬥爭、鬆懈控制；

自己肩負民族復興與維護中共統治的歷史使命；

那麼，他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即使控制造成經濟損失，也不能因此放棄控制。因為經濟衰退仍可能挽救，政權一旦崩潰，便什麼都沒有了。

更進一步說，習近平未必把專制當成迫不得已的「惡」；他甚至可能認為，集中統一領導本來就是中國制度優越性的來源。外界所謂的權力過度集中，在他的語言裡可能叫作「維護黨中央權威」；外界所謂壓制言論，可能叫作「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外界所謂控制人民，則可能叫作「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語言完成轉換以後，專制便不再以專制的面貌出現，而是以責任、安全、秩序與歷史使命的面貌出現。

六、閉環最危險之處：它會摧毀修正能力

任何政府都可能犯錯。民主制度的價值不在於不犯錯，而在於容許反對者指出錯誤，讓媒體揭露後果，讓選舉更換決策者，讓法院限制行政權力。

專制體制最大的問題，也不只是領導人比較容易犯錯，而是錯誤很難被承認。

當所有政策都與最高領導人的權威相連，承認政策錯誤便可能等於否定領袖；當不同意見被理解為政治不忠，提供壞消息便成為危險行為；當官員知道上級期待什麼答案，資訊就會在逐級上報時受到篩選和美化。

領導人最後看到的世界，可能正是他自己希望看到的世界。他相信敵人無所不在，下級便不斷提供敵人活動的證據；他相信整頓卓有成效，下級便回報整頓成果；他相信人民衷心擁護，社會不滿便只能被解釋成少數人受境外勢力煽動。

如此一來，權力越集中，資訊可能越失真；資訊越失真，領導人越感到局勢危險；越感到危險，又越需要集中權力。

最終形成的閉環是：

恐懼導致控制，控制摧毀信任，信任流失產生消極與反抗，消極與反抗又證明恐懼是正確的。

這不只是一套思想錯誤，而是一部能夠自行運轉的專制機器。

七、不是性格診斷，而是制度分析

我們不必把這一切歸結為習近平個人的精神狀態，也不宜隔空診斷他是否具有某種心理疾病。即使他確實具有強烈的不安全感、使命感或控制傾向，真正使這些傾向變得危險的，仍然是制度。

如果有新聞自由，政策後果就比較難被掩蓋；如果有黨內競爭，其他領導者可以提出替代路線；如果有獨立司法，國家安全權力便受到界定；如果領導人必須定期交出權力，他也比較難把自己的判斷永久化為國家命運。

相反地，當權力高度集中、任期限制被打破、媒體與學術受到控制、黨內異議逐漸消失時，領導人的認知閉環便會變成整個國家的政策閉環。

因此，問題不只是「習近平為什麼這樣想」，而是：為什麼一個人的想法可以如此徹底地支配十多億人的生活？又為什麼即使政策後果日益明顯，體制內仍缺乏有效的修正機制？

這才是理解中國走向專制的真正核心。

八、結語：專制不一定源於自信，也可能源於恐懼

我們經常把專制者想像成自信、強大而冷酷的人。但許多專制行為，恰恰可能源於深層的不安全感：害怕失控、害怕背叛、害怕人民作出錯誤選擇，也害怕一旦稍微放鬆，整個秩序便會崩潰。

於是，控制者會說：我不是想控制，而是不得不控制；我不是不相信人民，而是人民容易受騙；我不是拒絕不同意見，而是敵人正在利用不同意見；我不是破壞開放，而是在保護國家安全。

問題在於，當所有限制都能以安全為理由，所有反對都能被解釋成威脅，所有政策後果又都能轉化成加強控制的證據時，專制便不再有停止點。

這或許就是習近平政策路線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他未必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把中國變成一個更加封閉的國家；他可能只是每次面對問題，都認為必須再多控制一點。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不得不」，最後所抵達的，正是一個幾乎無所不管的極權體制。

專制有時不是一步跨入的深淵，而是一條由恐懼、合理化與自我證成鋪成的道路。走在其中的人，每一步都可能覺得自己是在解決問題；直到回頭時才發現，他所消滅的或許不只是風險，也包括一個社會原本具有的信任、活力、自由，以及自我修正的能力。

本文以習近平作為討論的焦點人物，但是思維閉環的問題，很可能有文化背景、時代背景。換言之，不是習近平一個人有那樣的思維閉環，而可能是有相當多的人都持類似的、閉環性的思維模式。而許多人的類似思維模式，支撐著這套體制與趨勢。習近平作為領導人，本來應該帶領眾人擺脫這種思維困局，但是，他卻可能因為特殊的經歷而比一般人更深陷思維困局中。這可能是當前中國危機的一個重要癥結所在。

如何讓人們意識到這種思維閉環問題，並且重新檢討這種思維模式，對當前中國具有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