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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2/06 15:07:39瀏覽433｜回應2｜推薦7 | |
壹、前言
“戀殖”這個詞，我其實也是最近才看到。不過意思應該還是很明顯的，就是指對殖民統治的眷戀情感。在台灣，一般是指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這段歷史的眷戀情感。因為部分台灣人（主要是本省人）似乎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抱持相當肯定的評價，甚至還表現出對那段殖民統治的時期的眷戀之情。這對另外一些人來說，特別是抱持反日、仇日情懷的人（可能多數是外省人，但也有部分本省人持此種態度）簡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從而，後者對前者這種眷戀情懷有強烈的不以為然，於是也就出現了這裡說的“戀殖批判”。
批判“戀殖”心理，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殖民主對被殖民的民眾通常抱有歧視心理，並且常常藉著壓榨被殖民者以獲得超額利潤。被殖民者崇拜曾經的殖民主、眷戀被殖民狀態，當然顯得很奇怪。是不是出於某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值得玩味。基於對人的“主體性”的強調，戀殖心理是有值得被批判之處。
但是，台灣民眾中究竟是不是存在這裡所謂的“戀殖”心理？某些人的親日、崇日態度究竟是不是適合稱為“戀殖”？或者，哪些表現比較是屬於崇拜、親善過當？鑑於此等批判的道德價值意涵，這些問題很需要細部釐清，不宜籠統論述。
貳、為什麼戀殖？
容我先試著去理解究竟為什麼台灣會出現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肯定評價或眷戀情懷。我試列出如下的幾個方面的理由。
一、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確實對台灣進行了顯著的建設，帶來明顯的進步，至少讓部分人活得更體面、覺得更有尊嚴。這可能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也需要再加以申論。
二、日據時期的後期，台灣經濟已經逐漸改善，社會也達到一定程度的穩定。而相對於光復初期，台灣民眾很可能會覺得日據時期的生活水準更高、更好，並因此產生“相對被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以及對外省人或所謂中國人的不滿或歧視。
三、台灣民眾在光復之初，不僅可能在經濟生活上產生“相對被剝奪感”，在尊嚴感、自我價值感上也可能出現類似的負面感覺。具體來說，日殖後期，確實開始了改善人權的部分措施；而光復初期，出於國共內戰等的考量，也可能是因為當時國軍的習性因素，台灣人權狀況也確實比較糟糕（不管二二八事件中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關押）。再說，台灣民眾在被日本殖民統治的時候，可能會自動把對統治者的期望降低；而在光復以後，則可能會提高對政府的期望。這是由於台灣民眾認為回到祖國的懷抱後應該可以享有更高的地位與待遇，而在敵人的統治下，自然知道很難享受到什麼權利。
四、台灣作為中國的邊陲地區，對中央政府的認同感很可能也相對偏低；台灣的開發歷史也讓台灣與中國大陸存在某種心理隔閡。反之，作為邊陲地區，台灣民眾很可能較容易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而比較不會像韓國人那樣拒斥日本統治的心情（韓國人大體較少邊陲心態）。從而，台灣民眾在日本政府殖民後，也比較不會那麼負面評價被殖民的經驗。
五、社會心理學上有所謂"近因效應"(recency effect)，也就是人們的關注容易聚集於近期發生的事件，也因此會放大近期事件的意義強度。台灣民眾很可能對於日據時期（特別是初期）發生的悲劇，已經比較淡忘，而對國民政府來台後的“暴政”記憶較強烈。尤其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隔閡，部分轉化為藍綠對立，而迄今猶未完全消失，也會讓部分台灣民眾因此相對美化日據時期的記憶，並且甚至因此緬懷“美好昨日”。
六、在主觀的比較評價裡，可能還摻雜著一種可稱為“倖存者偏誤”(survival bias)的效應。大體上，倖存（取廣義）下來的群體所經歷到的比較是成功的、幸運的、美好的經驗，而較少經歷負面經驗（經歷負面經驗者可能已經消逝，故難以反映屬於他們的感受）；而且，倖存者也可能有意無意地想要忘卻所見到、聽到的他人的負面經歷。又或者，有負面經歷而倖存者也可能較少發聲的機會（可能地位偏低、教育程度較低）。最後，某種較正面的記憶較容易成為主流敘事。我們或可以這種效應來理解部分台灣民眾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正向評價。
七、日本在戰後的復興快速，至今在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方面都仍然表現卓越。讓人佩服之餘，也會對其殖民時期的作為傾向給予肯定評價。
八、當前的地緣戰略形勢，使台灣需要與日本發展戰略夥伴關係。這種形勢也容易使部分台灣民眾親日，並且投射到對日殖時期的回顧評價上。
理論上，“倖存者偏誤”的效應應該也可以用在台灣民眾對國民政府統治的評價態度上。我以為，這種效應很可能事實上已經發生。也就是說，對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台灣民眾也可能會在集體記憶中予以美化。不過，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民眾的殺戮顯然遠多於國民政府，“倖存者偏誤”的效應很可能更適用於對日本殖民政府的評價態度上。
這裡，我再對前述第一項做些補充說明，也就是再談談日殖時期的一些進步建設。日殖統治，手段確實很殘暴，但是，也確實開始了一些重要的基礎建設。而後續國民政府來台灣後的建設，其實多是以之前的建設為基礎。之前的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措施--如衛生所的設立、下水道設施等；市街改正；鐵公路交通、水利設施；糖業生產改良與其他工業生產；民意代表選舉、民營報紙的發行、民間社團的組織...等。這些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對於後期國民政府來台的繼續建設，起到重大作用。不僅是帶動了經濟成長，很可能也促進了公民意識，一種有尊嚴感、參與感的身份認同。我以為，當初先總統蔣公決定將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灣，很可能部分也是考慮到台灣具備較良好的基礎設施這個優點。
臺灣選舉歷史自1935年舉行的州、市、街、庄議員選舉開始，當時官派及民派議員各一半的兩次協議員選舉。依據當時國際上的民主選舉慣例，選舉人設有性別與財產的限制，此條件對當時的臺灣略為嚴苛（年滿25歲男性，年納稅額五日元以上，400萬臺灣民眾裡面，合乎資格公民者僅為28000人）。日據時期的台灣基層選舉共舉行兩回、州議員選舉也是兩次（間接選舉），時間分別是在1935、39；36、40。雖然這種選舉還是非常有局限，但是，至少對於那些參與了選舉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非常不同尋常的經驗，會讓人覺得自己是國家的公民，而不再只是被役使的工具了。嚐過這種滋味的人，會對國家有不同的認同感。
上述這些改變，也許只惠及部分台灣民眾，甚至只是少部分民眾，但是，它很可能像是一個火種，激起民眾的想像與期待。即使只是部分民眾，這個火種也還是很難熄滅，台灣社會也很難再往倒退的方向走。
以台中霧峰林家的林獻堂先生為例。他曾經是抱持漢人民族主義思想的漢人菁英，期待台灣重回中國懷抱。但是，經歷了台灣光復初期的混亂，特別是各種失序與派系鬥爭，大概讓他心寒了，所以最後還是出走到日本去了，再也沒有回到台灣或中國大陸。類似的例子恐怕不只一樁。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究竟牽涉到多少人，恐怕永遠也無從確定。但是，它造成的心理衝擊，範圍顯然極大。許多台灣民眾恐怕都受到極大的驚嚇，形成心理陰影，而且可能造成深沉的省籍隔閡，甚至是仇恨。事實上，之後的台灣其實也還長期存在一定程度的省籍間的機會不平等狀態。譬如在軍公教和媒體等工作領域，國民黨人、外省人隱然享有較佳的任用、升遷機會。這些都難免影響到不同省籍間的融合，從而也影響到部分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評價。
也許有些人會為國民黨政府辯護，質問說：難道日本殖民統治者就會公平對待台灣民眾？我當然相信日本殖民統治者也並不會公平對待台灣民眾。在就學和在政府部門的就業機會來說，本省人當然也不能和日本人享有平等地位。不過，我以為，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府和對日本殖民政府很可能抱持不同的期待。從而，會造成“相對被剝奪感”。也就是說，因為期望較高，所以失望也更大。
有人說，國民政府來台以後的各方面建設，體量遠大於日據時期，試圖以此來論證親日心態的不合理。但是，建設體量的大小不完全能夠等於對社會發展貢獻的大小。我們常常說的“第一桶金”，或者說，從無到有，其重要性大體不在於其體量，而比較是在於其破冰效果。日殖統治在一些基礎建設方面，很可能具有類似第一桶金或從無到有的意義：提供了讓台灣走向工業化、商業化的基本條件；而且，先讓一部分人體面起來了。
我當然還可以引述更多關於日殖統治時期的建設及其產生的社會效益。不過，我覺得意義已經不大。重要的是，有些人可能抱持某種預存心態，偏向忽視、否定這些建設的事實及其意義。事實上，我自己也曾經是這樣的心態。不過，此刻的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這種預存心理本身是有問題的，特別是會使我們的社會發展容易陷於停滯。
以上，我試著列出了我以為的可能促成戀殖的原因。我絕無意宣稱戀殖具有普遍的正當性。世界從來是以多元價值的狀態在運轉。異己群體之間，在不損害基本人權、普世價值的前提下互相體諒、包容彼此不同的觀念、想法，我以為是有必要的。所以，即使是要批判戀殖心態，也很需要有節制，不宜籠統否定，也要避免過多的情緒介入。這是維護社會和諧的重要環節。
參、戀殖批判的背後
回到關於戀殖心理這個議題。基於以上所述，其實，所謂戀殖心理可能並不是那麼非理性的價值判斷。雖然可能還是有一些人的態度可能過當，但是，並不是所有那些親日或肯定評價日殖的態度都有問題。
有些人常愛使用“漢奸”之類的詞彙來辱罵那些親日人士。我對此不以為然。說難聽些，多數漢人的祖先都曾經在蒙古統治、滿清統治期間做了所謂“漢奸”。能夠不做漢奸而還可以過上好日子的人，應該慶幸，但是不宜去辱罵其他人。更重要的是，民族主義價值不宜超越民主主義價值。把對“中國”的國家認同視為天經地義的人，可能需要深刻檢討“中國認同”究竟是怎麼回事。想想看，哪天如果有異族再度統治了中國，並且沿用了“中國”這個稱號；又或者中國經過了國家解構與重構，換了國號，我們要怎麼看待、反應這種事情？
我無意宣稱“戀殖”完全不是問題。但是，過度強調“戀殖”議題，多少是在試圖把當今綠營較親日的政策立場全面否定或抹黑。對此，我以為至少是有待商榷的，或者是不宜的。
之所以有些人會傾向否定日殖統治時期的建設，道理不難理解，因為我們有些人（外省人居多）先就把日本人視為寇讎。畢竟，一百多年來，中日之間經歷過兩次戰爭，而且都是由日方先發動。（如果包括八國聯軍之役，也可以算是三次。不過，這次的戰爭責任比較不明確。）所以，中國人仇恨日本。由此出發，當然很難平心靜氣客觀承認日本對台灣的建設成就。
不過，當年的日本軍政府，固然野心勃勃，而且有很強的暴戾征伐性格，這並不表示日本政府一無是處，也不表示日殖統治和台灣社會的發展絕無共同利益可言；很可能也不表示，日本人中、政府官員中無人有誠意建設台灣。如果我們不願意客觀審視事情性質，而總是順著既有情緒、成見去看事情，不但是會做出不恰當的評價，也可能會誤導我們對事情的反應。
“我群中心”思維與集體“自我防衛”心理，很可能在這時候起作用，影響我們的認知與判斷。我們可能會覺得，承認日本在台灣的建設、發展中有積極貢獻，甚至是重大貢獻，會讓我們很不自在，會帶來認知不諧(cognitive dissonance)，會讓我們覺得自尊心受到傷害。所以我們傾向否認這種事實。從而，我們容易過度負面評價日本殖民的歷史。這就有點類似中共與很多大陸民眾傾向否定英國政府對香港的建設貢獻。現在，香港的情況明顯變得很糟糕，這恐怕正是不願意肯定並延續港英政府的政策與措施的結果。不僅是經濟方面的政策，更重要的可能是政治、法律方面的政策，尤其是關於基本人權的政策。
這裡，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我群中心思維與自我防衛心理會讓我們看不見自己的問題。我們醜化別人，尤其是敵人；反之，我們美化我群。從而，我們看不到自己的(深層)問題。我們自己的問題被我們自己忽視或掩蓋了，被諉過於他人了。如此，我們就不容易藉著改變有問題的行動模式而獲得進步。
肆、我群中心思維與集體自我防衛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曾經直白指出，中國社會缺少“互信”。這很可能是一種最深沉的社會結構弊病。不過，我嘗試指出，“整合”(integration)的問題才是每個社會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社會各部分之間的協調與否的問題。互信低落很可能只是社會整合不良的一種結果。是因為整合不良，所以互信低落（當然，互信低落又會進一步使社會整合出問題）。問題是，社會整合問題究竟要如何解決。這很可能是從古至今從未能獲得完善解決的困擾，但是不同社會之間在社會整合問題上仍然可能有顯著的程度落差。
20世紀的中國，社會整合問題很可能是非常嚴峻的。內戰頻仍、政府不穩定、缺乏有足夠威信的領導人、社會凝聚力弱、經濟衰蔽等就是整合不良的重要指標。其原因首先是生產方式落後與普遍的貧窮、人際之間的地位不平等、專制體制造成的宰制，乃至父權體制等，都容易造成社會整合的困難；而巨變過程也帶來更大的混亂、失序與整合問題。於是，中國陷入了頻繁的戰爭、混亂。這種局面，卻又促成進一步的專制體制。因為人們通過慘痛經驗而越發相信：中國社會一放就亂。
但是，專制體制本身就是一種低度整合下的統治模式（因為整合度低，所以更容易依賴專制體制）。它維持了某種程度的社會整合，但是，也讓社會整合模式限制在某個特定水平，難以昇華。西方民主國家提供了新的整合模式：在較自由、民主的集體行動原則下，社會達到了新的整合境界。
在中共的宣傳裡，拒絕相信西方民主國家的整合境界較高，而持續強調西方國家的混亂、犯罪問題。但是，這種宣傳無法解釋為什麼移民潮還是不斷地湧向西方民主國家，而不是相反。
事實上，情況很可能是：西方民主國家較願意袒露本國的犯罪問題，而專制國家則致力於隱瞞問題、美化自己。但是，人民用腳投票，表達其終極優劣判斷。
西方國家的社會整合當然不是沒有問題，否則也不會留給中共攻擊的口實。但是，除了因為言論自由、乃至行動自由，使得某些混亂現象容易存在並曝露外，部分是因為西方國家接納了許多移民與非法移入者。這部分人口顯然增加了社會整合的困難，製造了混亂、犯罪、流民...等問題。而中共則藉此抨擊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事實上，我以為這種抨擊背後隱藏著自我防衛心理：為要合理化專制體制的統治，所以必須致力攻擊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不管西方國家究竟是不是問題重重，重要的其實是中國自身有沒有自我批判、自我改進的可能。
自我防衛心理無所不在。每個人、每個社會都藉著自我防衛來維護心理的健康、維護自我的一貫。但是，過當的自我防衛卻會使人陷入固步自封、抱殘守缺，以致於發展停滯。傳統中國社會很可能就是因為過度自我防衛、抱殘守缺，以致於遠遠落後於近代西方，甚至落後於比較願意效法西方的日本。
這裡，我以為專制體制與集體自我防衛似乎存在某種聯結。專制體制容易縱容集體自我防衛的行動。以清末義和團之亂為例，那就是一場基於集體自我防衛心理而出現的暴亂。義和團扶清滅洋、攻擊來華傳教的教會，背後大體就是想要維護既存的體制、既存的文化認同。但是，維護行動出之以攻擊異己群體，卻引來對方的強烈反擊。最後是讓我群受到嚴重損害。其實，義和團之亂只是較顯性的自我防衛行動。自我防衛行動可以以複雜、多樣的形式發生。
抗日戰爭過程中，國民黨政府和美國之間形成了暫時的軍事同盟立場。但是，後來卻爆發了所謂史迪威事件。此處無法細究事件原委。但是，雙方會爆發嚴重摩擦，部分原因還是和自我防衛有關。這裡有蔣介石、杜聿明個人的自我防衛，也有屬於中國人面對美國人時的集體自我防衛。杜聿明將軍為了表示不服從史迪威的指揮，強行要求國軍北撤。卻在野人山、胡康谷底陷入困境，死亡無數。這個決定裡，顯然有不合理的成分。更多是情緒化的反應，對美國人史迪威欲指揮中國軍隊所產生的不滿情緒反應。
在此，重要的是，史迪威事件的背後也還是隱藏著專制體制的作用。杜聿明將軍對老蔣個人的服從顯然已經超過他作為軍人對於直接上級應該保持的服從程度。而這就是專制體制下的人際關係模式。如果在1944年6月，西方諸盟國聯軍欲進行歐洲登陸作戰，而各國的軍隊都只是唯本國指揮官命令是從，艾森豪將很難指揮這樣一個四十萬人的大軍協同作戰。最後的結果也就很難如此良好。
在清朝康熙初年，清廷爆發了修訂曆法之爭。主持修訂曆法的傳教士湯若望及其副手一干人等被判決處死，且還是磔刑，最後康熙力保，湯若望一人倖免一死，卻也再難久活。這裡面，顯然也有集體自我防衛、抱殘守缺、阻擋進步的問題。
上述都只是舉例。我相信我們可以找出無數案例，來指證這種集體過當的自我防衛所帶來的、對集體的不良影響，以及這種集體自我防衛背後的專制體制的作用：對權力的畏懼與服膺，讓人無法更理性地判斷行動之應然。
對權力的畏懼以及有權力者為維護權力而灌輸給集體的對外印象，強化了集體自我防衛之必要感與正當性，卻也造成集體固步自封的心理傾向。自我防衛，使我們無法較客觀、公平地審視並且對待外部的人與物。最後的結果，卻往往是損害集體自身。
戀殖批判，應該有，但也必須有節制。當戀殖批判被過當的集體自我防衛心理推動時，它所造成的問題可能不下於戀殖心理本身。當今中國大陸正在經歷一股反西方、反日本的風潮，這股風潮，和百餘年前的義和團風潮其實有類似之處，都帶有非理性自我防衛的味道。中國人應該超越這種心理，社會才能走上康莊大道。既然有人戀殖，中國人更應該藉機反省、檢討中國自身：為什麼有些人肯定、眷戀異族殖民統治者，而寧願疏遠“自己人”？而台灣的戀殖批判，也要注意背後有沒有這種集體自我防衛的作用，乃至有沒有中共認知作戰的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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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